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中英：特朗普將成為強力脱下時代舊衣的人？_風聞

自由的國際秩序卻在今天終於半死不活，原因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是牆倒眾人推，自由的國際秩序成為全球化的罪過或陰暗面的替罪羊。中國目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支持，有助於自由的國際秩序的延續。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高級研究員，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龐中英，文章來源於《華夏時報》專欄2018年第29篇。

首先，我們需要簡要回顧一下與國際格局變動有關的大事：

1978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推出聯華制蘇戰略。

1989年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第一次海灣戰爭開始，美國推動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1992年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

1993年，歐共體升級為歐盟。美國歡慶“單極世界”。

1997年，鄧小平去世，香港主權迴歸中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

1998年，中美致力建設戰略伙伴關係。

1999年，G20成立。歐元試運行。

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成立。911事件。

2005年，美國建議中國成為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方。

2006年，胡錦濤主席正式訪美。第一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峯會舉行。

2007年，歐盟《里斯本條約》簽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首次G20峯會舉辦。

2009年，首次金磚合作峯會召開。全球金融穩定委員會成立。全球氣候變化談判哥本哈根談判未果。

2011年，奧巴馬政府正式推動“轉向亞洲”（亞洲再平衡）戰略。

2012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奧巴馬政府指責中國免費搭車（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反對中國書寫國際規則。

2013年，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國際倡議。

2015年，聯合國成立70週年，聯合國通過可持續發展2030年全球議程，全球氣候變化談判巴黎會議達成協議。

2016年，英國全民公投決定脱離歐盟。

2017，特朗普政府上台。中國共產黨十九大。

2018，全球貿易戰爆發。

特朗普開始國際格局轉換？

我們現在還不確定，美國的特朗普政府是否將是國際秩序進入新時代的主要標誌之一。如果是的話，從20世紀70年代到今天的40年，我們可能經歷了至少兩次重大的國際格局的轉變。第一次是從冷戰結束前（類似“博士前”）到冷戰結束後（類似“博士後”）；第二次則是美國從“唯一超級大國”或者“單極世界”的幻覺中“覺醒”（已故布熱津斯基曾談論過世界政治的覺醒，但不包括美國的自我覺醒。這裏，我認為，美國政治覺醒了，美國對世界的看法可能在發生轉折性的變化，如同基辛格説的那樣，“特朗普可能會成為結束時代強力推進脱下舊日偽裝的人物之一”），對全球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政策和行動，現有國際秩序正在受到美國政策改變的持續衝擊。

但是，以往的格局轉換，都有非常明確的目標。這次，特朗普的美國只是有選擇地退出一些現存的代表國際秩序的國際組織，並沒有明確地説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這與冷戰剛結束時老布什宣佈要建立世界新秩序——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以及奧巴馬要寫新的國際規則（防止中國寫國際規則），以確保“美國主導世界一百年”不變，不一樣。

按照常理，特朗普政府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包括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的鞏固，或者失而復得（美國的這一全球主導地位並未喪失，所以談不上失而復得）。但是，特朗普政府顯然認為，美國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的代價很高，讓美國的盟國和利益攸關方佔盡便宜。所以，特朗普上來就先算賬，然後全球徵税，包括與美國做生意的國家要多給美國納關税（假如不願意，報復美國，美國則升級或者擴大“貿易戰”），以及要北約盟國或者東亞盟國承擔更多的防務費。東亞盟國，包括日本、韓國等沒有問題，但歐洲盟國和加拿大等則一臉不高興。

再強調一下，特朗普只是向全球徵税，尤其是向中國和歐盟徵税，並沒有説要終結現有的世界秩序，更談不上提供一種替代性的世界秩序。儘管如此，介於特朗普上台前後發生了世界秩序的危機（多位美國資深的外交家，例如理查德.哈斯認為自由秩序已經名存實亡），更是鑑於特朗普政府不是延續或者加強以往的“美國的世界秩序”（American World Order），鑑於特朗普政府可能不是暫時現象而是可能將連續執政到2024年，本文還是堅持認為，特朗普衝擊代表着過去40年最大的國際格局轉換。

國際格局變革中的中國

過去的40年的國際格局改變，中國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在第一段國際格局轉換中，中國主動開放或者中國被納入現有世界秩序，都使得中國因素太重要了以致於無法輕描淡寫。

1979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可能是壓垮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冷戰的關鍵歲月，儘管中蘇關係破裂，但是，中國並未倒向美國。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想利用中蘇破裂，基辛格和尼克松訪華，中美在戰略上合作對付蘇聯的格局奠定，但是並未完全落實。只有到了1978年底，中美在行政層面建交，“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才付諸行動，成為對蘇聯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的最主要國際戰略反應。

