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歷史貢獻_風聞

在人類文明發展和交流歷史上，“東學西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東學西漸”推動了歐洲啓蒙運動的產生、發展，給歐洲當時最先進的思想家以理論啓迪，最終形成了19世紀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三大理論成果，這三大理論成果的優秀部分被馬克思繼承和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

今天，我們討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樹立這樣一個觀念：馬克思主義既是西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對歐洲文化影響的成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過程，也是歐洲文化反哺中國的歷史過程。

回顧“東學西漸”對馬克思主義形成的歷史貢獻，一方面有助於我們更好樹立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從民族文化基因的角度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堅定理想信念，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事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為解決世界問題貢獻中國智慧。

一、“東學西漸”的歷史過程

明朝時期，隨着東西方航路的打通，東西方文化交流日漸活躍。天主教教廷派遣傳教士來華傳播天主教教義。傳教士來華傳教的同時，還將歐洲文化、特別是科學技術文化帶到了中國，促進了東西方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史稱“西學東漸”。

但在“西學東漸”的同時，歐洲來的傳教士們返回歐洲時，還將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帶回了歐洲，這些文化典籍給予了當時正處在啓蒙思想運動過程中的思想家們以思想理論武器，極大促進了歐洲文化的發展。

（一）“東學西漸”的歷史進程概述

中國和歐洲的交流由來已久。近代以前，中歐交流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的貿易交流階段、中期的以貿易交流為主文化交流為輔階段和後期的貿易交流與文化交流持續加深階段。

在中歐交流早期，主要是商品貨物的貿易交流。在漢武帝派遣張騫“鑿空”之前，中歐間的貿易交流主要通過粟特人等生活在中亞、西亞地區的民族進行。張騫“鑿空”之後，漢朝使者遠赴中亞、西亞一帶，和當地很多國家建立交往，其中包括當時被稱作“大秦”的羅馬帝國。《後漢書·西域傳》對當時瞭解的羅馬帝國的政治、經濟、社會進行了記載：“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裏，有四百餘城。……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但這種直接的交流是政治性的而非經濟性、文化性的。經濟上的交流因為阿拉伯帝國的阻隔，仍要通過穆斯林商人作為中介進行，而文化上的交流雖然有基督教聶斯脱裏派（景教）傳入中國，但也是以西亞作為媒介的。

元朝的建立使得中歐交流開始進入新的階段。元朝的建立沉重打擊了原先控制西亞中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促進了中歐通路的暢通。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可·波羅遊記》的問世，激發了歐洲社會對中國的憧憬。如何從海路出發，繞開穆斯林控制着的廣袤的西亞、中亞地區，直接開展對華貿易，推動了歐洲“地理大發現”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在這個階段，由於歐洲民族主義觀念勃然興起、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並發展、黑死病蔓延開來，歐洲掀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和文藝復興運動。由中國傳入的“四大發明”對這兩個運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一時期，中歐交流從單純的貿易交流走向了貿易交流為主、文化交流為輔。大量精美的瓷器、漆器和畫作輸入到歐洲，推動了“洛可可”風格的產生。

新航路的開闢和宗教改革運動推動了天主教教廷向東方，特別是向中國派遣傳教士，利瑪竇等人就是傳教士的代表。利瑪竇等人，一方面在傳播天主教教義的同時，將歐洲科學技術傳入了中國，另一方面，傳教士回國時，又將中國的各類典籍和情況介紹帶回了歐洲。這一時期傳教士來華，從明嘉靖十年（1531年）開始，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結束，時間跨度長達240年。此後，歐洲思想文化界因為更多中華傳統文化的輸入，產生了巨大震動，特別是宋儒理學提倡理性、反對宗教的觀點，給了思想文化界以批判天主教統治的有力武器，進而推動了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變革。

（二）“東學西漸”歷史進程對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影響

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直接繼承了19世紀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優秀成果（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從“東學西漸”歷史進程對歐洲文化的影響看，中國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形成具有非常突出的影響和貢獻。

1、德國古典哲學

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均把辯證法思想作為哲學的中心問題，究其影響，則不能不説是來自於德國的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和沃爾夫（Christian Wolff）。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思想則直接來自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哲學家笛卡爾（Rene Descartes）。以上三代哲學家其實都直接受影響於中國傳統哲學思想。

笛卡爾的惟理哲學，即“Reason”一詞，即來自於宋儒理學中的“理”，併成為其哲學的核心概念。笛卡爾學派的繼承人培爾（Pierre Bayle）更是在著作中毫不掩飾對中華文化的崇拜。培爾在1697年發表的《歷史批判辭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 5vols.)中明確指出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無神論傾向，作為他批判天主教有神論的武器。這一舉動使得培爾受到了啓蒙運動代表人物伏爾泰的崇拜，讚頌他是“人類的嬌子”。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這樣評價培爾：“比埃爾·培爾不僅用懷疑論摧毀了形而上學，從而為在法國掌握唯物主義和健全理智的哲學打下了基礎，他還證明，由清一色的無神論者所組成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比埃爾·培爾‘對17世紀來説，是最後一個形而上學者，而對18世紀來説，則是第一個哲學家’”。

