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阻礙古代中國經濟發展？大家對此誤解太深_風聞

【本文摘選自作者最新力作《中國道路的歷史基因》第四章，第三小節“古代中國對商品經濟進行干預”。7月28日寒竹老師在“觀天下”講壇的相關文章及視頻將於近期發佈，敬請關注。】

中國古代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除了體現在防止土地兼併的政策和主張上以外，還體現在利用價值規律對商品市場進行干預和調節。

如前所述，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很發達。**在16世紀以前，中國的商品經濟一直領先於世界各國。**但是商品經濟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和社會階層的流動，具有很強的平等性；但另一方面，商品經濟又會導致社會經濟生活的兩極分化。古今中外，不論是哪種社會，只要有商品經濟，就會產生貧富懸殊。

 毋庸置疑，對於國家統治者來説，兩極分化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穩定甚至國家的生死存亡。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中國曆代政府都試圖通過各種政策來干預市場，減少社會兩極分化的程度。

在具體討論中國古代政府通過國家政策對市場進行干預和調節之前，先來談談中國古代的一個基本國策，這就是“重農抑商”，“崇本抑末”。這是一個長期遭到誤解的古代國家政策。

“重農抑商”的政策始於戰國時期李悝變法和商鞅變法，“獎耕戰”、“抑商賈”就是當時提出的“重農抑商”政策。此後，凡實行變法的各國大都採取了類似的政策。這種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政策，為漢代所承繼，一直到清代都是中國政府的基本國策。

李悝/《戰國紀變法篇》截圖

“重農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後世的評價更多是從鼓勵農業生產，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理解。這種解釋其實有很大的侷限性。如果僅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似乎是鼓勵商業才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從社會分工和交換的角度看，“重農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當然也不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是基於這一點，在改革開放後，許多學者又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批評“重農抑商”，“崇本抑末”的政策，認為正是“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發展。

其實，僅僅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理解中國兩千多年的“重農抑商”政策是片面的。戰國時期的李悝、商鞅提出“獎耕戰”、“抑商賈”政策時，確實是為了增加國家的經濟實力，增加國家的税收以利戰爭。但是，到了漢代，“重農抑商”、“崇本抑末”事實上成為漢代政府用來抑制富豪，緩和社會矛盾的一個政策。

根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説法，商人不準穿着絲葛綾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與騎馬乘車，更不許入仕做官，從政治上將其打入賤民行列。政府在經濟上重徵商人，“租税以困辱之”，如人口税，商人加倍，徵收二算。

中國古代政府為什麼要抑制商賈？有人從政治角度解釋，説是防止商人坐大之後在政治上威脅到朝廷政權；有人從經濟角度解釋，説是商人在流通領域活動，並不像農業那樣能夠提供物質產品，對經濟發展有害無益。這些解釋或有一定道理，但都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漢代以後國家實行“重農抑商”，“崇本抑末”****主要是為了緩解社會貧富懸殊，防止社會兩極分化。**因為在一個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共存的社會，商人獲取財富的速度和程度必然會遠遠超過耕種土地的農民，而這種農與商在獲取財富速度上的巨大差異變導致社會的貧富兩級分化，最終動搖國家的統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正是由於商人是士農工商中最易致富的階層，所以被排在四民中的末位；正是由於商人擁有的財產遠遠超過了農民，所以國家在政策上要抑制商人；正因為農民最易貧困潦倒，所以國家要扶持農業。所以，抑制商賈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發展的主張，同時跟是一種平衡社會發展，減緩社會分化的國家政策。從維繫社會基本平等的思路看，“重農抑商”其實就是“扶貧抑富”，因為農為貧，商為富，國家不得不重農抑商”。

以上解釋並非筆者想當然杜撰，《漢書·食貨志》中有一段話講得非常透徹：“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國家為什麼要在法律上抑制壓低商人地位呢？因為商人已經很富裕；為什麼要提高農民地位呢？因為農民已經很貧窮。正是因為世俗社會只尊崇有錢的商人，所以朝廷要有意壓制商人；正是由於官吏鄙視農民，所以國家要用法律制度來保障農民的地位。