從2016年以來的全球格局轉換，中國是主要的對象和焦點之一（另一個是歐盟）。這次轉換的主題是“去全球化”。英國全民公投脱離歐盟。歐盟是過去40年世界秩序的一大特徵，有不少世界性的地區（包括東南亞甚至東亞、非洲、南美等），都模仿歐盟搞地區一體化。全球化在地區層次上就是諸如歐盟那樣的一體化。脱歐在英國被叫做“去全球化”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及其競選集團把美國國內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和歸咎於全球化了的中國（全球的中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如墨西哥），成功地説服了美國民眾選擇了特朗普。人們應該還記得特朗普在競選中經常連説數個“China”吧。那是一個成功的競選策略。而特朗普的戰略（精神）軍師班農則説的更清楚，“美國與中國展開經濟戰爭”。有人直到現在可能還是不明白特朗普政府為什麼要與中國和歐盟展開貿易戰，因為不瞭解特朗普政府背後通俗易懂、能把握美國選民的“經濟民族主義”。中國越是強調支持自由貿易、支持全球化，就越對特朗普鞏固其國內政治基礎有好處，美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越是緊張。這一看似的不可能的惡性循環是過去兩年的現實。

國際格局因何轉換？

過去兩次國際格局大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相似地方：都是國內秩序、國內治理出了問題，然後導致國際格局或者世界秩序發生改變。蘇聯解體不是美國打敗的，儘管一度美國有人把蘇聯解體看作是冷戰的美國勝利。“通俄門”仍然在鬧，但是，特朗普不是俄羅斯送來的。

也就是説，大國的興起與衰落仍然是國際格局轉換的主要原因。本文當然不是説美國也要步蘇聯後塵，走向某種終結，而是説，特朗普的振興美國説，是美國人自己承認美國並非仍然處於“單極世界”的巔峯，而是遭遇各種挑戰，需要新的戰略再現昨日輝煌。

在這兩次國際格局轉換中，自由的國際秩序強烈起伏。這是特別有意思的，與中國特別有關的。自由的國際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的以聯合國和國際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税與貿易總協定）為代表的國際秩序的靈魂或者核心。由於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自由的國際秩序獲得新生，並且終於實現了其“初心”。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自由的國際秩序卻在今天終於半死不活，原因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是牆倒眾人推，自由的國際秩序成為全球化的罪過或陰暗面的替罪羊。中國目前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支持，有助於自由的國際秩序的延續。

自由的國際秩序的興衰也從全球治理的起伏中看出來。

冷戰剛結束時，人們都認為“全球問題，全球解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誕生了。

但是，今天，由於慣常的“集體行動的困境”，全球問題並沒有得到全球解決，於是人們再次尋求國家（國內）解決，全球治理陷入短缺和危機。在全球治理的困難時刻，中國宣佈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這一説法，中國自己的解釋是為全球治理做更大更多的中國貢獻，但是，其他的反應則非常複雜。其中一種反應：“中國方案”可能使全球治理變得更加多元、異質，而更有極端的反應認為，“中國方案”將使全球治理變成中國治理世界。

兩次國際格局轉換的另一特點是全球化與去（逆、反）全球化，或者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較量和此消彼長。

以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為代表，英美驅動的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興起。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已經產生了後來被學者和媒體概括為“全球化”的後果或者成果。冷戰後英美領導人，即英國首相布萊爾和美國總統克林頓，甚至絕對地説，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全球化不可避免”論一直延續到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長達20多年。此後，“全球化不可避免”論在英美幾乎消停，而“去全球化”、“公平貿易”等則逐漸佔據上風。主張“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一般叫做全球主義者，而主張“去全球化”的一般叫做“民族主義者”。從18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有時沉寂、低潮，但是從未退出歷史舞台，即使在歐洲聯盟時代，歐洲仍然存在民族主義。

國際格局的未來路徑

最後，本文要提問的是：國際格局的未來？

這個十分不好説，我們只能用“場景”或者“情景”分析來“預測”：

第一種情況，全球衝突。全球衝突，不僅是現在的包括“貿易戰”在內的經濟戰，而且是冷戰剛一結束時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預言的“文明之間的衝撞”，所以，是複合的大沖突，帶着全球化和21世紀的特徵。

