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大清王朝的外交內鬥：阻開鐵路的外交官劉錫鴻紀事_風聞

作者：史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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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佚名氏《清代之竹頭木屑》最後一節《劉錫鴻》，就大清王朝曾經的外交官劉錫鴻，簡要地記了那麼幾筆。雖然簡要，但是，很不簡單。循着這條載記的線索，我簡單搜閲了相關資料，形成本文。

先從《清代之竹頭木屑》中《劉錫鴻》一節説起：

原本中國的鐵路，可以開發建設地更早。為什麼遲遲無法開動實施，實際上就是因為劉錫鴻上疏朝廷，極力阻止鐵路在中國的廣泛開建和發展。

本書作者的意見是，中國四萬萬民眾，之所以被內外勢力奴役那麼久，鐵路的無法開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作為清朝人的作者，在那個時候已經有如此開明的見識，有如此前瞻的遠慮，即使時代發展到今天，對這位無名氏的遠見，我們還是應該讚賞和欽佩的。

劉錫鴻除了對鐵路極力阻止之外，他在擔任大清王朝的駐法國使節期間，也是行為可議，讓人驚歎！

話説，劉錫鴻在法國使節任上，常常穿着破舊的衣服，趿（ta，一聲）拉着鞋，舉止散漫，步履蹣跚，衣帶飄舞……就這樣徒步在法國的街面上晃盪。並且，劉錫鴻還特別喜歡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喜歡站在法國最高的橋上，然後環望四周，睥睨下塵。

劉錫鴻的種種行為，引起了隨行外交人員的擔心，生怕傷害到大清王朝的國際形象，引發外交上的困擾。於是，他們就直言極諫，勸劉錫鴻注意行止。劉錫鴻聽後大怒，斥責道：

“你們這些人，真是鼠目寸光，根本就不知道你家大人的深意！我之所以在這邊這樣傲視一切，就是為了讓洋人看看我天朝人物的氣質和風度，讓他們對天朝人物仰望敬慕！”

説完佚名氏筆記中的這兩件事，大家一定覺得劉錫鴻非常迂腐和可笑。但是，在批評之前，我先講一下個人對劉錫鴻其人的淺見：

第一，劉錫鴻能做到大清王朝駐法國的外交使節，一定有他的過人之處，他並不是酒囊飯袋者流。

第二，劉錫鴻的傲慢之中，或許有所謂的“狂妄自大、無知無畏”，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的迂腐之中，有一種堅決地對本民族文化的信仰與堅持。

第三，或許，有人認為劉錫鴻不懂得變通，但是，在到處都是“牆頭草、隨風倒”的世風人情下，這種固執到荒謬的精神，還多少真有他的可取之處。

説到這裏，我就不再囉嗦了，先看看劉錫鴻其人的簡介，大家可以根據相關記載，自行判斷並評價其事其人。

劉錫鴻，生年不詳，卒於清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原名錫仁，字雲生，廣東番禺人，原籍廣東新會。洋務運動時期，他是著名的反洋務論者，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於清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任駐英使館副使、出使德國大臣，併兼任駐奧匈、荷蘭公使。他是近代中國第一批走出國門的外交使節。

劉錫鴻的父親以販魚為業，他的兄長劉錫鵬為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恩科【始於宋，明、清亦用此制。清代於尋常例試外，逢朝廷慶典，特別開科考試，也稱“恩科”。若正科與恩科合併舉行，則稱恩正併科。】舉人，他在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考中舉人，據載，當時，他有魁岸負氣，不可一世之勢。

劉錫鴻從小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以“修齊治平”為理想。在考取舉人後，他做過幕僚。後來，他加入郭嵩燾【（公元1818年～公元1891年），乳名齡兒，學名先杞，後改名嵩燾。字筠仙，號雲仙、筠軒，別號玉池山農、玉池老人，湖南湘陰城西人。晚清官員，湘軍創建者之一，中國首位駐外使節。】的幕府，併成為郭的心腹和得力助手。郭嵩燾評價劉錫鴻有“亢直無私”、“於世故人情全不一加體察”之語。

