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非軍事化的戰爭從未停歇過_風聞

非軍事化的戰爭騷擾着"中國夢"

21世紀初，美國學者托馬斯·巴內特所著《五角大樓的新地圖》一書紅極一時。書中認為，核武器出現造成的相互摧毀以及經濟相互依賴的加深，使得大國之間的戰爭幾乎走向終結。巴內特説：“大型戰爭走開了，小型戰爭已經出現”，“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正在走恐龍的發展道路。“此書的根本初衷是呼籲美國尋找新型的敵人，比如恐怖主義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安全，但大國戰爭終結的假設仍然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一片爭論。

對於中國而言，巴內特的判斷至少應引起人們對未來戰爭形式的深層思考。換句話，當中國有實力避免再次"被捱打"時，中國應當防止怎樣的國家利益"被侵犯”？

對華經濟戰爭每天在發生

廣義上的經濟戰概念，是指競爭雙方為奪取戰略優勢和勝利而進行的一切經濟鬥爭，嚴重一些如戰爭期間各種形式的經濟鬥爭、經濟封鎖和經濟擾亂；常見一些則諸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戰爭、金融戰爭、貨幣戰爭、糧食戰爭、石油戰爭等一些圍繞經濟要素而展開的鬥爭。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面臨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困難的局面。很多國家為了自保，揮舞起了貿易保護主義大棒，為的就是從貿易順差中能夠取得像戰爭那樣的利益。發動這場貿易戰爭的，首當其衝的就是美國。

自1980年以來，美國平均每年都有1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且呈加速之勢不斷增長，尤其在小布什任職總統期間，美國的貿易赤字更是連續5年創出新高，2006年達到了7635.9億美元的天文數字，佔美國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接近7％。2012年美國貿易總額達到38628.59億美元，貿易赤字有所降低，約為5400億美元。

在這個鉅額的對外貿易赤字中，其中的2955億美元是對華貿易赤字，約佔55％。長年的對華貿易赤字，使得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截至2013年7月，中國所持美國國債總計12758億美元，依然穩居世界各國榜首。

這使得美國對華貿易戰爭變得異常激烈、兇猛並帶有自覺性，即通過各種貿易、金融、貨幣手段抹去債務、獲取經濟利益，成為美國不擇手段、不顧道義要實現的目標。然而，鑑於中美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度，美國的對華貿易戰又是異常隱蔽的。大致來看，這種戰爭手段有三大類：

一是自2008年以來，美國連續四輪的量化寬鬆政策，簡而言之，即開動印鈔機印製巨量美元紙幣投入流動市場，推動美元的強行貶值，使中國的美元資產嚴重縮水，僅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就使得中國外匯儲備和所持美國國債分別損失546億美元和270億美元。而美元的不斷貶值，也嚴重衝擊了中國的外貿出口，加劇了中國的通貨膨脹。更糟糕的是，美國增發的美元，據稱有40％都以各種渠道流入中國。大量湧入的熱錢加劇了中國資本市場資產的泡沫化，給中國經濟留下惡果和隱患。

二是通過構建孤立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全面介入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阻止亞洲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貿易集團，確保美國的西太平洋的地緣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換句話説，美國希望在環太平洋地區再打造一個自由貿易帶，將中國排擠出去，重塑並主導亞太區域經濟整合進程，稀釋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三是以各類商品為基軸的對華貿易戰，比如石油戰爭、糧食戰爭、藥品與疫苗戰爭、光伏戰爭等。以石油為例，1998年石油僅11.8美元/桶達到近年來的150美元/桶左右，漲了12倍，同期全球石油需求上漲不足8％。美元卻貶值了20％。換句話説，相比之下，在全球石油需求增長有限的情況下，石油價格暴漲的目的就是變相掠奪石油進口國的財富。中國則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國石油的對外依賴度已達60％，鉅額的外匯結算資產，將在石油貿易中損失殆盡！

總之，天天爆發的經濟戰爭，使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時代下腹背受敵。中國是全球化的新學生，該如何應對全球化的風險與挑戰，中國一直在積累着經驗，繳納着高昂的學費。但中國夢要實現，中國必須成為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戰鬥高手，要擁有強大的全球經濟掌控、規劃與謀利能力。在這條經濟戰爭的道路上，中國的確還要走很遠。

