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滅掉日本經濟奇蹟的？_風聞

在中美貿易戰激戰正酣時，從華盛頓傳來最新消息：美國對華貿易談判的大門依然敞開。白宮對重開談判開出的條件是：中國必須“進行結構性調整”，“改變方向”。看來，特朗普和他的手下確實還沒睡醒，他們把中國當成了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了。

在《大國興衰》一書中，黃樹東向我們講述了美國當年是如何滅掉日本的經濟奇蹟的。這首先糾正了我的一個錯誤認識。我以前一直認為，日本近30年的衰退停滯，是自廢武功、自作自受；現在才明白，原來，這都是美國人一手策劃、導演並且強制實施的！這是美國人以其“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為鋭利武器，對日本經濟打的一場漂亮殲滅戰！

1989年10月31日，一條消息震驚了美國：日本三菱財團購買了紐約的標誌性建築---洛克菲勒中心，這是一連串日本購買美國企業的高峯。富有危機感的美國人於是發出了“日本購買美國”的民族主義口號。

1989年是日本在國家經濟博弈中盛極而衰的轉折點，也是日本極盛的一年。這一年，有人預測日本經濟將在20年間趕上美國。那麼，日本經濟奇蹟是如何產生的呢？其秘訣有3.一是產業保護，通過高關税、非關税壁壘、大規模的政府補貼、推動產業聯盟等方式，實現了民族產業的趕超。二是以銀行為中心的特殊的企業制度，日本資本市場極其不發達，因此企業主要以銀行貸款的方式籌集資本，日本的企業集團（銀團），是以大銀行為中心的企業羣體，一般是“大而全”的產業羣，往往覆蓋一個或幾個產業鏈條裏面的所有環節；同一集團內的企業間高度交叉持股，是一種合作而非競爭的關係；這種企業體制的優點是：一個龍頭企業的發展，能夠帶動集團內部整個產業鏈的發展，有利於建立完整的經濟體系；這種企業制度在國際競爭面前，尤其具有強大生命力。三是金融服務，日本的銀行體系，是以服務於實體經濟為中心的，在大藏省的指導下為經濟發展服務，銀行和財政都是政府調動資源、實現產業政策和發展目標的經濟手段。

在上世紀70--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面臨漫長的“滯漲”，而日本經濟則一枝獨秀。日本不僅在經濟、技術上成了美國的競爭對手，而且在經濟體系、企業制度、發展道路上也正在成為美國體制的競爭者。美國人開始認為，日本的經濟模式優越於美國的經濟模式。美國在日本的全面挑戰面前，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感。當時出版了許多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著作，諸如《日本第一》、《日本的全球出擊》、《出售美國》等等。美國開始形成一種看法，日本正在削弱和威脅美國經濟和美國霸權。和歷史上的任何霸權一樣，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考慮，美國無法容忍任何挑戰，無論它是來自敵方陣營，還是來自自己陣營。

為了對付日本的挑戰，美國開始全方位地考慮對日經濟戰略。從70年代開始，美國就制定了特殊的“對日經濟政策”，這是一項廣泛的經濟戰略，一直實施到了21世紀初。美國的目的不是一兩次經濟、貨幣戰役的得失，而是如何使日本這個經濟上的戰略對手徹底屈服！使之完全喪失競爭能力！美國不侷限於“一城一地”的得失，它謀的是戰略上的成功，而且是可持續的成功。這一戰略的核心可以用“一箇中心，三路出擊‘來概括。“一箇中心”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體制。在國家博弈中，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推行一種主義的背後往往是國家利益。新自由主義反對產業保護、政府幹預，認為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是經濟體制上的“普世價值”。70年代中期以來，新自由主義浪潮在西方日益高漲，被視為唯一有效率的經濟體制，唯一的目標模式。美國因此搶佔了道義的制高點，建立起了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只要日本接受了這一“普世價值”，就中了美國的乾坤掌。“三路出擊”則是直擊3大戰略重點：日元升值、金融開放和關鍵產業（比如電子業）。而這3大戰略重點都圍繞新自由主義中心完成3項作業：體制改革、市場開放和政府轉型。

在上一篇《美國如何摧毀了日本的芯片產業?》中，我們已經領教了美國人對付日本關鍵產業的手段，下面我們來看看，美國人是如何在日元升值和金融開放上發力的。簡單地説，經過這一場貨幣戰爭和金融戰爭，日本從工業資本主義轉型為金融資本主義。這一變化，摧毀了日本經濟奇蹟賴以存在的基礎---拆散了日本銀行和企業的傳統聯繫，拆散了日本財團內部的緊密聯繫，扭斷了日本出口產業的國內產業鏈，催生了日本的資產泡沫，導致了資本的大規模外流，產業持續空心化，日本從此失去了幾乎30年時間。