第二種情況，全球協和。為避免在21世紀更加慘烈的衝突，汲取19世紀的方案，在各國，包括美國重回民族主義的情況下，建立全球協和（global concert of powers）。全球協和可以在已有的聯合國安理會、G20等會議機制的基礎上產生，成為國際合作的共同或者公共權威，確保世界和平不因為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如目前的“貿易戰”）而中斷。全球協和的最終目標是全球聯盟（global union），而歷史上的歐洲協調和當代的歐盟，為全球聯盟提供了一種非常有價值的模式。

第三種情況，多元的全球治理（pluralized global governance）。在自由國際秩序之後，為了獲得必要的新的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等日益加入和日益被接受，或者有條件被接受。多元的全球治理內部是充滿衝突的。目前，G20類似於多元的全球治理，其組成有三：G7（儘管美國特朗普政府在G7中不是很合作）、金磚（Brics，這一機制使俄羅斯不再加入G7成為G8），和中等國家（middle powers）集團（有的國家橫跨G7和Brics）。從長期看，多元的全球治理更符合全球治理——集體解決全球公共問題的初衷。

第四種情況，地區化的世界。繼歐盟之後，亞洲地區目前已經有東盟這樣的以“地區共同體”為目標的地區合作。在東北亞，一直有根據地區共同體或者地區主義構建中日韓三方合作的各種方案。如果朝美關係取得建設性進展，東北亞新的地區秩序將有助於東亞（東南亞+東北亞）的合作。特朗普政府不僅要重構與歐盟，而且與北約的關係表明，美國與其在太平洋的最大盟國日本以及韓國的關係也在發生類似的變動，這就為亞洲國家之間的地區化終於掃清了美國的障礙。

兩次大轉換對中國的意義

過去40年國際格局的兩次大轉換，對中國意味着什麼？

第一，1978年中國新的內政和外交決策，有當時最嚴峻的國際環境，那就是依然高度緊張的對蘇關係，但是也有最好的國際環境——中美關係改善。這為以後逐步明確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對象奠定了基礎。中國的對外開放具有改變中國格局和改變世界格局的意義。與1978年驚人地不似，2018年，中美關係的惡化已經越過美國學者蘭普頓説的“臨界點”。雙邊貿易關係的惡化是轉折性的。“貿易戰”正在導致中美關係的基礎坍塌。目前美國的“去全球化”政策並非不要自由貿易或者全球化，而是挾霸權以令諸國，“重談”美國與世界的貿易關係。這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應對這一挑戰，並非易事。做的好，“貿易戰”成為中國已經宣佈的“要進一步對外開放”的歷史契機；搞得不好，管理中美惡性循環失敗，中美已經形成的全球化局面進一步“被去除”，甚至諸如“修昔底德陷阱”等警示性預言不幸“自我實現”。

第二，過去40年，基本事實之一是，中國從參加國際組織（20世紀末）到接受全球治理（21世紀初）。這種參與加速了中國的現代化。這是中國變成現有世界秩序一部分的最大獲得。但是，這40年期間，中國還不是美國那樣的治理全球者，即世界秩序的塑造者（ordering

power）。40年後的今天，儘管在擁有國際實力上中國已經被認為是“世界大國”之一，中國也被國際上認為是足以與美國匹敵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者。然而，實際上，中國更加需要的，不是顛覆現有的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是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一道改進、改革、完善好現有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中國解決好自身的問題，已經是對在現有世界秩序下的全球治理的最大貢獻之一。中國當然要幫助別人解決好他們的問題，幫助應對人類共同的挑戰，但是，中國要小心的是，在承擔越來越大的全球治理責任的時候，避免被別人誤解，好心辦壞事。

第三，在與美國的關係40年後，全球化的中國要回歸亞洲，在亞洲以及西太平洋用心用力，在地區與跨地區合作方面發揮中國的領導作用。

第四，如果真的在“規則為基礎”或者“加強多邊主義”方面與歐盟有共同迫切的共識和利益，特朗普政府與現有多邊體制的衝突，正好為加強中歐合作提供了契機。歐盟面對着不進則退的挑戰。中歐合作還是能夠支持“沒有美國”（即因為美國退出或者美國不參與）的多邊合作的繼續。目前，中歐在WTO的未來（WTO的現代化）上要真誠合作，中國要放低身段，通過新的WTO規則促進下一個40年的國內經濟改革和經濟升級。

最後，我們看到，每次國際格局大大變動，都顯示了中國與非洲、拉美等關係的重要性。在美國等 “去全球化”下，中國與非洲、中國與拉美等之間關係的加強有助於全球的再平衡。

（本文原題為：龐中英：過去40年國際格局歷經兩次大轉換，特朗普將成為強力脱下時代舊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