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剛·印度紀行9】學霸精英，寧有種乎？_風聞

作者丁剛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7月12日澎湃新聞****************。本文為作者印度紀行第九篇，前八篇********見文尾推薦閲讀。

到孟買的第一天早上，我就去了當地最著名的景點印度門。吸引我視線的並不是那雄偉的建築，而是灰濛濛的塵霧中，不時走過的三五成羣揹着雙肩包的年輕人。他們像是剛剛起牀，要去什麼地方，又像是漫無目的地在街頭閒逛。牆角處，一些露宿街頭的年輕人依然在沉睡中。

早上起來時我看過天氣預報，當天的最高温度是攝氏40度。

在印度旅行，即便知道人多是這個國家最突出的特點，也總會為站在街頭的那些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感到有些驚奇。在齋普爾，早上七點來鍾就看到有不少年輕人坐在草地上閒聊，而那一天並不是節假日。

人民日報駐印度記者苑基榮告訴我，印度人口中有大約60%是低於25歲的年輕人，按總人口12億多算，這大約就有7億人之多。這看上去真是一筆巨大的勞動力財富！但是，據當地外企人士反映，印度年輕人受教育水平偏低，尤其是年輕女性和低種姓者。在莫迪政府努力吸引外資之時，勞動力素質成為無法滿足外企需要的關鍵問題。

印度教育的不平等不僅阻礙了經濟發展，也導致貧富差距的加大，成為困擾這個國家發展的頑疾。

一位看上去有20來歲的出租車司機告訴我，他住在孟買郊區，小學沒上完就輟學出來打工，做的全是零散工，周圍的年輕人也大都這樣。“我們還有別的選擇嗎？”他聳聳肩反問。

在我們路過市中心一幢看上去挺有氣派的樓房時，他指着大門説：“上這樣的私立學校是需要很多錢的。”他的話讓我立刻聯想到在街頭行乞的學齡兒童。

印度一鄉鎮街頭樹立的波士頓公校招生廣告

印度的中小學教育很早就普及了。2009年，印度通過了《教育權利法（Right to Education Act）》，強制性要求私立學校將25%的位置預留給低收入、貧困和殘疾學生。但朋友告訴我，表面上私立學校執行了這項法案，實際上卻通過徵收其他費用設置了隱性高門檻，讓貧窮家庭的孩子無法入學。設在邊遠地區和貧民窟中的學校，更是教育水平低下，管理鬆散，難以確保學生完成學業。

根據印度非政府組織“兒童權利與你”的最新報告，印度在15歲到18歲這個年齡段的童工多達2300萬人，其中1900萬人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從學校輟學了。920萬15歲到19歲的少年已婚，240萬女孩已經做了母親。

教育的普及是任何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基礎，當然也是制約很多發展中國家無法進入現代化的關鍵。從我行走50多個國家的經歷看，有兩個因素值得一提，一是在一個民族的價值觀中，教育究竟佔有多大的分量；二是通過努力學習從低層上升的通道是否暢通。

不是所有民族的血液裏都有重視教育的基因。很多發展中國家難以實現向發達的轉型，就是因為歷史傳統形成的民族文化中缺少教育動力。由於長期受制於固化的社會結構，缺乏上升的通道，大大削弱了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動能。

在印度文明形成的歷史中，曾有過對教育的看重，但那主要是宗教的教育。比如，建於公元五世紀的那爛陀大學被稱為世界最早的大學，但那其實是一座佛學院，和現代意義上的大學相去甚遠。

英國殖民者在統治印度後開始介入教育體制，打破了教育受宗教支配的傳統，引進了現代教育理念。1834年麥考利赴印度，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官員最高理事會高級官員。麥考利將世界分為文明國家和野蠻狀態，英國代表文明的高峯。在印期間，他主持制定了法規，將英語作為印度教育的唯一官方語言，認為英語化是印度走向現代文明的第一步。由此開始，有上百種語言的南亞次大陸的各部落各民族才有了統一的語言。

語言的統一有利於各民族之間的交流，也維繫了逐步走向現代社會的各種族之間的溝通，形成了現代印度人的國家觀，但同時也確立了英國文明的優勢地位。

一名流浪兒童在孟買一間快餐店前避雨

**印度的教育體制總體上是為殖民者服務的，英語教育也首先是從精英和高種姓開始的，它並沒有解決窮人願意上學並上得起學的問題，更沒有完全打通低層人羣通過教育上升的通道。**即使是在獨立後印度實行了對低種姓和少數民族的配額制，也依然是一種類似於“恩賜”與“照顧”的體制，並造成了權力的濫用。

2018年的“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在1980-2016年間，印度頂端的1%佔據了全民收入的28%，而底端的50%則只有11%（在中國，對應的數字分別是15%和13%）。貧富差距的擴大，反過來又固化了社會等級，加劇了各個層面的不平等。在印度，獲取有質量的教育，日益成為一件“拼爹”的事，而非每個孩子的平等權利。

印度之行後，我去了江西婺源。在當地博物館的歷史陳列室裏，我看到這樣一組數據：宋代以來的千年間，婺源考中進士的有500餘人，舉人1100餘人，有2600多人出任仕宦，其中七品以上官員達1100多，還有一大批學者、名醫和多個領域中的專家，留下了3100多部著作。婺源不是一個個例，在很多中國鄉村，都有相同的記錄。“學而優則仕”體現的絕不僅僅是要爭取當官，而是通過個人奮鬥可以通往社會上層的一種追求。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為此提供了可能。

在婺源，當那些狀元第、狀元橋、進士村……的路牌出現在眼前時，我想到的是印度的教育。這是歷史的對比，更是現實的對比。當印度將中國視為其主要競爭對手而發誓要趕超時，當西方學者總是在用龜兔賽跑的寓言來比喻中印崛起，並斷言印度將會像烏龜一樣取得最後勝利時，他們的眼光一定沒有伸展到像婺源這樣的中國鄉村，從過去幾千年來形成的家庭觀、教育觀來理解亞洲兩個大國的不同發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