80年代日本的經濟崛起，不僅威脅到美國，而且威脅到其他西方國家，導致它們加入了美國對日聯合作戰。這一時期，美國加大了對蘇聯的戰略壓力，大幅度提高了軍費，加之新自由主義政策指引下的大幅減税，結果導致財政赤字和外貿赤字大幅攀升；而美國為控制通貨膨脹實行的高利率政策，則導致美元大幅度升值。這一切，卻成了美國發起貨幣戰爭的戰略契機。

美國首先發明瞭一種理論（美國的重大戰略，一般都有獨特的理論支撐，這也可以讓我們明白，美國的一些所謂“理論”是個什麼玩意兒！），這種理論認為，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日元幣值被人為低估造成的。日本政府操縱匯率，導致美元高估，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從而導致美國貿易赤字增加。而只要日元升值，一切都會迎刃而解。這一理論乍一聽，非常合理，於是美國的國際統一戰線迅速形成。幾個西方大國組成的G5與日本，經過一系列秘密磋商，在1985年達成了《廣場協議》。而為了確保日元升值目標徹底實現，必須把主導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為此，美國提議G5一共拿出150億美元來從事外匯干預，迫使美元對日元貶值。G5共同出擊，干預成功，到了1987年，日元幣值幾乎翻番。在日元升值過程中，日本為了降低企業貸款成本，緩解通縮壓力，大幅下調了利率，但是由此卻帶來了日本的資產泡沫。有人因此戲稱日本銀行為美國第13儲備銀行。

《廣場協議》簽署的時間，是理解一切的關鍵。如果它在5年以前，即在日本金融體系改革以前簽署，其對日本經濟的負面影響，會被日本原有的銀行金融體系化解到最小限度。《廣場協議》恰恰是在日本大規模改革和開放了銀行體系、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以後出台的。這一系列的改革，使日元升值起到了嚴重打擊日本經濟的目的。既然這些改革都是由美國人策劃的，那麼，日本金融體系改革和《廣場協議》二者在時間上的吻合，誰會相信這不是精心選擇的結果呢？---它使日元升值預期中的資產泡沫成為可能；它使國際投機者的操控成為可能；它使日本銀行體系遭受戰略性打擊而失去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功能成為可能！

日元升值加上金融改革，徹底摧毀了日本傳統的銀行體系，日本經濟從由工業資本主導轉型為金融資本主導，30年的經濟停滯由此開始。在這場貨幣戰爭中，日本節節敗退，全盤皆輸，日本的教訓至少有兩點：1.國家經濟發展不能建立在出口導向上，否則受制於人。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決定了日本在貨幣戰爭中失敗的命運。因此市場成為了美國的戰略武器。2.在價值標準上不能隨人家起舞。對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和市場萬能的篤信，早早就決定了日本慘敗的命運。日本不僅輸掉了國家利益，還輸掉了道義。

上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開始了漸進的金融改革，向市場化、自由化的“現代金融”進軍。然而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更大的陷阱！改革以前，日本擁有堪稱模範的銀行體系，而日本金融的市場化改革，摧毀了日本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是導致資產泡沫和持續衰退的主要原因。

日本傳統的銀行設計，體現了防止金融風險和推動經濟發展的思路。為了避免競爭帶來的金融風險，政府控制存貸利率差，利率競爭是不允許的。這是一種強者有責任保護弱者的制度，陷入困境的小銀行會被併入大銀行。銀行的准入準出都受到嚴格控制。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除了幾個孤立的小銀行外，幾乎沒有銀行失敗的例子。因此，這是一套相當安全和成功的制度。

然而，這種銀行體制卻在美國備受指責，被稱之為封建體系，要求它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造。日本國內也有人呼應，希望日本能夠成為美國一樣的世界資本金融中心。日本金融體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要徹底把銀行從實體經濟中剝離出來，把金融體系的功能從服務實體經濟中剝離出來，使之成為獨立於實體經濟的市場主體（我們都很明白，這就是投機主體！）。簡言之，就是把“日本體制”改造成為“美國體制”！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開始了金融體系改革，重點有以下幾點：1.培育資本市場，主要是債券市場。日本企業從此可以從國內外資本市場籌資，不再單純依賴銀行。2.培養現代銀行。銀行的責任不再是支持國家經濟、產業發展，而是以追求利潤為中心。3.開放外匯市場。為以後的資本大規模自由進出和外資在日元升值中的投機埋下了伏筆。自此開始，日本傳統的以銀行為中心的企業（財團）體制開始解體。

1985年到90年代初，是日本金融、經濟體系大規模自由化的階段。《廣場協議》不僅要求日元升值，還以國際條約的形式規定了日本政府的體制改革議程，因為美國明白，日元升值這個重型炸彈，只有通過體制改革才能產生最大的殺傷力！協議要求，進一步實施經濟自由化、推動私有化、推動消費者信用擴張，尤其是住房按揭的擴張。後者常常為人忽視，就是要求日本把經濟資源大規模地從經濟發展引導到資產投機和信用擴張上面。這是協議第六條的要求，這一條款刺激了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爆發。