同時期荷蘭的斯賓諾莎（Baruch de Spinoza）則與笛卡爾和萊布尼茨並稱為“三大理性主義者”。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導言中指出：“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都堅持從世界本身説明世界。”康德在《論萬物的終結》（Das Ende Aller Dinge）中指出了斯賓諾莎哲學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響：“這麼一來，便發生以虛無為至善的老子奇怪的教義，即因感着與神性融合，拋卻自己的人性而沒入於神性的深淵裏面，以此意境為最高無上的宗教。感得這種狀態的中國哲學家為求此虛無境界的實現，曾努力棋目靜坐於暗室之中。於是由此泛神教(西藏及東方其他民族)及其形而上學的昇華，遂發生了斯賓諾莎的學説。”

到了萊布尼茨，則同時受到了孔子、宋儒和老子哲學的複合影響。萊布尼茨對孔子推崇備至，稱其為“中國哲學者之王”。1697年，萊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一部《中國近事》，在這部書的開頭，萊布尼茨説：“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陸兩極端的二國，歐洲及遠東海岸的中國，現在是集合在一起了。”又説：“即在此（道德方面）領域，中國民族實較我們為優，即使工藝和技術方面，我們和他相等，又思辮的科學更較為優越。卻是在實踐哲學方面，換言之，即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之倫理及政治的綱領裏面，我們實在相形見細了(這是必須忍受的屈辱)。”德國漢學家利奇温（Adolf Reichwein）在《18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中指出：“萊布尼茨實為承認中國文化大足貢獻西方文化發展的第一個人。他的《單子論》極其和中國儒釋道三教的德性論相同。他所提出的“預定的調和”又極像中國的“天下之道”。萊布尼茨和中國的哲人一樣，深信實際世界有其統一性，精神上有日新又新的進步，所以非常樂觀。他們都以為宗教的任務在於創造知識，目的在於教成對於社會有用的行為。這就是歐洲啓明運動的福音。他們以為道德就是快樂，快樂為所有思想的最高目標。”

受萊布尼茨巨大影響的沃爾夫是德國啓蒙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他極度推崇中國文化，將儒家思想翻譯成德語傳播於德國大學中，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在沃爾夫等人的思想影響之下，產生了德國觀念論哲學，沃爾夫的再傳弟子就是康德。

康德和黑格爾共同把古典哲學推向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馬克思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進展》中指出：“在法國發生政治革命的同時，德國發生了哲學革命。這個革命是由康德開始的。”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這時與十八世紀法國哲學一道，並且繼之於後，興起了新的德意志哲學，它在黑格爾身上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從初步具備辯證法思想的萊布尼茨和初步提出唯物論的斯賓諾莎，到康德和黑格爾，古典哲學的發展始終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着力量。

康德初期著作處處表明他受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影響，曾被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挖苦為“柯尼斯堡(Konigsberg)的偉大中國人”。黑格爾對中國社會和哲學思想的讚美，和啓蒙運動時期法國的伏爾泰不相上下。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説：“因此他國每以中國為一種理想的標準，便是我們也可以拿來做模範的。”據前德國共產黨黨員、德國漢學家魏特夫（K.A.Wittfogel）所著《黑格爾的中國觀》，黑格爾對中國思想歷史有很深刻的研究：“黑格爾曾經閲過十三大本中國皇帝通覽——《通鑑綱目》……黑格爾藉着這種種巨量的參考材料，自己感覺着有了不少的知識上的培育，我們現在確已十分認識中國了。我們已有了中國文學和它的全部生活，以至它的歷史之深切的知識。”

朱謙之認為，黑格爾《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和中國儒家《大學》的辯證法完全符合。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在“對象意識”中人物一源，在“自己意識”中便人完全自覺的境界，即《大學》的“正心”階段。然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因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即已人於“理性意識”之範圍。理性意識之第一小階段為理性，即《大學》之明明德;第二小階段為精神，即作為客觀精神之民族世界，也即《大學》之親民。又第三小階段為宗教，即《大學》之止於至善，又即《中庸》末章“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至善境界。由此可見《精神現象學》實模仿《大學》。

