疫苗之殤何解_風聞
大觉山将军-女权学家孙大虎2018-07-23 03:13
近日,媒體爆出疫苗造假事件無疑給公眾扔了一個重型炸彈,億萬國民原本傷痕累累的內心,又一次被狠狠捅了一刀。
疫苗事件帶來的有哪些問題?
疫苗事件的根本原因在哪裏?
今天我們通過三國裏的一些故事分兩點來展開討論。

一
看三國的時候,多數人都有一個想不明白的細節。當鄧艾帶着他的幾千殘兵,出現在成都城外時,劉禪為何輕而易舉的打開了城門?
景耀五年(262年),姜維再一次率眾出征,碰到鄧艾,無所收穫,只得回駐沓中。累計算下來,姜維已經九次北伐了。多次征戰的結果是,功績不立,國家空虛。再加上宦官黃皓弄權於內廷,競爭對手右大將軍閻宇奪權心生。姜維對朝廷產生了不信任,不敢回成都。第二年,姜維上表,説鍾會在關中治兵,意圖很明顯,我們應該派出張翼廖化等大獎,駐紮邊關,以防不測。黃皓説這事不一定是真的(恐怕劉禪也認為不一定是真的吧),因此蜀漢並未重視。等到鍾會鄧艾和諸葛緒大舉進軍的時候,朝廷才反應過來。才一個多月的時間,邊關多處失守,姜維只得和前來救援的張翼廖化合力拒守最後一關——劍閣。當姜維和鍾會在劍閣對峙時,鄧艾帶着他的小分隊從陰平小道繞到了後方綿竹。面對這支從天而降的部隊,綿竹的諸葛瞻(諸葛亮兒子)被打得措手不及,鄧艾得以長驅直入,來到成都。等到姜維收到投降的敕令,士兵都氣得拔刀砍石頭。
這個細節裏面,刨去一些偶然因素,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信任的缺失了。一方面是姜維所率領的主力部隊對朝廷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面對鄧艾時,無論是劉禪,還是文武百官,或是百姓民眾,對劍閣部隊的回救能力都缺乏信任。
如此一來,兩代人經歷幾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基業,一年之間就土崩瓦解了。
我們再來談談疫苗事件帶來的後果。顯而易見的直接後果就是接種兒童有一定的概率出現意外,國內疫苗產業可能受到不小的衝擊,防疫接種機制可能受到抵制等等。然而,最嚴重的後果莫過於公眾對國產產品甚至對政府的信任降到冰點。我們一定還記得,上一次的奶粉事件帶來的是什麼。是公眾寧願冒着走私的風險也要購買國外品牌奶粉,是香港同胞埋怨大陸同胞買光了他們的奶粉,是國內奶粉產業陷入低迷。如此一些列現象,無一不折射出公眾對國內事物的信任已經被摧毀。
哲學上有一種觀點,人類社會要建立一個有序的世界是千辛萬苦的,要破壞一個美麗的世界是輕而易舉的。自然科學裏面有一個熵增原理,在一個系統內要獲得一定數量的可用資源,必定要從另一個系統消耗更多的可用資源來彌補。建造一座房子要經年累月,消耗人力物力,而破壞一座房子,只需要一台挖掘機或者一顆炸彈。我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路上,眾人不辭辛苦,你一磚我一瓦的勞作,卻再一次有人點了一顆炸彈。那麼,要抵消這顆炸彈帶來的破壞,我們又要花多少精力和時間來修復呢?
