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理想而戰（3）現實的問題_風聞

現實的問題

魯迅先生曾寫道：“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我們鄙視“公知”，絕不是為了掩蓋問題。

的確，長久以來黨和政府在執政中存在許多問題[1]，比如貪污腐敗[2]、行政不作為、官僚主義作風及管理簡單粗暴等。

這些問題的反覆出現給了部分對自身現狀極為不滿、心懷怨恨[3]的噴子們最好的攻擊理由，也讓他們找到了堅定自己信心的最佳藉口。而中國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暴露出眾多的社會問題：主要有環境污染、食藥安全、貧富懸殊、養老問題、教育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等[4]，其中教育、住房和醫療這三大問題更是被戲稱為“新三座大山”。這些問題往往與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社會的各個階層對此均有不同程度的怨言，這更是為洋奴們提供了煽風點火、挑撥離間、死纏爛打、造謠生事的好材料。

在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於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決定了我們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5]

          2016年10月16日，遊客在霧霾籠罩的故宮遊覽觀光。新華社記者鞠煥宗攝影報道

其實上述所有問題都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有着不同程度的關係。這些問題既是洋奴們攻擊政府和制度的藉口，也是洋奴們形成的養料。它們一日得不到基本解決，洋奴們還是有可能源源不斷的增加。

面對轉型社會的種種問題，有句話説的好：只要精神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比如在反腐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重拳反腐，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截至2017年10月，經黨中央批准立案審查的省軍級以上黨員幹部及其他中管幹部440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報1218.6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267.4萬件，立案154.5萬件，處分153.7萬人，其中廳局級幹部8900餘人，縣處級幹部6.3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5.8萬人。”[6]

至於在2018年橫空出世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必將中國的反腐事業推進到新的高度，為打造廉潔高效的新型政府創造更有利的條件！

而習近平主席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7]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要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8]、文化[9]、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

註釋：

[1]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黨繼提出工業、農業、國防、科技這“四個現代化”之後，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

[2]  北大教授、著名自由派經濟學家、茅於軾的愛徒張維迎宣稱：“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託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説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經濟學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茅於軾是創始人和首任所長）理事長張曙光認為：“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這番歪理邪説倒是被與其同名同姓，曾任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兼運輸局局長的大貪官張曙光實踐的爐火純青。

不過大眾可能非常不解的是“公知”不是經常以腐敗來否定中國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嗎，怎麼還有唱讚歌的呢？其實這只是“公知”們的煙霧彈，要知道“公知”們的國際後台是西方反華勢力，而國內後台是買辦資本家。買辦資本家的崛起就是依靠官商勾結與錢權交易。而西方反華勢力和買辦資本家在中國的全盤西化上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畢竟“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的世界”才是資本家的天堂！

因此，他們的腐敗怪論一方面可以被“公知”們解讀為一種“高級黑”，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在改革開放中起到的巨大作用，把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僅僅歸因於腐敗橫行。

[3]  性格對於每個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這“三觀”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越是過於偏激的性格，越容易形成洋奴這樣典型的三觀扭曲的存在。正所謂“賤人就是矯情”（華妃娘娘的箴言）。

[4]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種強烈的道德滑坡的焦慮感，在筆者上小學時（上世紀九十年代），學校每年都要組織學雷鋒，但社會上同時流傳着“雷鋒同志沒户口，三月來了四月走”的順口溜（每年3月5日為“學雷鋒紀念日”）。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講究“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而雷鋒精神更是以無私奉獻精神為基本內涵的崇高革命精神，但是理想主義破滅之後伴隨着拜金主義的強烈衝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思想大行其道，“傻子”才做好事呢！

[5]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

[6]  援引《反腐倡廉藍皮書：中國反腐倡廉建設報告No.7》。

[7]  改革開放之處，我們的口號曾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理念極大的解放了生產力，但現在資本就像洪水猛獸一樣，所到之處無不摧枯拉朽，對利潤的追求使拜金主義者將整個社會的安全健康、公平正義和民眾福祉踩在腳下（比如最近的長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馬克思曾經這樣評價資本，“只要利潤超過百分之五十，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8]  以“公知”為榮的“民主女神”劉瑜在她的政治學隨筆集《觀念的水位》一書中，認為她心目中理想的社會變革，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政治制度的變革源於公眾政治觀念的變化，政治觀念的變化又植根於人們生活觀念的變化。她這幾年的觀察心得是：中國的變革觀念的“水位”升高了。實際上，她的確説對了，隨着民智已開，“公知”們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比如曾被她寄予厚望曾經在微博上公開侮辱軍人軍嫂的蔣方舟僅僅在其出書兩年後，見勢不妙就表示放棄了“公知”這份“前途無亮”的職業並反手一擊：“當‘公知’也沒什麼技術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後都加上個簡單粗暴的結論，有立場就行。”

實際上公眾的覺醒的確在推動社會的進步，但覺醒絕不意味着只會高喊自由民主，真正的覺醒意味着成熟理智，將獨立思考與實事求是相結合。隨着中國的日益崛起和西方的逐漸衰落，公眾必然會從“公知”們積年累月的洗腦中清醒過來。至於“公知”們何時能集體覺醒呢？用劉瑜的老公周濂（人大哲學院副教授）的話來説，“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9]  而除了洋奴思想氾濫以外，朝陽區散養仁波切（“皇阿瑪”坐牀事件）、咪蒙、Ayawawa和女德教育的流行反映了當今時代的悲哀與迷茫。長期以來，由於特殊的形勢和思想教育的缺陷（手段落後、形式陳舊、僵硬刻板），讓一些三觀不正、節操盡碎的人趁虛而入、招搖撞騙、大發橫財。

特別提醒：

本文只是全書（《為理想而戰》）中的一篇，書中對很多話題或人物的討論散在於全書各個地方，本文的描述或探討不一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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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沒有任何艱深的理論和超前的思想，只是一個普通人希望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分析和預測這個表面看起來紛亂複雜的世界。這其實是一本寫給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看的歷史政治“科普書”。

受限於作者的水平，本書的種種缺點和錯漏，實在是無法避免，希望大家能夠指出具體問題所在，我將竭盡所能的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