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性的生存環境有多差_風聞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爆雷的幾天。

先是7月23日，一則有關的公益人士雷闖強姦實習生的口述在朋友圈裏遍傳，隨後同屬公益圈子的馮永峯和張錦雄也被曝是性侵慣犯。這三人裏，雷闖是“億友公益”發起人，著名的乙肝鬥士；馮永峯是自然大學校長；張錦雄則是LGB領域的維權人士。

公益圈有關性侵的接連爆料引來連鎖反應，7月25日，媒體人章文被匿名女士指認強姦，隨後媒體人蔣方舟、易小荷和藝術家王嫣芸（蘇紫紫）實名公開自己曾遭受章文性騷擾的經歷。事件還在繼續，蔣方舟和易小荷之後，又有多名媒體人、學者和公共表達知名人士被曝性侵，受害者和施害者的名單都還在持續增加，不少人認為這將發酵成一場中國版的“MeToo”運動。

圖：視覺中國

迄今為止，雖然被指控刑事犯罪，但無論雷闖還是有關章文的案件都還未進入司法程序，這場指控最終會指向何處依然需要時間的驗證。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向來被認為觀念前沿的公益圈和媒體圈裏，類似事件爆發後，當事人的第一反應依然是接近拳打腳踢的“蕩婦羞辱”。

如果就“受害者無罪論”的觀念進步而言，公益圈目前更勝一籌。

雷闖被指認的第一起事件已過去三年，在被公開指控的當天，雷闖對媒體稱自己與當事人是戀人關係，“或許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並沒有認可我男朋友的身份，而是基於我們已經發生的關係，她不得不默認我這個‘男朋友’，而事實上可能在她心裏也是非自願的。”而在更早的第一份聲明裏，雷闖起碼“承認文章中的事實……我願意承擔相關的刑事責任，我在考慮向警方自首”。

▲ 雷闖個人聲明 

而作為媒體人被指控方陣代表的章文，則在事件爆發後發出了一份回應，行文堪稱教科書級別“受害者有罪論”。在這份回應裏，章文首先回應匿名“強姦指控”，稱事發出於雙方自願，隨後稱匿名指控者與有婦之夫交往，同時稱“蔣方舟，一直單身，交了眾多男朋友; 易小荷，離過婚，經常出現在酒局上”。

▲ 章文個人聲明 

事實上，在章文發出回應之前，著名時評人鄢烈山就在微博上指稱，“她（蔣方舟）比章文名氣大得多……當時只要認真拒絕，章文怎麼可能不斷摸她大腿，並後續糾纏她……蔣方舟當時不拒絕不制止，現在在網絡上毀人清譽，這個女人真的很邪惡！你們卻認同她，以為她很勇敢甚至純潔！”

▲ 鄢烈山微博截圖

無論是鄢烈山的幫腔，還是章文的回應，在我的朋友圈裏都遭到了拳打腳踢般的抵制和嘲諷，在一些人看來，這件事約等於“能從自己墳裏伸出手來再給自己的墓碑上抹塊屎 / 我在木乃伊系列電影裏都沒看到過這情節”。但朋友圈的聚羣效應和半公開發言絲毫不意味着受害者在輿論上的勝利和強勢處境，在對性侵受害者完美身份的要求這件事上，你永遠不知道在哪個角落還存在哪個世紀的性別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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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 / 範薇

最輕微的指責是受害者沒有自我保護意識，這當然不值一駁，在人類發展的歷程中，女性的着裝越保守，人身越被隔離，換言之也就是在所謂越被保護的時代和地區，女性越無法被平等對待，遭受暴力的幾率也越大。個體可以在環境中選擇更好的生存策略，但那永遠不是我們應當忍受糟糕環境的理由。

其次是陰謀論，很多人認為性侵問題的集中爆發掩蓋了其它社會公共議題。這個論點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公共議題被打上了重要性的級別標籤，而性侵問題即使出現瞭如此大規模的爆發，依然被打上桃色標籤，被歸為私德領域，在一種含混曖昧的竊笑中，其重要性被置於公共討論的金字塔底端。

