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理想而戰（2）理想的破滅_風聞

第一篇  亂象之源

有的網友在提到洋奴的時候義憤填膺，但通常只是痛罵一番，卻很少想過他們從何而來，他們作為中國社會的一份子為何會變成與主流思想針鋒相對的存在，本篇將探尋洋奴的歷史起源。

理想的破滅

縱觀中國近代史，中國人的理想與信仰經歷了數次嚴峻挑戰。第一次是列強蜂擁而至時，中華民族陷入任人宰割的險境，面對這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1]，我們原有的理想與信仰體系開始土崩瓦解，中國的傳統文化遭到整體的唾棄，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道統滅絕的危險。

當時在橫掃世界的帝國主義列強面前，中國社會的洋奴思想第一次興起。**在洋奴心裏，洋大人無所不能，中國人一事無成！貶損中國的一切，否定中國的一切，跪舔洋人的一切，正是洋奴的行為準則。中國社會取得的任何進步與成就都是對他們人生價值的絕對挑戰，對於他們來説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洋奴們在心中為自己打氣：“哎呦，我們是洋奴怎麼了，跪舔怎麼了？我們再賤也比中國人高貴冷豔！”而長達十四年的日本侵華戰爭正是洋奴們最為活躍的時期，漢奸[2]、賣國賊層出不窮！

這樣的思想直到多年後，又開始再次出現，民族獨立帶來的自豪感逐漸消退，打開的國門讓中國人見識到夢幻般的“自由”世界！

八十年代的北京城

紐約曼哈頓的世貿雙子塔與自由女神像

1986年時，美國人均GDP高達19078美元，而中國僅為282美元，美國人均GDP是中國的67.62倍[3]。據文匯報高級記者鄭若麟回憶，他於1985年第一次去法國，當時他在國內的工資是56元人民幣，而人民幣與法國法郎的兑換率是1.2:1，彼時法國的最低工資高達4400多法郎，是他的國內工資的94倍多。

今天我們很多人是“一出國就愛國”[4]，可當年有很多人是一出國就“叛國”[5]，為什麼？因為差距大到讓人絕望！我們在這種無比的震驚與痛苦中逐漸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堅持理想，爭分奪秒、奮發圖強；另一部分人理想破滅，認定共產主義死路一條，於是高喊“自由民主”！同時一個完美的西方世界的神話開始在國內流行。

中科院院士施一公[6]曾表示：他們那一代學生，一度以為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國家。他們那一屆，清華有2251位本科生，畢業後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國，現在大部分還待在美國[7]。

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高瞻遠矚的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8]，但這樣的不利局面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9]之後繼續惡化，共產主義理想陷入了徹底的低潮，社會上對此不屑一顧者比比皆是。很多人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滲透影響下，高喊全盤西化！一時間，暗潮洶湧，中國崩潰論甚囂塵上！“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縈繞在很多人的心頭，而西方媒體不禁沸騰歡呼：中國的和平演變就在眼前！

1989年11月11日，東德示威者將柏林牆的一段牆體拆掉

1989年11月，人羣湧向德國柏林牆勃蘭登堡檢查站

當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席捲中國之時，也是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節節敗退之際。很多社會精英們紛紛認同西方的價值觀，繳械投降，徹底放棄了輿論話語權，他們把西方文化捧上神壇，把馬克思主義思想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踩在腳下，他們強烈渴望西方的認同，甚至不惜被再次殖民、為奴為婢！

這樣的形勢可以説是延續至今，依然沒有徹底的扭轉。“公知”們仍舊閉着眼睛高談自由民主[10]，完全無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和西方世界的種種不足[11]，在他們心裏外國的月亮永遠比中國圓[12]！他們甘心為奴並以此為榮，無時不刻以雙重標準[13]用“公知體”[14]對中國社會評頭論足、大放厥詞。他們吹捧西方中心論，大搞歷史虛無主義[15]！他們對於中國社會中的種種問題不分青紅皂白、不分是非曲直統統歸咎於體制、政府和文化，甚至當發生惡性暴力事件時，竟然刻意鼓動民眾，高喊“冤有頭，債有主，右手拐彎市政府”。他們根本就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帶路黨和先遣軍[16]！是一堆播惡遺臭的洋垃圾！

特別是新媒體時代以來，“公知”們的社會影響力急劇上升，一個大V能有幾千萬的粉絲！他們在網上呼風喚雨、睥睨天下[17]，造謠傳謠、興風作浪[18]，自以為民心所屬、勝券在握[19]。