網絡戰爭每時都在進行

自1999年科索沃戰場上的"全球第一次網絡戰爭"以來，網絡戰爭頻度越來越大。2008年8月俄格衝突、2009年"肉雞電腦"對美韓政府的攻擊都是近年來網絡戰的典型。2011年2月，美國《國家軍事戰略》首次將"應對網絡安全威脅"單列為一項軍事戰略，並明確表明要有"攻擊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國白宮、國防部、國務院、國土安部、商務部、司法部聯合發佈《網絡空間國際戰美國的焦慮：一位智庫學者對美國的調研手記300略》從國家頂層設計的高度闡釋美國在互聯網空間進行的政治、經濟、安全、司法、軍事等領域的國際安全戰略調適。在此報告中，美國力推在互聯網領域有利於美國利益的"互聯網自由"，使"網絡主權"和"信息邊疆"的概念成為各國輿論與學界熱議的話題。

在這場網絡戰爭中，中國是主要的受害者。據美國安全領域的領先廠商賽門鐵克公司發佈的互聯網安全報告顯示，全球網絡攻擊有33％來自美國，近階段31％的網絡惡意活動來自美國，這兩項紀錄都排名榜首。

另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受網絡攻擊威脅最嚴重的國家。全球受木馬感染和控制的計算機中，有26％處在中國。其中，僅僅北京一個城市，受感染的計算機就佔到全球的5％，是世界上受網絡安全威脅最嚴重的城市。而通過木馬病毒操縱他人計算機的"黑客"，則有40％來自美國。

2013年夏天，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前僱員愛德華·斯諾登主動公佈身份，對美國進行的絕密網絡監控進行資料揭發。據愛德華·斯諾登説，美國情報部門在全球範圍內共實施了61000餘次黑客行動，其中大量都是針對中國，襲擊目標包括大學、企業和政府人員。一直以來，美國官方都渲染"中國黑客威脅論"，指責中國黑客潛入美國軍隊和企業電腦，而斯諾登的揭秘證實了美國在撒彌天大謊。

在Web2.0時代，新型國際博弈關係正在形成，由於社交媒體對本國及他國強大滲透力與傳播力，很容易成為某種外交力量，各國尤其是大國紛紛展開外交創新，利用社交媒體開展新一輪"E外交"“數字外交"“2.0外交”。

美國對華社交媒體外交的攻勢更是明顯。2009年11月，在奧巴馬訪華前，美國駐華大使館還專門邀請了一些博客作者，舉辦針對中國博客的奧巴馬訪華吹風會。2010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宴請10名美國IT界高層時提出，美國21世紀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網絡新技術力量推動外交。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退出中國市場，引起世界輿論的軒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國發布的《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報告中公開宣佈：“鼓勵世界各地的人們使用數字媒體……組織社會和政治運動。”

近年來，美國駐華大使館通過微博等社交媒體，展開圍繞駐華大使的個人形象公關、北京空氣質量的數據，都是旨在加深美國政治價值觀與標準在中國國內的影響。美國2012年總統參選人、前駐中國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辯論節目中説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應該聯合互聯網一代的中國年輕人……扳倒中國（take China down）。……這就是我（如果）當上總統所要做的。”

對此，處在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中國，必須要提升與強化互聯網主權意識。中國不僅需要繼承與強化在Web1.0時代所確立的互聯網既定戰略，更需要重視Web2.0時代所引發的社會分化、矛盾突發、集聚快速、內部分裂等消極效應，尤其是要警惕來自於外部世界的惡意中傷、造謠、挑撥等。處於社會轉型敏感期的中國，在Web2.0時代的平衡過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對於政府而言，需要有更為主動、全面、嚴謹、長遠的互聯網國家安全戰略，分層次、分級別地構建國家信息安全戰略，提高互聯網世界中的風險辨析力、危機預警力、挑戰控制力，並分等級地設立相關防線；對於民眾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聯網的安全意識，端正理性的價值觀念，須知"網絡無國界，網民有國家"的基本邏輯，不要受國外不良信息的蠱惑，更不必迷信充斥於社交媒體中個人發佈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社會心理戰每分每秒都存在

早有哲人説過，欲亂其國，必先亂其思想。將人們心理的長城摧垮，比用導彈摧毀防禦工事的危害性還要大。這是轉型期的中國人每分每秒都應警惕的。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矛盾多發集中體現的時期，這個時期也是能否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時刻。在這個時期，對華進行文化心理戰的攻擊，是中國崛起的競爭對手每分每秒都在做的事情。

從微博、BBS等各類網上的各種言論看，中國的各種弊端時時都被暴露出來。不能否認，這些暴露一方面是促進了中國社會的進一步改革和進步，但另一方面，其效果是明顯激化了民族矛盾（如漢維之爭等），挑撥了地域矛盾（如抹黑河南人等），混淆是非的標準（如為秦檜翻案、抹黑毛澤東、歪曲一些英雄人物等），全面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挑撥中國與戰略友好國家的關係（與俄羅斯、東南亞國家等），挑動中國參與國力不適應的國際軍事競爭（比如直接出兵伊朗），等等，但是其目標就是製造社會焦慮與恐懼，營造某種"中國即將崩潰"的預期，讓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停滯。