事實上，這種對兩性關係曖昧模糊的認識，恐怕也正是眾多名望深厚的公益圈和媒體人士腦子裏根深蒂固的觀念。在章文被曝性侵後，其律師發了一條朋友圈，“有朋友説：當年康有為納妾太多，橫遭非議。梁啓超為其恩師辯護，留下一句名言‘才大者，欲必大焉’。才子佳人、兒女情長，本是人間至美。私域裏互相尊重，本非難事。鬧到對簿公堂，劍拔弓張，實在太煞風景。”這條朋友圈發得委屈巴巴，遺憾不已，幾乎有一種“天下人皆不識我風流，不解我風情”的落寞書生況味，恰如鄢烈山在微博上稱自己被網絡暴民圍攻時的跌足恨嘆。

**在公共印象中，無論享有盛名的公益人士還是媒體人，他們都被與傳統的中國男性隔絕開來，他們談論政治、良知、文學、美以及種種與理想相關的事情，但這次的連鎖事件讓人見證了一場大型的大清遺老復辟現場，具體體現就是作為男性，很多人對兩性交往缺乏極其基本的邊界意識，**比如鄢烈山不懂得性騷擾的基本準則是，“我不同意你就不能摸”，而非指責受害者“未曾強烈制止”；章文在採訪中稱，“圈子裏摟摟抱抱很正常”；雷闖則在第一份承認事實的聲明裏，將自己的回應提升到了 “身處席捲全球的‘MeToo’運動中”這樣的高度，而不是他作為一個個體長期以來行為的錯誤性。

這已經不是中國男性知識階級自古以來紅袖添香的惡趣味情結了，本質上就是男性習慣了用不對等權力獲取性資源的過程中，對女性的固定看法而已。過去我們以為這種權力只存在於政商界、教育界這樣有些明顯權力層級的系統內，現在才發現，原來在權力關係脆弱的公益圈和媒體圈，男性也自我感覺如此良好。

想起去年某雜誌微信號登過一篇《一桌沒有姑娘的飯局，還能叫吃飯嗎》，遭到羣嘲後迅速刪除，但實際上飯局還在繼續，飯局上的男性以為樂於炫耀作為下酒菜的姑娘們。陽光下的公共討論和包間裏的酒局被自動隔絕成了兩個世界，所以無論名氣大得像蔣方舟的，還是脾氣爆得當場潑開水的王嫣芸，她們都在事發後選擇了沉默，更多的姑娘都以為只有自己是倒黴蛋。

事實上，如此普遍的性侵行為並不是現在才發生的。這是目前我能找到的唯一對同一環境中男性和女性都做了定性定量性別暴力研究的報告——2011年，聯合國針對中部某縣做的一份《中國性別暴力和男性氣質研究》，這份研究採用一對一深度訪談的形式，有效受訪者數量超過2000人。研究結果顯示，幾乎百分之百的男女受訪者都認為男女應該平等，90%的男女兩性受訪者都反對男性對女性施加包括暴力，但實際上，男性受訪者當中，73%的人認為男人應該強硬；52%的人贊成男性用暴力維護尊嚴；52%的男性受訪者相信男人比女人更需要性，同時有71%的女性贊成這一觀點。62%的女性報告曾被伴侶強暴，64%的男性則承認強暴過伴侶；另外，7%的女性報告説曾遭受到非伴侶強暴，8%的男性承認實施過非伴侶強暴，14%的女性遭受過強暴未遂。

這些都是驚人的數字，而更驚人的是，在曾實施過強暴的男性當中，86%的人坦誠，強暴動機是為了體現自己的性特權，而在訪談的另一個問題中，他們都是支持男女平等的人。

從這個角度，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被認為人權觀念前沿的公益圈和媒體圈，依然會出現如此明顯的“蕩婦羞辱”現象，因為部分男性對兩性平等恐怕有天大的誤解。倒是我的一名男同事昨天告訴我：“説實話，作為一個死理工男，這波Me Too運動之前，我還真不知道中國女性的生存環境有這麼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