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圈的熟人性侵：嘴上説的不要，不是撒嬌_風聞

來自：微信公眾號： ELLEMEN睿士

站出來，是第一步

2018年的第一天開始，北航畢業生羅茜茜的實名舉報讓性騷擾問題走進了更多人的視線。自公益圈雷闖性侵案後，這個話題又在近日得到持續發酵。7月25日，一封名為《章文，請停止你的侵害！！！！》的匿名舉報信自微信平台流出，舉報者描述了自己遭到媒體人、學者章文的性侵犯。

隨着這篇舉報信的擴散，《新週刊》副主編蔣方舟以及記者易小荷均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表示自己也曾受到過章文性騷擾。這些言論以截圖的形式迅速流傳到網絡上——由於以蔣方舟為代表的知名公眾人物的介入，令這起性騷擾事件在很短時間內收到了大量關注。

當日晚上8點，章文在今日頭條平台上發出了對此事的公開回應。其中內容主要為：與舉報者發生性關係是“出於雙方情願”；舉報者“換過好幾個男朋友”；舉報者的曝光行為是一次雙方激烈爭執後的結果；“媒體圈、公知圈，一聚會基本上都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後就是合影，會做摟、親、抱等親密狀。”不斷加作家宋石男的微信，是因為自己遭受其多次在朋友圈中的辱罵。

為此，ELLEMEN Digital第一時間聯繫了作家宋石男，獲得了他“被捲入”這起事件的始末，以及他對性騷擾問題的一些看法。

宋石男：千萬別沉默

（以下自述部分由ELLEMEN與宋石男的對話整理而成）

我大概是6月初聽説了這件事情的。原本這件事情只在我們的小圈子裏傳播。由受害女生的導師（這位導師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出面，向相關者打聲招呼，他們沒有想要大範圍傳播。我是聽説了這件事情之後，相繼向我的律師朋友和一個在媒體圈多年的資深調查記者朋友求證，他們均向我表示確有其事。

我當時認為這件事情太令人作嘔了，於是在朋友圈發言斥責章文。沒過多久，我就收到了章文的朋友圈好友請求。他之前應該是有打過我的電話，但是我一般陌生電話是從來不接的，所以可能漏過了他的來電。他沒有找到我，就開始以微信朋友申請的形式向我發送消息，指責我污衊他、辱罵他，但是我均沒有回覆、也沒有通過他的好友申請。章文就開始揚言説請了律師要告我。

這件事情後來被當事女孩知道了。她十分憤怒，沒有想到她的老師、朋友在這件事情中都受到了牽連，這才鼓起了要公開舉報章文的勇氣。但她一開始也是有些猶豫，我們通過她的導師互相加了微信之後（加好友的時間就在這兩天，我這裏還有截圖），我也向她發去了鼓勵的話。最後在7月25日那天，她將自己的遭遇發佈了出來。

然後蔣方舟、易小荷她們也很快站出來實名舉報章文。這點是讓人很佩服的。因為從理論上來講，她們完全是可以不趟這次渾水的，但現在她們勇敢地站出來了，這就給了更多人勇氣。我瞭解到，舉報者手中有相對完整的證據鏈，並且受害者絕不止她一個。因此，只要有這些勇敢的女性站出來，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出來指認他，越來越多的人會被捲進來，真相就會越辯越明。

在中國，由於我們有圈子文化的存在，熟人性侵的概率非常高。我這裏説的熟人，至少是一方對於另一方來説，是有權威或名聲光環的。這種光環從一開始就帶着一種不對等關係。

圈子效應背後對應的是什麼？是資源、名聲、權力，這其中強勢的一方擁有足夠的能力做一些具有欺騙性的、混淆視聽的行為，從而導致他的不恰當行為得以被掩蓋；受害者更因為處在利益鏈的下層而被剝奪了發聲權。一旦沉默，與事發時間相隔越久，真相就越不容易被挖掘。越多受害者站出來，與人們觀念的進步是相輔相成的。