劉錫鴻的著作有《英招私記》、《日耳曼紀事》、《劉光祿遺稿》等。

後來，郭嵩燾被任命為駐英公使，經郭提名，劉錫鴻也成了一名外交官。當時，駐英公使的副使職位空缺，劉錫鴻對郭提名他為參贊而非副使一事，非常不滿，這就為他們兩人後來的反目成仇埋下了伏筆。反目之後，兩人之間的鬥爭，也可謂是大清王朝外交史的奇觀。

首先，必須説，政治是紛繁複雜的。

其次，一個簡單的事件背後，可能有盤根錯節的關係交織。

第三，劉錫鴻與郭嵩燾之間的鬥爭，表面上看，似乎是兩個人之間的矛盾，但是，剝開表象看本質，這背後，其實是兩派勢力的交鋒。

劉錫鴻駐外期間，對郭嵩燾的攻擊，實際上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他在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不斷向清政府打郭的“小報告”，並列舉種種“罪狀”。

清政府擔心外交使節的內鬥會影響外事工作，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4月，朝廷改派劉錫鴻為駐德國公使。

劉錫鴻成為公使之後，職位和郭嵩燾平齊，這就使他的氣焰更高、對郭的攻擊更加猛烈。

光緒三年（公元1877年）7月，劉錫鴻暗中詆譭，指責郭嵩燾有“三大罪”：

一、“遊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二、“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三、“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閲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這“三大罪”的具體情況如何呢？

一、有一次，郭嵩燾參觀甲敦炮台，中間，天氣驟變，陪同參訪的英方人員，將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的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使凍死，也不應該披人家的衣服。

二、巴西國王訪問英國，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來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認為，郭的舉動大失國體。因為，在他心裏，堂堂天朝使臣，怎麼至於向小國的國主起立致敬呢？

三、還有一次，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期間，郭嵩燾曾翻閲音樂會的節目單。劉錫鴻認為，這是在學洋人的動作，實在是非常的不應該。

以上關於郭嵩燾種種所謂的“失禮”、“失體”“失儀”的舉動，劉錫鴻甚至上綱上線，認為這些都是“漢奸”行為。

中

因為朝中有人支持，劉錫鴻更是接連上奏朝廷，誣陷郭嵩燾。

對於劉錫鴻的誣陷，郭嵩燾非常憤怒，他竭力為自己辯護，並因此而萌生了濃烈的退隱念頭，多次上疏，請求回國。

在劉錫鴻與郭嵩燾的爭鬥中，李鴻章當然支持郭嵩燾（李、郭均是文正公曾國藩門下的人物）。李鴻章密告郭，説是朝廷將以李鳳苞取代劉錫鴻，出任駐德國公使，要求郭勿稱病乞退。同時，李鴻章還勸郭，千萬不能公開與劉決裂，讓外人看笑話。

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2月底，清政府任命郭嵩燾兼任出使法國欽差大臣。

劉錫鴻等人未達目的，不肯罷休，對於清政府對郭的新任命，他們更是氣憤難忍。

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5月6日，劉錫鴻列舉了郭嵩燾的十大罪狀，甚至詆譭郭嵩燾説：

“向英人詆譭時政，謂中國將作印度，或被吞併於英俄。”

（向英國人詆譭國家當下的局勢，妄議朝廷，説是中國可能成為下一個印度，可能會被英國和俄國吞併。）

還説：

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是改用銀盤盛糖果、乳酪等款待洋人。

郭嵩燾想學外語。

等等。

這些全都是罪過。

劉錫鴻所列舉的這些“罪證”，清政府的總理衙門無法核查，不能全信，又不敢不信，左右為難。

面對駐外使臣之間勢同水火的矛盾，清政府的總理衙門也感到難以處理。就此事，他們幾次徵求李鴻章的意見，李鴻章當然是堅持為郭嵩燾辯護。

清政府的駐英大臣與駐德大臣之間的關係勢同水火，鬧得滿城風雨，始終無法調和。在劉、郭二人“內耗”日甚一日、反郭擁劉者人數眾多的情況下，清王朝最終只能決定，將郭嵩燾免職調回。當然，這並沒有讓那些敵視郭的人滿意，不少人還想將郭嵩燾查辦治罪。

李鴻章在得知事情已無法迴轉之後，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7月10日，他專門致信總理衙門，信中強調：

“惟英使一席，關係綦重，名位既須相稱，才望亦要兼優。筠仙尚為英人所推許，頗難為繼。”