所以，用國家法律政策來平衡社會貧富之間的社會地位，用政治來平衡社會階層之間的經濟懸殊，這才是“重農抑商”，“崇本抑末”最根本的意義。雖然這種平衡社會階層之間差距的國家政策並不一定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甚至會妨礙經濟的正常發展，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並不影響“重農抑商”政策在大多數時候是為了維繫社會不同階層間相對平衡。

《清明上河圖》局部

下面再來看看中國曆代政府在維繫社會基本平等上面的一些具體政策。

對於一個農耕社會來説，政府維繫社會平等最重要的措施是對糧食供應的調節和平衡。民以食為天，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社會，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糧食。而糧食分配不公極容易引起社會動盪。

與其他手工業產品不同，糧食並不是每天能夠產出，而是季節性的產品。在一年四季中，有耕種的季節，也有收穫的季節。由於糧食這個特殊商品在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供應量，那麼糧食價格隨着季節上下起伏是一個自然現象。由於商人在市場中是為了利益最大化，所以會採取各種手法來獲取最大的利益。在古代社會，商人對糧食進行囤積居奇，獲取暴利是一個普遍現象。當青黃不接的季節或荒年時期，商人會因為糧食供不應求而把糧食賣得很貴。當糧食收穫季節來臨，由於糧食供應充分，糧價會下跌。糧商就會竭力壓低收購糧食的價格。

由於上述原因，中國古代的糧食市場總是會交替伴隨着兩種現象，一個是“谷貴傷民”，一個是“穀賤傷農”。所謂“谷貴傷民”，就是糧食太貴，普通百姓買不起糧食，青黃不接的季節或荒年常常路有餓殍，民不聊生。所謂“穀賤傷農”，就是説在豐收的季節糧價太低，農民勞碌一年，所得無幾，苦不堪言。

上述兩種現象實際上都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只要有商品經濟存在，就有可能出現上述兩種情況，要麼是“谷貴傷民”，要麼是“穀賤傷農”，這是價值規律使然。但是，這兩種情況如果發展到極端，特別是遭遇天災，飢餓的民眾就有可能揭竿而起，威脅到朝廷的安危。

為了緩解這種社會矛盾，中國古代政府經常使用一個政策，這就是**“常平倉法”**。這個方法最早是出現在春秋戰國，當時齊國的管仲，越國范蠡，魏國的李悝都實行過常平倉法。

所謂“常平倉”就是政府運用市場的手段來保持物價的穩定。每當糧食在豐收的季節，糧價很低的時候，政府出面大量地採購糧食。根據供求關係，政府大量採購必然會阻止糧價下跌，防止“穀賤傷農”的現象出現。同理，到了青黃不接的時候或糧食歉收的時候，由於糧價上漲而一部分窮人買不起糧食，這個時候政府會以低於市場的價格把糧食大量賣出來，以防止“谷貴傷民”，這就是常平倉法，政府要始終在倉庫裏面維持恆定數量的糧食來調節和平衡市場。平糴和平糶是兩種基本手段。幾乎古代中國的每個朝代都用了類似的方法。

蔚縣常平倉

從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看，政府用買進賣出的方法來保證糧價穩定，保證民眾不受到商人的壓榨，避免危及社會的穩定、危及民眾的生存是有積極意義的。**這種政府出面干預糧食市場調節做法顯然帶有樸素的社會主義色彩。**美國在20世紀三十年代遭遇嚴重經濟危機，羅斯福政府在當時借鑑了中國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倉政策，作為新政的農業政策的一部分，這一農業政策常常被美國保守主義指責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除了糧食之外，中國曆代王朝調節市場以利民生還有一個方法，叫做**“平準均輸法”**。平準均輸法是指兩個概念，一個叫平準，一個叫均輸，均由漢代桑弘羊所創建。

平準制度也是在漢武帝時期創立。桑弘羊在京師長安首創平準機構，政府運用手中掌握的大量物資和經濟力量來保障社會物價穩定。當市場上某種商品價格上漲時，平準官就以低價拋售該商品以抑平物價；當價格過度滑落時，則由平準官收購商品，使物價保持穩定。平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價，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會民生。在今天，保障物價的穩定仍然是中國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