處罰性侵犯為什麼如此難？

即使是在美國，轟轟烈烈的#me too運動也並不是一朝一夕間憑空爆發的。早在2006年，社區活動人士Tarana Burke 在網絡上使用了me too這一短語來呼籲人們重視受到性侵的有色人種和底層女性。2017年10月好萊塢演員Alyssa Milano在推特上對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指控，十一年後，人們才開始真正將“性侵”這個詞提到日常討論的中來。

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在#me too運動轟轟烈烈的背後，是美國社會正愈演愈烈的平權熱潮。

2018年1月，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黃盈盈與學者潘綏銘在《文化縱橫》上發表文章。其中的調研指出，中國人所認為的性騷擾，主要發生在平等關係和陌生人之間，很少有人承認（或者認為）強勢人物（比如老闆、校長或者其他不對等關係中的人）的某些作為也等同於性騷擾。也就是説，相比起一開始就在為弱勢羣體呼籲性別平等權利的#me too運動，在很多中國人的眼裏，並不構成性騷擾。

ELLEMEN Digital曾經對話過專注於兩性平權的廣州性教育中心創辦者韋婷婷。她曾與今年3月發佈了歷時半年多做的6529份高校性騷擾調查問卷結果，接受調查的人中有7成學生均有過受到性騷擾的經歷。

韋婷婷在採訪中表示，讓學生們保持沉默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與高校的官僚體系相關——學生的畢業、考研、就業都與自己師長的關係息息相關；另外就是性的污名化，越是被侵犯得嚴重的女生，就越難以站出來再次表述自己曾經的遭遇。

“但最困難的一點還是，由於性教育或者是施暴者的權利光環，讓性侵犯這件事情本身變得難以被界定。”韋婷婷説：“在法律方面，與性騷擾相關的一條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中提到了性騷擾一項。但其中並沒有明確規定什麼是性騷擾，以及如何評判。況且中國女性還是會被從小教育要温順、柔和，有關於性的事情不要説。而男性則會經常接觸到一些性相關的影視、書籍等，往往會傳達出——女性嘴上説不要，但其實是願意接受這樣一個錯誤信息。”

對性騷擾的難以界定還被放到了不同國家的求愛文化中被廣泛討論。正如法國知名女演員Catherine Deneuve在《解放報》上發表聲明質疑#me too運動——在一個以調情為樂趣的國度裏，性騷擾的界定在什麼地方？粗暴地將一切曖昧舉止歸為性騷擾，是對女性權利的真正認可嗎？

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到，在每一次有性侵犯受害者通過社交網站站出來指控加害者時，總會收到這樣一些質疑：“為什麼你當時不站出來？”“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怎麼才能知道這不是一起受害者為博得自己利益的釣魚事件？”更有另外一種觀點表示：“男女之情屬於私德，不應該被拿來放在公德範疇內被討論。”

站出來，

可以提高性侵犯者的作惡成本

對此，宋石男無不有點氣憤地表示：“我們定義的私德是不侵犯他人利益的私人行為。而性侵明顯已經影響到了第二人、甚至多方人的利益。早就已經上升到了公德的問題上。”

自今年1月開始的一系列中國性騷擾舉報案件，讓宋石男感受到了有關性騷擾的話題正在網絡上“比此前更自由地流動”。

事實上，自2016年起，有關高校性騷擾、職場性騷擾的調查就一直在進行。2016年8月，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康宸瑋發佈《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師大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對2007~2016年間已確認發生在校內的60起性騷擾事件進行了統計和分析；2017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生“阿廖沙”在社交媒體上曝光自己曾遭大學班主任的父親性侵。而2018年始的羅茜茜又為更多受害者樹立了標杆。

“只有更多人站出來了，這件事情才能更多地作為公共議題被更多人討論，增加那些性騷擾者的犯罪成本。”宋石男説：“同時我也想提醒所有人，在評論這些勇敢站出來的女性（或男性）時，換位思考。千萬別犯‘直男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