美國在50年代也曾經經歷過疫苗事件,民眾恢復對疫苗的信心花了60年,甚至到今日,仍有人抵制接種機制(良好的接種機制能有效的阻止傳染病的爆發,這點毋庸置疑)。我們國家建立之後,經歷了幾十年才辛辛苦苦建立起的防疫機制也會像蜀漢一樣土崩瓦解嗎?但願不是這樣的。
二
我們都知道,三國的孫吳最後被司馬炎滅了。談到被滅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內廷爭權,部將(包括山越等蠻夷)反叛。孫魯班,孫竣,孫綝等這些宮廷狗血劇我們暫且不説。就説説孫吳部將反叛的事。
據不完全統計,末代君王孫皓的任期內發生過這些反叛:
1)寶鼎元年(266年)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聚眾謀反,劫持了孫皓的弟弟孫謙,還損壞了孫皓他老爸孫和的墓葬,一路吹拉彈唱直奔南京城,幸得諸葛靚(曹魏諸葛誕的兒子)鎮壓才有驚無險。
2)建衡二年(270年)春,原本派出去攻打交州晉軍的李勖,走到半路,卻殺掉自己先鋒部隊的馮斐,拉着部隊回來了。等同於反叛。
3)鳳皇元年(272年)秋,朝廷徵召西陵守將步闡,步闡抗旨不遵,還連人帶城一起降了晉。派出陸抗攻打,才得以平息。
4)鳳皇二年(273年),會稽盛傳謠言,章安侯孫奮要做天子。會稽太守為了減輕自己治理不力的罪行,舉報了臨海太守奚熙,説他給自己寫信時妄議朝廷。兩位太守都被收押,一時之間地方長官空缺。朝廷派出一個二十五人的巡視組到各州郡,這二十五個人居然都逃亡了。
5)天璽元年(276年)秋,京下督將孫楷叛變。
6)天紀元年(277年)夏,夏口督將孫慎叛變。
7)天紀三年(279年)夏,原本駐紮在廣州的督將郭馬,因為老上級死了之後,自己沒有升官,於是聚合部將造反,交州廣州各郡縣接連失守。孫皓派出陶睿陶璜等多支部隊鎮壓。陶睿行軍至武昌時,恰逢晉國大部隊大舉壓進,只得停駐不前。
8)天紀四年(280年)陶睿從武昌回到南京,孫皓讓他彙報工作。他説晉國的船隻都很小,我只要兩萬兵力加一些大船,就沒問題。孫皓立馬給船又給人。臨近出發前一晚,士兵居然都逃跑了。這一年孫吳滅亡。
也許大家都説孫皓本來就是個荒淫無道的人,而且後期孫吳本來就風雨飄搖,手下反叛是很正常的事。那麼我們再來看看孫權任期內的反叛:
1)建安九年(204年),孫權的弟弟丹陽太守孫翊被手下所殺。
2)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劉備籌劃夷陵之戰,武陵等地的蠻夷,在馬良的金錢和官職誘惑下,悉數反叛,並且派出兵力幫助攻打孫吳。
3)黃武元年(222年),曹丕要求孫權送太子孫登去洛陽做人質,孫權當然不同意。本來贏得了夷陵之戰他,是有資本和曹丕叫板的。但是碰到揚、越之地的蠻族又在鬧事,只得又結盟於病牀上的劉備,共同抗曹。
4)黃武二年(223年),戲口守將晉宗殺掉王直,拉着部隊投靠了曹丕,曹丕任命他為蘄春太守,屢次騷擾孫吳。
5)黃武四年(225年)冬,鄱陽的流氓彭綺拉幫結派,自封為將軍,攻破了周邊好幾個郡縣,兵力達到上萬人。
6)黃武五年(226年),以全琮為東安郡太守,討伐山越。(説明又反叛了)
7)黃龍三年(231年),派太常潘睿率兵五萬征討武陵蠻夷。(這兵力規模説明反叛很大)
8)嘉禾三年(234年)秋,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伐山越(又又反叛了)。冬,太常潘睿終於搞定了武陵蠻夷。年還沒過完,廬陵李桓、羅厲等又造反了。這一波孫權派出大將呂岱,花了兩年時間才搞定。
9)嘉禾五年(236年),前面的事剛搞定,鄱陽的流氓彭旦(估計和前面的彭綺是親戚)又鬧起來了。
10)赤烏二年(239年),孫權派出蔣秘南征蠻夷,蔣秘的手下廖式卻殺掉沿路的地方官,自稱將軍,然後率領部隊攻佔了一大片地盤,人數達到幾萬人,整個交州震動。孫權只得派出呂岱和唐諮,花了一年多時間才擺平。
11)赤烏五年(242年)秋,派遣將軍聶友等,帶兵三萬征討海南島(這規模也不小)。
12)赤烏八年(245年),陸遜去世,將軍馬茂造反失敗,夷三族。
孫權相對於孫皓來説,高了不止一個檔次吧?連曹操都有“生子當如孫仲謀”的感嘆。可是孫權的任期內,造反的次數比孫皓時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可見,領導人的英明與否於此無關。
在我個人看來,孫吳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反叛,本質在於中央集權和地方自治沒有分配好。孫吳的主要作戰部隊,都分散在將領手中,朝廷能直接掌握的部隊非常有限。。通常一隻部隊都是在主要將領之間繼承,比如西線的周瑜,魯肅,呂蒙,陸遜等等。而這些主要將領下面的將領多是父亡子承的模式。有個故事可以説明這點:呂蒙掌管西線部隊時,周邊的成當、宋定、徐顧三位將領死掉了,後代又很年幼。孫權想讓呂蒙接管他們的部隊,呂蒙不但拒絕了,還請了幾位老師輔導這三位將領的子弟,培養他們接班。
可見這種觀念在孫吳是根深蒂固的,這導致的結果就是部隊私有化。當碰到大的戰事時,很多將領可能想的就是保全自己的利益。赤壁之戰前夕,為什麼那麼多的人勸孫權放棄抵抗?魯肅當時就對孫權説得很直接,他説大家都勸你投降,無非是不想自己碗裏的東西打翻掉,我也可以投降,我投降之後無非是回到老家,憑我的才能曹操仍然會給我個一官半職,我一樣可以過的很好。但是主公您呢?您投降了,曹操給您個什麼位置?