黑格爾的弟子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因其被馬克思的批判和恩格斯的鉅作《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為中國人所熟知。費爾巴哈通過研究斯賓諾莎、培爾等人的思想，進一步批判宗教和唯心主義哲學，在唯物主義發展史上做出了貢獻。費爾巴哈的人際交往觀完全繼承自孔子，他在《幸福論》直接引用了《中庸》裏的：“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

2、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

重農主義學派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其代表為魁奈（Francois Quesnay）。

法國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播向歐洲其他地區的大本營。啓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伏爾泰（Voltaire）是一個“全盤華化論者”，他認為“人類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啓蒙運動中的百科全書派更是將中國完美理想化。在這樣的文化氛圍當中，魁奈在吸取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當時法國的經濟現象，提出了重農主義經濟主張。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指出：“出:“魁奈自己以及他的直傳弟子，相信他們的封建招牌。……但實際上，重農主義體系倒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早的系統的理解。”而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卷指出：“再次是激進的資產階級大臣，法國革命的先導，杜爾哥。這些重農主義者雖然帶着虛偽的封建的外觀，卻是和百科全書派一道工作的!”

魁奈多次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引用清世宗《聖諭廣訓》中的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而嘆息歐洲各國還不知道農業的價值。在《中國的專制政治》一書中，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依據於天理天則，而天理天則不外乎“自然法”而已，中華文明可以4000年傳承不絕，就是因為中國人堅持了這種“自然法”。魁奈用“自然法”概念驅逐了上帝的職能，勝利地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

魁奈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另外一大貢獻是《經濟表》。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魁奈醫生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科學，他在自己的名著《經濟表》中概括地敍述了這門科學。”與魁奈同時期的學者克雷爾(N. G. Clere)在所著的《大禹與孔子》（Yu 1e grand，et Confucius.）中認為，魁奈製作《經濟表》的功績可以和伏羲氏演化六十四卦相媲美。魁奈去世時，其弟子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更是認為魁奈寫作《經濟表》是為了繼承孔子未竟的事業，他説：“孔子立教的目的在於恢復人類的天性，不再為愚昧和情慾所隱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愛人，戰勝物慾，勿以情慾去衡量行為，應以理性為標準;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們勿動，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優美到這個地步，真是無以復加了。卻是還有一件要事待我們去做，就是把這種道德教訓普行於世界，這就是吾師的事業，他已發明了自然所給的秘傳，這就是《經濟表》。”

斯密在2年留法時期，和重農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杜爾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相交甚密，也曾多次參加魁奈出席的聚會。不過當時相對於大名鼎鼎的“歐洲孔子”魁奈，法語不太靈光的斯密只能敬佩末座。經過認真分析歐洲特別是英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斯密在繼承重農主義學派思想的基礎上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並打算將自己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獻給魁奈，只是因為成書時魁奈已經去世方才作罷。斯密對重農主義學派思想揚棄的內容除了只有農業生產才能創造財富的理論之外，還破除了重農主義學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盲目信仰，將重農主義學派打着的“封建招牌”（馬克思語）徹底扒掉。斯密準確指出：“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

3、法國空想社會主義

在三大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中，聖西門是最早的一個。聖西門既是啓蒙運動思想家們的學生，也是最早反思啓蒙運動所帶來的法國大革命為何失敗的思想家之一。聖西門年輕時，師從百科全書派的重要人物達朗貝爾（Jean le Rond d’Alembert），達朗貝爾本人當時和狄德羅、盧梭等人堅持每週兩次聚會，討論哲學、文學和政治問題。在百科全書派中，達朗貝爾的創作重點是自然科學，而百科全書派整體而言，則是醉心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羅，高度評價中華傳統文化，狄德羅親自撰寫了《百科全書》中的《中國》和《中國哲學》兩個詞條，稱讚中華民族“其歷史的悠久，文化、藝術、智慧、政治、哲學的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讓狄德羅更欽佩讚美的是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理性思想，稱“孔子謂為自然及其原因之研究者，不如謂其努力於人世及其習俗的研究。”百科全書派的核心思想是崇尚理性的思想，也是啓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孔子學説給了百科全書派以堅強的理論武器。在整個啓蒙運動過程中，思想家們試圖用東方傳來的“道”和“理”代替基督教的“神”，是讚美和推崇中華傳統文化的。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這樣説：“（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剷除一切同永恆理性相矛盾的東西。”

作為百科全書派學生的聖西門，在受到理性主義影響的同時，還看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失敗。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説：“同啓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着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1802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信》……”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促使聖西門進一步思考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思路，把啓蒙運動主張的理性主義推向前方，誕生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

二、“東學西漸”的最終歷史性成果——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天才地批判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發現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在馬克思偉大的科學發現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影子。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德國古典哲學批判的繼承者，間接地得益於中國古代孔子、老子、宋儒思想的啓示。老子思想中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和孔子思想中的懷疑有神論的思想經過斯賓諾莎、康德、費爾巴哈等人的發展，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前身；而老子的辯證法思想和宋儒的理學思想，則啓發了從笛卡爾到黑格爾所有的哲學家們，進而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既是馬克思通過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而創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進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被歐洲思想家們完全歐洲化的歷史終結。