（駐英國大臣這一職位，關係重大，他的社會名聲和個人身份必須相稱，他的才能和聲望也要同樣優異。筠仙——郭嵩燾尚且能夠被英國人推許，要再找這樣一位各方面條件都很好的人來，一時半會，恐怕是有些困難的。）

一方面，李鴻章是在為總理衙門選人建言；另一方面，他也是在為郭嵩燾美言，是在間接反對將郭治罪。

同時，在這封信中，李鴻章還借一位德國人之口，批判劉錫鴻是：

“職任名望俱卑”

（才能聲望都不怎麼樣）

並指出，劉在德國

“不甚見禮於當路”

（並不被派駐國的主事者待見）

因此，對於劉能否勝任外交工作，李鴻章在信中表示了很大的懷疑。

最後，李鴻章在信中還明確説出了自己對劉的處理意見，那就是：

可“暫留”，但“將來似宜撤換”。

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將駐英公使郭嵩燾、駐德公使劉錫鴻同時召回，並由曾紀澤（文正公曾國藩之子）、李鳳苞分別繼任。

清朝廷本來還打算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後來，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最終不了了之。

回國以後，劉錫鴻繼續擔任光祿寺少卿，最後，他因為批評攻擊李鴻章“跋息不臣，儼然帝制”而被慈禧太后革職，後於1891年逝世。

劉錫鴻的事，到這裏，似乎該結束了？不忙！

下

要全面瞭解一個人，就一定不能囿於個別事件。人是複雜的，世事也是複雜的。關於劉錫鴻的部分行事，關於大清王朝的一段外交內鬥，至此，已基本説完。

意猶未盡，為了全面瞭解劉錫鴻其人，這裏，再簡單説説他的思想主張。

據説，劉錫鴻有一枚刻有“儒俠”二字的印章。就此一端，多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有一種“以儒家思想解救亂世”的志向。

關於劉錫鴻極力諫阻中國開建鐵路一事，平心而論，他的反對，並不是胡攪蠻纏，並不是信口開河。關於此事，後世多有非笑甚至是恥笑劉錫鴻者，真實瞭解劉的想法之後，或許，那種道聽途説的笑聲會小一些、會收斂一些。

其實，關於此事，劉錫鴻的一些説法，也有他的道理在。比如，他指出：鐵路的修建，可能會便於外國列強控制中國，使國家喪失主權。仔細想想，在當時國力衰弱，列強環伺的情況下，確實存在這種隱憂。另外，劉錫鴻還指出，修建鐵路，需要大量向外國借款，一旦經濟被人操控，國政就可能被人掌握，這似乎也不無道理。劉錫鴻説：

“囊者英法構釁，屢獲逞於海隅。然而未敢深人者，即以道途阻修，運炮運糧，兩皆易窒之故。今奈何自失其險，以延敵哉？”

（以前英法兩國製造事端，多次在海上得逞。然而，他們之所以不敢深入內地的原因，就是因為道路不通，行程遙遠，他們想要運進大炮、運進糧餉的道路被阻窒了。既然這樣，我們為什麼還要修鐵路，要自行喪失天險而引賊入室呢？）

後來的歷史，也的確印證了他這一擔憂的正確。

能夠在國家大考中得中一席，能夠在郭嵩燾的幕府之中被施以青眼，劉錫鴻自有他過人的地方。我們可能會不喜歡一個人，但是，我們要有發現任何一個人優點的胸懷。

其實，劉錫鴻的思想並不是一無是處，他也有值得大家學習和深思的地方。比如，關於吏治，劉錫鴻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晚清吏治的黑暗現狀，他痛心疾首，並提出：

“故今日之事，為吏者當以順治，是諸輔臣為法，代幼主以遵成憲，毋忘綜核名實之嚴，然後國威可以復振，非然者，筋脈日益弛緩，寸步將必難移，惟僵仆，以任人陵虐已矣。”

（所以，今天的各項事務，作為政府的管理者，我們應該讓社會井然有序，和諧安定。諸位輔政大臣制定法度，聖上雖然年幼，但是，大家要代聖上遵守既定的法令、規定。千萬不能忘了，一定要嚴格考察核定計劃與執行是否相符合、口説與行動是否相一致。只有這樣，國威才可以重振；如果不能這樣，就會使國家的綱紀日漸廢弛，使得國家日後寸步難行，最終只能僵硬倒地，任人凌虐。）