日本銀行的市場化，為資產泡沫提供了前提。在日元升值的推動下，80年代中期，日本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堪稱奇蹟的資產泡沫。日本的房產和股市頻頻打破世界記錄。1986年到1989年，日經指數從12000點暴漲到39000點；有人估計，日本房地產泡沫頂點時，東京房地產總市值，超過了全美國房地產總市值！而這些房地產貸款，大部分後來成了不良貸款，導致了日本銀行體系幾乎全面破產的危機！80年代末，全球10大商業銀行都是日本銀行！日本銀行和企業，走向世界，到處投資、收購和擴張。

1990年，日本資產泡沫開始破裂。曾經似乎無止境增長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突然下跌，無數財富在一夜之間蒸發。泡沫破裂之後，日本到處是空置的寫字樓、無人居住的房屋和廢棄的工廠。在昔日極度繁榮的廢墟上，是極度的衰退。曾經不可阻擋的日本經濟，忽然變得不能增長。從1992年到1994年年底，經濟幾乎沒有增長。到了1998年，股市崩盤8年之後，日本經濟依然沒有恢復。大規模發放的房地產貸款，成了呆賬、爛賬和死賬。政府讓少數銀行破產，許多銀行通過政府注入巨資而得以生存。日本銀行在破產邊緣掙扎。日本經濟進入了漫長的衰退期。

日本經濟為什麼難以走出漫長的冬季？原因在於過分迷信市場經濟，過分迷信出口導向。1.日本政府對經濟衰退判斷失誤。直到股市泡沫破裂5年之後，日本政府才正式承認經濟衰退。而在此後的反危機中，又完全低估了經濟危機的深度和廣度，致使應對失誤，使經濟再次滑入衰退。日本政府對經濟衰退原因的判斷同樣失誤。他們認為，這場本來由金融改革帶來的危機，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必須通過進一步的改革來解決。而這也正是美國政府和學界的觀點。在美國建議的壓力下，1996年，日本進行了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使金融徹底自由化，結果是日本經濟滑入了更深的深淵。2.日本政府錯誤地一直想通過市場改革來解決通貨緊縮問題。事實上，就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裏德曼都不得不承認，市場解不開通貨萎縮的連環套，只有政府，才能擰斷通縮的循環鏈。3.改革強化了“現代銀行”與危機共振的行為。在銀行體制改革以前，銀行受大藏省指導，是重要的反危機工具。而在改革以後，在利潤動機推動下，銀行不僅完全喪失反週期功能，而且出現了與經濟週期共振的偏好。在經濟泡沫時期，追求過度的風險，導致泡沫擴張；破滅破裂時期，又追求太少的風險，導致信用萎縮，危機深化。而日本政府不僅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反而通過新的改革使之更嚴重。4.賺錢太容易使銀行失去了對實體經濟和高風險新興產業的熱情。

金融自由化降低了政府的控制、增加了私人資本和國際金融資本的權力，日本因此開始受到美國金融資本的控制，日本的金融主權大量喪失，美國的投資銀行、評級機構、共同基金等等，在日本經濟政策的制定中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金融全球化導致了日本經濟的空心化。隨着日元升值，日本出現了大規模的資本外流，大約有40%流到了美國，25%流到了亞洲。資本外流和生產外流，使日本經濟進入了漫長的流血期，導致國內投資嚴重不足和創新不足，經濟停滯。

日本在金融改革和反衰退中，唯一做對了的一件事是：拒絕了關於讓大批銀行破產的建議。因為，如果真的讓大量問題銀行破產，就將是日本崩潰的開始。現代金融體系有一種自我循環機制，一旦開啓，這種循環機制即將通過投資者的恐慌而自我強化，很難破解---在對銀行資產的恐慌性拋售中，惡性循環，直到崩潰。日本離大崩潰曾經只有一步之遙！而崩潰如果真的發生，日本就會出現前蘇聯、拉美、東南亞一樣的後果！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外衣下，國際金融體系帶給一個國家的脆弱性，是我們一般人難以想象的！一個國家的經濟命運，往往取決於決策者某一項看似無關緊要的選擇。這其中的風險之高，不能不讓人出一身冷汗！

正如本文開頭所説，中國從來就不像美國的小跟班日本，我們從來就不懼怕美國。還在1950年剛剛建國時，我們就敢於和強大的美國掰腕子。而抗美援朝一仗，已經為中國贏得了接近70年的和平。記得有人問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中國如今已經成為美國的頭號對手，美國應該如何遏制中國？基辛格的回答是：沒有辦法！作為美國老資格的政治家，基辛格只不過説出了一個事實：中國是全球唯一有實力全面抗衡美國的大國！對這樣的對手，只能和平相處，沒有其他選擇！否則代價會極其慘重！但是，這個世界上，總是有一些愣頭青不信邪，不撞南牆不回頭，比如特朗普，那我們也只能讓他撞撞試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