孫權幸得有周瑜,魯肅,呂蒙等這些心懷大義的忠臣,以至於三國前期舞台上,他是那麼的耀眼。但是這些大忠臣亡逝之後呢?沒有合適的機制來調配部隊力量,任何一個將領私心重一點,帶來的就是無止境的反叛。
回到疫苗事件上。
十年前有三鹿奶粉事件,今天有疫苗事件,我們慣性的認為這是特定行業的人私心過重,道德淪喪導致的。那麼誰又能保證明天不會再有其他事件呢?僅僅只能靠某個行業裏類似於周瑜,魯肅這樣的人來把握良心底線嗎?如果他們換崗了,退休了呢?
我們再延伸一個小故事:
東周時的晉國苦於小偷太多。有一個叫郗雍的人,能看出小偷的相貌,看他們的眉目之間,就可以判斷他們是否是小偷。晉侯叫他去查看小偷,千百人中不會遺漏一個。晉侯大為高興。告訴趙文子説:“我得到一個人,全國的小偷都沒有了,何必用那麼多人呢?”文子説:“您依仗窺伺觀察而抓到小偷,小偷不但清除不盡,而且郗雍一定會死於非命。”不久一羣小偷商量説:“我們走投無路的原因,就是這個郗雍。”於是共同抓獲並殘殺了他。
晉侯聽説後大為驚駭,立刻召見文子,告訴他説:“果然像你所説的那樣,郗雍死了。但收拾小偷用什麼方法呢?”文子説:“最好的辦法是選拔賢能的人並重用他們,統治者開明,百姓受感化,老百姓有羞恥之心,那還有誰去做小偷呢?”於是晉王按照這個理念去執行了,小偷果然少了好多。
我們的政府在對待一些事情上,僅限於使用“郗雍”這個方法。碰到有人造毒奶粉是吧?那就派出調查組,揪出責任人,處理掉。碰到有人造假疫苗是吧?那就派出調查組,揪出責任人,處理掉。但是我們為什麼不思考一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現這些問題,難道就沒有辦法從源頭上根治嗎?假如真沒有辦法根治,那麼我們必定會陷入孫吳那種反覆平叛的惡性循環中——今天的叛軍剛擺平,明天的又會到來。

當下中國政治軍事上可以説是高度的中央集權,因此我們才擁有牢不可分的領土和很多國家無法媲美的安全環境。然而,在財政,民生,金融,工業生產等各個領域名義上遵循着統一的號令,實際上全然由各路“將軍”把持。當這些“將軍”心生大義時,我們是幸福的,當他們盯着自己的碗時,我們是悲慘的。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帶給了我們一個前所未有的物質豐裕時代。然而也造就了唯GDP的年代,在這個吃喝不愁的年代,充斥着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金錢至上的企業家,追求住院人數的醫院,增收創利的學校。我們到底是幸福的還是悲慘的?
鄧爺爺當年的白貓黑貓論點,放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物質貧乏的年代,這是至高無上的真理。然而任何真理都要與時俱進。假如今天我們發現好多貓抓來的都是早已風乾的老鼠,那他們還是好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