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喜歡聽那些要求受害者“注重自我保護”的話_風聞

一

我就是不喜歡聽那些要求受害者“注重自我保護”的話。

不喜歡當然不代表人家不對，也不意味着人家不重要。但看到各種“女生預防性侵要注意的五點事項”、“三分鐘全面瞭解疫苗的有效性”、“孩子遇到壞人，一定要做到這幾點”、“反問兩個問題，教你識別電信詐騙”、“六個小妙招，瞭解添加劑是不是有問題”這些東西，我就發自心底不舒坦。

我一直説“如果惡意不被懲罰，善意將無處安放”，這句話衍生出來的推論有很多。最簡單的一個就是：

一個惡性事件發生後，最後的結論一定不能落在受害者或者潛在受害者“提高自我要求”上。

以食品安全為例，一個事件，例如地溝油事件發生後，最後的結果一定不是讓公眾學會如何鑑別地溝油，而是如何消滅地溝油；性侵事件也是同樣的道理，最後的結果一定不能是女生如何鑑別色狼或者備好哪些防護用具，而是讓潛在的性侵者不敢實施這樣的行為。

自我防護意識當然要緊，但它不是解決問題的法寶，而是低概率事件發生之後的應急手段。學會，當然可喜；但如果不會，也不丟人，更不是遭受侵害的理由。

我不會鑑別地溝油，難道我就活該吃到地溝油了？我孩子不會應急逃生，難道就活該在路上被人追着砍了？我不會鑑別色狼，難道就活該被性侵了？

哪怕人們自我保護的知識不夠完備，我們也要努力去營造一個不讓無辜者受傷害的環境。一個人人自危人人需要穿着鎧甲戴着刺以惡意審視他人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冷漠且缺乏合力的社會。

那些防護指南，可以是整個事件處理體系裏的一個補充，但不是核心，更不是終點。核心應該是：

我建議你掌握這些知識，但如果在緊急情況下你想不起來，或者掌握不了，那我們的法律法規、熱心人士、保障設施也會在最大程度上讓你免受侵害。

最好的結果，不是掌握這些知識，而是用不到這些知識。

二

我一直覺得，惡性事件發生後，不能對受害者提要求，或者對普通大眾提要求。事實上這也不能叫“要求”，最多叫“建議”或者“提醒”。例如“為了安全考慮，晚上10點以後儘量不要出門”。

公眾可以選擇遵從，也可以選擇不遵從。如果他不幸深夜遭劫了，我們絕對不能説“我都跟你説10點以後不要出門了你怎麼不聽”，而是應該去抓壞人，去反思為什麼10點以後治安就那麼差，爭取讓那裏變成一個10點以後能出門的地方。

簡單説，就是對施害人執行有威懾力的懲罰，讓後來者不敢效仿；對導致事件發生的其它環節提要求；而對受害人或者公眾，只能提建議。

你生產假貨影響公眾健康，罰得你連媽媽都不認得，別人就不敢接着造次；關於假貨的監督、流通、認證環節全部理一遍，看看到底哪裏有疏失，這就是要求。

就拿晚上出門被劫來説，如果有這樣的事件，我最關心的是壞人是否被抓到，怎麼判；路邊的技防設施是否有升級，就算去寫深夜出門的十條提醒，我也會同時説，保護受害者的最好手段，是讓施害者付出慘痛的代價。

看到社交平台上那些“你為什麼不注意呢”“你為什麼要一個人去別人房間呢”“你為什麼不知道查一查呢”，我就感到極其反感。就像昨天，我把推文在喜馬拉雅讀了一遍，結果馬上有聽眾反對：

我也實在搞不動這算哪門子個人主義，但有一點我是確信的：這就是很典型的“對受害者提要求”。

如果你把提醒或者建議變成要求，那它們就會成為惡的辯詞；如果你把“希望你能注意”變成“你必須要注意”，那麼整個社會便會處於信任崩塌的邊緣。

也許這些“必須”有道理。但我就是不喜歡。

三

這輩子需要學習的知識太多了，頭都禿得差不多了。

我實在不想學習那麼多覆蓋生物學、心理學、數學、經濟學、化學的知識，我希望仍舊能把信任交付給專業的人。

哪怕有潛在的危險，哪怕我一時半會兒想不起那些掌握不精通的指南，我也能相信：

壞人終將受到足以讓我解氣的懲罰，而那些專業的力量，將讓我在最大程度上免於或者減少傷害。

只有讓惡意的土壤消弭，善意才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