在當下的社會輿論中，批駁這些揣測似乎要比接受它們更難，因為類似"崩潰論"的言論，總能在屢屢曝光的收入不公、腐敗、信仰迷失、環境污染等社會缺陷中找到證據。這直接導致了當下中國社會"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在自由主義傾向嚴重的市場化各類媒體中，尤其在微博世界裏，罵政府、批官員總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和，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國複雜性、堅持大政方針的言論，就有被戴上"五毛黨"“御用文人"甚至更惡劣罵名的危險。

但另一方面，這些"盛世危言"顯然又是荒誕的。它正在"異化"中國發展的基本盤，與當下中國社會欣欣向榮的成就極不相符。中國的確面臨不少社會問題，但環顧整個世界，在過去20多年，中國肯定是犯錯誤最少的大國，是最有前景的大國，是最有獨特發展道路的大國。一個重要的例證在於，近年來讚許和肯定中國發展的西方聲音越來越多，“中國崛起"“北京共識"等討論都起源於西方，諸多國際政治學大師都在修正過去看低中國的看法。

顯然，中國社會焦慮的蔓延與國家整體局面的看好之間，存在着一個巨大的解釋力悖論，社會正負情緒之間出現了"輿論逆差”，“負面情緒"正在壓倒"正面陳述”，抱怨的聲音遠遠蓋過主流輿論。

筆者把這種悖論視為中國社會思潮進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緒"中，即在20世紀70年代末"要不要’兩個凡是’"、80年代末"姓社"還是"姓資”、90年代末"國有"還是"民有"之後，產生了要"向前走"還是"向後退"的猶豫和選擇。十年一輪迴的歷史表明，每當"徘徊情緒"在社會普遍蔓延時，人們的焦慮感就會上升，在輿論上往往變得異常波動，並很容易掩蓋和忽視國家整體向上的真實景象。這並不是説民眾的普遍擔憂是虛幻的，也不是説體制內外精英驚呼"不改革就有可能亡黨亡國"的觀點不值一駁。事實上，“第四次徘徊情緒"與前三次一樣，都在形成對國家體制修補與變革的巨大推動力。

目前，從各地政府都將利益協調、矛盾調處、權益保障等作為各自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角度看，只要"第四次徘徊情緒"處理得當，就會與前三次一樣，不僅會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也能催生社會進一步的大繁榮。畢竟，相比於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存在社會問題的死結，中國困境的解決空間與成功概率顯得更大。

在1949年中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前，西方就預言"中國將永遠是天下大亂”；20年前，西方再次預測中國將重蹈蘇聯的覆轍；10多年前，美國華人學者章家敦的"中國崩潰論"風靡全球。“中國崩潰論"間斷性流行，一方面在於西方學術界長期以來的高傲與天生優越感，認為西方模式才是中國發展的最終歸宿，進而使"中國崩潰"的預測一度主導着西方社會輿論；另一方面則在於中國社會科學界對國內發展模式解釋力的蒼白與無力，使猜測"中國崩潰"的言論屢屢佔據輿論的上風，這使民眾過於依仗和趨從於西方及傳播西方聲音者的判斷。

但是，成功是最好的理論。中國持續快速的發展使全世界都為之着迷，爭相解釋中國成功的秘訣。現在，即使20多年前"歷史終結論"的始作俑者、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已修正先前的看法，高度評價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公開撰文認為"在民主問題上，美國沒什麼好教中國的”，許多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也在重塑原先僅以西方少數國家為研究範本的整個社會科學範式。遺憾的是，現在國內一些人卻依然還在延續西方20年前的觀點，不願看到中國的長足進步，仍用西式的邏輯框架來丈量中國，這無疑是中國知識界一些人長久以來習慣於"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思想殘餘與惰性。

對此，中國社會理應樹立信心，真正理解中國崛起正在開創人類歷史的基本事實，並最終克服自卑與悲觀的情緒。要知道，中國的現代化還只是剛起步不久，政治自信對於一個國家來説非常重要。

現在的首要問題在於，中國社會必須要盡一切可能消減Web2.0時代造成的信息擴大效應，扭轉在微博中以謾罵政府為榮、理解國家為恥的"逆向政治正確"互聯網氛圍。

正如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講話中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着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

民眾的恐慌與各級執政者的草木皆兵，是當下中國不適應感的典型反映，但中國持續崛起的事實不斷證明，當下的困境是暫時的、局部的、可解決的，中國體制的一些問題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糾錯的，而所謂的"中國崩潰論"也必將像物理學偽問題永動機原理一樣，被掃進歷史的故紙堆中。

【本文摘自《美國的焦慮：一位智庫學者的美國調研手記》（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2018年第四版）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