桑弘羊“舌戰羣儒”

均輸原意為“齊勞逸而便貢輸”（《鹽鐵論·本議》），最初是為了方便各地方政府上貢產品。公元前115年，桑弘羊任大農丞時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吏，令工官造車輛，加強運輸力量，各郡國應交的貢品，除特優者仍應直接運送京師外,一般貢品則按當地市場價格,摺合成當地豐饒而價廉的土特產品，交給均輸官，由他負責運到其他價高地區銷售。這樣，既可免除各郡國輸送貢物入京的煩難，減輕農民的勞役負擔，又可避免貢物在運輸中損壞和變質，使國家財政也能增加收入。桑弘羊提出的均輸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唐代的劉晏，宋代的王安石都曾使用過均輸政策。

在中國古代社會，通過“重農抑商”政策來防止社會分化最為有力、也最招人批評的政策是漢武帝時期的**“算緡”**。所謂“算緡”，其實就是專門針對商人和高利貸者的高税收。根據《史記·平準書》記載：“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佔，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佔，佔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

從上面提到的“算緡”看，商人需要比手工業者和農民繳納更高的税。平民車1輛徵税1算，商人則加倍；對於富商人和高利貸者，税率加倍，每二緡（2000錢）徵一算，税率6%；對手工業者則減一半，按其出售產品價計算，每4000錢（4緡）徵1算，税率3%。如商家有隱瞞不報或呈報不實者，除沒收輯錢外，並罰戍邊一年。有揭發者，獎給所沒資產的一半。

漢武帝時期如此大力打擊工商業者主要還是為了防止由分工引起的社會分化。從經濟收益角度看，古今中外，農業的獲利總是低於手工業，而手工業又低於商業。正是由於這一點，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會對農業採取補助措施，因為農業無法在市場上跟工商業競爭。中國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國家，早在漢代就看到了農業無法競爭過商業和手工業這一市場現象。司馬遷在《史記. 貨殖列傳》中有一段話講得很清楚：“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這把農工商三者在市場上的地位講得很透徹。正是由於農工商在市場上有着天然差異，所以政府不得不頒發朝廷律令來抑平富商，扶助農民。

漢武帝時期對商品經濟的干預最著名的事推行以桑弘羊為主所制定的鹽鐵官營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堅持國家干涉經濟的政策，認為鹽鐵官營“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佐助邊費”，又有發展農業生產，“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的作用，因而決不可廢止。他在為鹽鐵官營等政策辯護時，全面地提出了對工商業的看法。他認為工商業應該由政府控制，發展官營工商業。這樣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賈”，抑制他們的兼併掠奪，有利於“使民務本，不營於末”，有利於“建本抑末”。

 

以現代眼光觀之，中國古代的平準、均輸和算緡、鹽鐵官營等政策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樸素社會主義色彩。而這種樸素社會主義色彩有着明顯的早熟特徵。

中國是一個在各方面都早熟的國家。因此，早熟，是理解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之點。中國的封建制度、中央集權制度、文官考試製度、商品經濟、社會主義意識的產生都遠遠走在世界其他國家前面。但由於這制度和觀念都產生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的古代社會，因此太過早熟而無法在社會內部產生出典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由於中國很早就有了土地個人所有制、有了商品經濟，所以中國社會也最早出現由商品市場引起的兩極分化等社會弊端，而這些社會弊端又很早就催生出古代樸素的社會主義思想。毫無疑問，由於中國在資本主義尚未出現的時候就產生出防止社會分化的樸素社會主義思想，在客觀上阻礙了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中國出現，最終也使得成熟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論無法在中國這個缺乏典型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產生，這是中國作為早熟國家的弱點。

但在另一方面，早熟國家也有着自身的優勢。由於中國早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時代就有了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意識，雖然這種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意識跟現代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有根本性差距而不能相提並論，但早熟的、不成熟的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意識畢竟給現代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基礎，中國的歷史基因跟馬克思主義又有不解之緣，這是中國在今天能夠獲得發展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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