“見上所為，賞罰者一，皆不拘情面，不關譭譽，不雜恩怨，不任素性，愛憎不因偶然喜怒，乃知求榮去辱，只此化惡善一途。”

（參照以上的做法，那麼就必須獎賞與處罰標準統一；不能有所偏私；不能因為情面而受限；不能因為關心個人聲譽的好壞而算計；處理事情不能摻雜個人的恩怨；不能因為個人的性情而不顧法規；愛憎有道，不能因一時的喜怒而輕率從事；一定要有榮譽感，一刻也不能少了羞恥心；這樣，才是處理大是大非的、分別善惡的正確途徑。）

關於吏治問題，劉錫鴻不斷思考，他甚至還提出瞭解決的辦法。例如裁撤冗員，以禮馭吏等。

“擇樞臣之忠清剛正者，省去別項差使，專核吏、兵、刑三部，議處事件，而治其詢縱濫保之失。”

（在樞機大臣中選擇忠誠、清廉、剛直、正派的人，不能讓他們兼別的差事，就讓他們專門審核查驗吏部、兵部、刑部的事項，以此，來專項治理這三部當中的徇私枉法、胡亂放縱、隨意保舉等缺失。）

“是非悉當默險能明，人人有所懲勸，以效其才能，亦人人無可幹求，以養廉恥，則牧民馭兵兩大政，自然日有起色”。

（是非對錯，都應該在任何情況可以判別清楚；所有人都知道有功必賞，有錯必罰，那麼，大家就可以人盡其才；所有人都沒有鑽營投機，攀附徇情的路子，這樣才能讓大家有廉恥的觀念。如此下去，撫育百姓、掌控軍隊的兩大實政，才能慢慢有所改觀。）

劉錫鴻還指出了人民素質與國家富強的關係:

“英之眾庶，強半勤謹，不自懈廢；商賈周於四海，而百工竭作，亦足繁生其物，以供憋遷之需；國之致富，蓋本於此。非然者，火車輪船，即能致遠，而可販之貨，國中無從造而成之，金幣究何如人哉?”

（英國的民眾，大都勤勞謹慎，他們不會懈怠而不做事；英國的商人遍佈四海，這個國家的其他行業都竭力勞作，可以保證人民的生存，物品的繁富，也可以供給出現破敗時的用度。這個國家的富裕，原因就在於此。如果不能這樣，即使火車輪船可以行進很遠，那些販運來的貨物，本國無法加工生產，錢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除此之外，劉錫鴻也是提出民間開礦設想的第一人。

到了英國之後，劉錫鴻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例如，他稱讚君主立憲制：

“無閒官，無遊民，無上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

（沒有閒散而無所事事的官員，沒有遊手好閒不事勞作的民眾，官民交流暢通無阻，沒有殘暴不仁的國政，沒有虛假客套、形式氾濫的應酬瑣事。）

通過與馬格里、博郎、井上馨等外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交鋒，劉錫鴻也打開了眼界。通過與博郎的辯論，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先前反對船艦的看法:

“事理無窮，因乎時勢。如人之一身，疾病未起，則補養元氣，自可退外邪，此一理也；疾病一起，不先祛外邪，而惟言補養，則其病終不可廖，此又一理也”。

（事理是沒有窮盡的，一切，都和時勢密切相關。這就像人的身體，沒有病痛的時候，注重補養，使元氣充足，那麼，外邪會不戰而退；一旦生病，那就不一樣了，如果不先祛除外邪，只是一味補養，那麼，病痛始終是無法治癒的。）

另外，他對領事裁判權提出了看法:

“倘照理藩院刑法，參酌變通，以圈禁代流徒，以罰款代笞杖，定為專例，以治外國寄居商民，亦未嘗不可。”

（假如只是按照理藩院的法律規定，參考相關事實，進行變通之後，用圈禁取代流放，用易科罰金取代肉刑，並把這個定為專項條例，用這樣的法規來治理僑居、寄居中國的外國人，似乎也未嘗不可。）

關於劉錫鴻的話題，到此，畫上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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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