回顧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所發揮的引導性作用是巨大的，是從價值觀到方法論全方位的影響；而斯密創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不但是對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批判，而且也是通過揚棄中華傳統文化的封建糟粕來完成的。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者，馬克思發現了剩餘價值理論，實現了政治經濟學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如果説米拉波評價魁奈的話有誇大魁奈成就和扭曲孔子學説的成分，但用同樣的語句來評價馬克思則是相當契合的。

在馬克思之前，是存在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在古代中國，孔子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構想，而在原始基督教思想中，也存在人類共同勞動、平等分配的思想。但科學共產主義的直接來源則是以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為代表的18世紀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但這並不是説，中國傳統文化對空想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沒有影響，如中國傳統文化在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間接的一樣，中國傳統文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也是間接的，這個中間的橋樑就是啓蒙運動思想。啓蒙運動主張的理性主義，極大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並形成了自己的理論。聖西門作為啓蒙運動的學生，批判繼承啓蒙運動，提出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並被馬克思批判發展，形成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

除此之外，中華傳統文化的社會主義因素還引起了馬克思本人和歐洲思想界的興趣。馬克思在《時評。1850年1月-2月》中提到，傳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lich Gutzlaff）從中國回到歐洲後帶來的“奇聞”。郭士立談及，“在（中國）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甚至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而且至今還在要求。”熟悉中國歷史的人知道，這種主張是在中國歷史上是再常見不過的“均貧富”主張了。但讓郭士立更加驚訝的則是，當郭士立離開20年之後又回到歐洲的時候，他聽到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於是問道：這是什麼意思？別人向他解釋以後，他便驚叫起來：“這麼説來，我豈不到哪幾也躲不開這個害人的學説了嗎？這正是中國許多暴民近來所宣傳的那一套啊！”

對此，馬克思評論説：“當然，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於黑格爾哲學一樣。”“青年黑格爾”學派出身的馬克思，一定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對黑格爾的影響：重要、但是間接的。“中國社會主義”和當時“歐洲社會主義”思想也是這樣的關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通過“東學西漸”等一系列歷史進程，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馬克思進一步設想，在未來，當社會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的時候，會出現這樣一種景象：“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説不定會看見上面寫着：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論述中多次提及中國，並對中國問題進行了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歐洲列強對中國的殖民入侵對歐洲的影響，而對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幾乎沒有關注。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幾乎沒有關注有文化和國際關係兩方面原因。從文化角度上看，“東學西漸”的歷史進程隨着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啓蒙運動思想家們為了批判歐洲封建統治而把中國描繪成一個“理想國”，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則戳穿了啓蒙運動思想家們虛構的諾言。從國際關係角度上看，鴉片戰爭之後，歐洲列強更多地接觸中國，發現中國實際上不但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反而是一個積貧積弱的老大帝國。馬克思和恩格斯從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感出發，站在同情中國人民的立場上，分析了歐洲殖民者對中國人民的掠奪和殖民入侵中國對歐洲的影響。這種分析完善了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內容。

三、結論和啓示

通過回顧“東學西漸”對馬克思主義形成的間接性影響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和啓示。

（一）結論

雖然中華傳統文化對馬克思主義的形成沒有直接的影響，但通過“東學西漸”這個歷史進程，中華傳統文化對歐洲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同程度地對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產生髮揮了重要影響、貢獻巨大。

同事，馬克思關於“中華共和國”的預言實際上説明了他注意到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可以在中國變為現實，而且這個變為現實的路徑甚至可能是中國在不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依靠自身文化傳統、經濟基礎獨立完成的，這不能不説是馬克思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文化的信心和期盼。

（二）啓示

中華傳統文化通過直接和間接影響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進而對馬克思主義的創立產生影響的歷史進程可以給我們以下三個啓示。

一是從文化角度看，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中華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設想如果沒有列強入侵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逐步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也會逐步滋長，進而推動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產生。

二是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中華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歷史不能假設，隨着列強入侵、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踐相結合，進行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飛躍，產生了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是中華文明基因和中國國情共同決定的歷史性必然選擇。

三是從發展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相融合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王岐山同志指出：“中華民族自古就延續着自己的文化血脈，任何外來文化進入中國最終都被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的過程。”（2017年3月6日在全國人大青海代表團的發言）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看，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工人階級最多的國家，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看，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東學西漸”歷史影響、社會主義因素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這三個公約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的引領。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相融合的歷史進程一旦完成，必將為全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