2014年，藍翔技校的校長在學生畢業典禮上説道:“同學們，咱們藍翔技校就是實打實的學本領，咱們不玩虛的，你學挖掘機就把地挖好，你學廚師就把菜做好，你學裁縫就把衣服做好。咱們藍翔如果不踏踏實實學本事，那跟清華北大還有什麼區別呢？”

當時有很多人調侃藍翔，其實這些話真的是振聾發聵！是虛的不重要嗎，當然重要！關鍵是玩砸了，人家技校生也照樣有資格不屑與之為伍啊！禍國殃民還不如踏踏實實的修理挖掘機。尤其是在歷史、政治、哲學、傳媒、法律、經濟等重要領域我們潰不成軍，節節敗退。我們之前希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結果我們生生被人整成了楊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曾直言最讓他失望的就是中國的知識界，希望中國知識界不再沉迷於西方的概念遊戲，應當有勇氣和智識直面中國經驗。

2014年，中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組長張英偉直接指出，目前社科院意識形態的主要問題有四個方面：第一、穿上學術的隱身衣，製造煙幕；第二，利用互聯網炮製跨國界的歪理；第三，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第四，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

2015年，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指出高校教師必須守好政治底線、法律底線、道德底線。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特別是加強教材建設和課堂講壇管理。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20]

2016年，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又撰文指出教育系統是我們黨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敵對勢力對我們的滲透首先選定的是我們教育系統，是校園。

而直到今天，“公知”們耀武揚威、堅不可摧的大本營還是中國的高校！

[1]  晚清重臣李鴻章對時代的評語。

[2]  “公知”們則熱衷於為漢奸翻案。號稱“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茅於軾認為：“有一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賣國並不是什麼嚴重的錯誤。”

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説過：“即使對於抵禦外國侵略這類看似天經地義的愛國主義主題，愛國和賣國仍然可能是很難區分的。”

知名作家章詒和（章伯鈞的二女兒）為汪精衞大唱讚歌，稱“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衞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份民眾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了”，“汪精衞的‘漢奸’罪名，總有一天是會推翻的!”

[3]  數據來自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但實際差距遠不止如此，因為當時實行的是官方固定匯率。

[4]  我們的“新四大發明”雖然並不是中國首創，但的確做到了冠絕全球、遙遙領先。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張維為指出國人把國外想象得太好了，結果“一出國，就愛國，效果比黨的教育還要好。”

[5]  2017年中國公民出境旅遊突破1.3億人次，因此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當年出國熱（出差、留學、移民）的瘋狂甚至是醜態。比如1982年網球選手胡娜在美國比賽時突然離隊尋求政治避難（實際上她備受國家重視），引起中美之間的外交風波。而今她定居台灣，仍毫無悔意，對受她所累的教練、隊友、領導沒有一句道歉。可現在如此不忠不義不孝的叛國之徒還能恬不知恥的回國撈錢並自稱愛國。

[6]  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現任西湖大學校長。

[7]  由於很多人知足常樂，滿足於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對比國內，當時留在美國對他們來説就已經是踏上人生巔峯了），導致這麼多的學生到了國外，能脱穎而出的非常少。

[8]  小平同志於1979年3月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它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後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9]  1991年12月25日，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宣佈辭職，蘇聯正式解體！當日美國總統布什發表電視講話説：“四十多年來，美國領導西方同共產主義及其對我們最珍貴的價值觀的威脅進行了鬥爭。”“這種對抗現在已經結束”，“這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這是我們（美國）的價值觀念道義力量的勝利。”

[10]  2011年《南方都市報》曾發表神文《老大哥在看着你》以反對政府推廣監控系統，稱“強姦可能是沒有了，可是，自由也沒有了。和自由相比，強姦算得了什麼呢？”

[11]  今天的“公知”們可敢捫心自問：如果當年中美兩國的經濟條件完全倒轉，他們還會嚷嚷全盤西化、自由民主嗎？！

[12]  2016年一位中國女留學生李洋潔在德國德紹市被人殘忍至極的折磨致死，令國人痛惜不已。其父母表示“我們一直對德紹市有着良好的印象，真的沒想到這裏也會有魔鬼。”而受害者在遇害前幾天還在描述天是如何的藍，人是如何的善良。而造成這種問題的根源在於洋奴們把西方發達國家吹捧成了人間天堂，過度的美化使她們放棄了最基本的警惕。這些吹捧導致很多人明明知道西方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橫行霸道、謊話連篇、背信棄義的醜惡嘴臉，卻又相信西方的大眾全部都是熱情、好客、誠實、善良，好似完美無瑕的高素質公民。

[13]  在知乎，網友對於什麼是“雙重標準”這個問題有着淋漓盡致的討論，毫不留情的揭穿了很多洋奴們的虛偽嘴臉。而一位海外華人Duo-Liang Lin的英文詩《What Do You Really Want from Us？》（《你們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更是表達了許多華人長期以來內心的壓抑和憤慨，因此被認為是多年來受到雙重標準壓迫的海外華人向西方偏見“射出的一記利箭”。該詩收錄在本書附錄1中。

[14]  這國怎：這國家怎麼了？虧總民：吃虧的總是草民。我陷思：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定體問：這一定是體制問題！停等民：停下來等等你的人民。西吃草：西部人民還在吃草。中或輸：中國或成最大輸家。

[15]  2015年，章詒和發微博稱：“日本國公佈了二戰在華陣亡人員數據：死於國軍之手為31萬8883人，死於共軍之手為851人，死於蘇聯紅軍之手為12萬6607人，被蘇聯紅軍俘虜的關東軍80餘萬，另被蘇聯紅軍拘壓得日本僑民167萬多。基本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據相吻合。”

在這條微博之後，她隨即發佈了詳細數據：“百團大戰斃敵302人；平型關大捷斃敵167人；38年晉察冀秋季反圍攻斃敵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掃蕩斃敵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掃蕩斃敵27人；40年春季反掃蕩斃敵11人；115師陸房突圍斃敵16人。共擊斃日寇599人，加上小戰鬥，合計被共軍殺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齡、家鄉，部隊、死亡地點、被誰所殺詳細紀錄。”

網友看了直言：“共軍只有這點戰鬥力的話。國軍也不用跑到台灣去了。”隨後她刪除了兩條微博，稱“兩條微博，被人罵死。睡了，從明天開始好好看央視。”

[16]  網上流傳着這樣的打油詩：美軍來了我帶路；國軍來了我入伍；共軍來了我投毒。正所謂屁股決定腦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書中寫道：“全球經濟共同體的擴展只不過是各民族之間相互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這種形式並沒有使各民族為捍衞自己的文化而使鬥爭變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這種鬥爭變得更困難，因為這種全球經濟共同體在本民族內部喚起當前物質利益與民族未來的衝突，並使得既得利益者與本民族的敵人聯手而反對民族的未來。”

[17]  大V薛蠻子曾這樣吐露心聲：“每天早上打開微博都有上千條求我的信息，求關注、求轉發。我隨手回覆或轉發，感覺就像皇上批閲奏章一樣。轉XX省人民政府閲，一個私信發過去就解決問題。”

[18]  2013年長期在網上造謠傳謠的“秦火火”和“立二拆四”被抓，曾經瘋狂轉發謠言的微博大V們立即掀起了刪帖的熱潮。

[19]  2013年暢銷書作家慕容雪村應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邀請與“民主女神”劉瑜（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對話，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覺醒，文化的作用非常緩慢，但往往是決定性的。這些年，人們對共產中國官方文化的嘲諷越來越密集。在蘇共倒台之前，黃色笑話，政治笑話也特別多。這大概可以説明，當人們開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體、文風、一切話語、一切做派的時候，你的統治就已經接近尾聲了。”

劉瑜則認為雖然自己的覺醒尷尬不堪，但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到蔣方舟他們這一代，九零後、零零後的這一代，他們的覺醒應該比我們容易得多。”

[20]  袁部長還提出了了三個“決不允許”，包括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當然這番講話立即引來了洋奴們狂風暴雨式的口誅筆伐。

但其實在這之前，英國教育大臣尼基·摩根（Nicky Morgan）發表演講時強調英國價值觀的重要性，認為“每一所學校，無論有無特定信仰，都應當推行英國價值，因為這才是正確的行為。”與袁部長只針對高等教育不同的是，摩根堅定表示，“所有學校都應當推行英國核心價值，就如同所有學校都應當推行嚴格的學術規範，無一例外！”

與中國的輿論截然相反的是，英國教育系統紛紛積極響應，劍橋大學哲學系當即決定，將所有“非自由主義傳統”（non-liberal tradition）的哲學作品，統統從其本科生教育中移除，第一位被清除哲學家便是卡爾·馬克思！之後更有英國中學因沒有通過“英國價值觀” 測試（British Values texts）而被勒令關閉。同樣是反對“吃着祖國的飯，卻砸祖國的鍋”，在中英兩國卻有着迥然不同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