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象：未來會是一個更美好的機器人世界嗎？_風聞

此書是《以賽亞之歌》（北京三聯，2017）上編的姊妹篇。那書研究《聖經》和宗教，這一本側重法律。近年因為專注於解經譯經，法學方面的文章寫得少了。此番結集，重讀一遍，覺得幾個題目頗受益於一門課“知識產權與中國革命”的教學。不論知識產權、勞動法、憲法，還是大學教育、接班人倫理和人工智能，都是經過課堂討論，得了學生反饋的。可見“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而“教學相長”，對於寫作的重要了。

課以“中國革命”為名，聽上去有點另類，彷彿招引刪帖的一個敏感詞，實際是有來歷的。解放後，新清華的辦學傳統，叫作“雙肩挑”“又紅又專”，就是根據“祖國的需要”培養人才，不囿於訓練工程師。一九九五年法學院重建以來，畢業生便有許多入職各級黨政機關和國企，及報名到中西部下基層掛職鍛鍊的（據説人數為諸院系之首），表現優異的不在少數。但是出了校門當幹部，不能只懂些法條學理，開口美國，閉口歐日，擺弄課本里的一套。那樣辦不成事，容易犯錯，脱離羣眾，甚至擠進了“官場”也難以立足。反對教條主義官僚主義，“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細心地傾聽羣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羣眾打成一片”（毛澤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論聯合政府》），原本是共產黨鬧革命的“法寶”，現在經常給“忘了”。

所以，回國服務之初，法學院讓我招收知識產權專業的博士生，開必修課，就想到了這一歷史視角。內容安排上，大致是一半的課時講前沿問題，包括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另一半聯繫這些新技術新經濟的挑戰，反思二十世紀革命的經驗教訓，考察網絡時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探索人類理想社會的前路。因為博士生不多，課程遂隔年一講，並向碩士生和高年級本科生開放，不限專業。要求是，選課同學須自己選題，與老師討論，期末交一篇論文。

八年下來，似乎效果不錯，學生論文有發表的也有獲獎的。更可喜的是，同學們的事業選擇，無論本科、研究生，都十分多元化；除了律所法院檢察院跟大公司、政府部門，還有參軍、留學、做公益、走學術道路的。後者尤其令人欣慰。因為説實話，現在的大學，整個體制，各項政策，對“青椒”（青年教師）真是太壓抑了。別的不談，光説崇洋媚外弄虛作假的風氣。打出一個“國際一流”的名頭，招聘便只要“海歸”，論文要英文“核心期刊”發表，申請職稱要“國際評審”。結果，博士生紛紛拿國內做的論文到國外再混一個學位，以便求職；論文代寫評審作弊成了暴利產業，連國人頂禮膜拜的《自然》《科學》也防不勝防。我聽不止一個年長的教授感嘆：幸虧生得早，不用評這評那了，不然只好央求在美國教書的學生來填職稱表格，靠他們保飯碗了！

如此“逼良為娼”，誰還有心思好好教書、做學問？當然，受損害的首先是學生，因為教課在“體制”的眼裏不算“成果”；“青椒”若是把時間精力多花一些在學生身上，即可能毀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我説“欣慰”，是感動於青年對理想的熱情和奉獻精神，在這困難的關頭。

然而，困難終會過去。教書做學問一事，對於能安心坐冷板凳、不怕吃苦或者家裏有一定經濟條件者，我想是應該鼓勵，積極支持，抱樂觀態度的。理由在課上也談過，舉了三條：一是大學推行僱傭制，教師全面合同工化，在中國未必行得通。有許多制約官僚主義，不容它猖獗的因素，中國革命的遺產便是一個。第二，要相信“中國特色”，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校園裏也不都是書呆子，一輩子學不會維權；活人哪能被尿憋死？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人工智能來了。新興的“智能經濟”及其標誌性的不可避免的大失業、全民福利，將迫使人們重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我們熟悉的大學教育模式，包括專業設置，連同上述升級版的官僚化科研體制，很可能像老百姓説的，是兔子尾巴，長不了了。

又到了開學季。新聞説，大學新生當中，新世紀出生的“零零後”佔了不小比例。我知道，年輕人之間，相差三四歲，想法跟興趣愛好便很不同。可是人過了耳順之年，對年齡的感覺就趨於“印象派”了，“八零後”到“零零後”會畫在同一個輪廓裏，看作一代人——這一代，未來要應對或攜手合作的，會是一個更美好的機器人世界嗎？

我因此反而越發懷念從前那個樸素而熱烈的時代了。

懷念也體現在了本書的編排：起頭取一個七十年代大山裏的故事《青蛙約西》，跟結尾的未來智能社會那一面共產主義的旗幟呼應。同時，循內子建議，增加一點異域的趣味，收一篇八十年代的舊譯作附錄。原文是一位英國同行（中世紀史教授）寫的，介紹龍在西方宗教傳統裏的演化，頗具知識性，於讀者或有參考價值。原載《九州學刊》，現在市面上大概難得一見了（參閲《木腿正義》增訂版前言）。

我把這本小書，連同內中的吶喊和思念，蛙精與七首毒龍，獻給我的老師阿爾弗雷德先生（1922~1999）。先生是紐約人。二戰應徵入伍，上歐洲戰場開過坦克。戰後復員，進哈佛英文系讀研究生；因才藝出眾，博士畢業獲破格留校，教授戲劇和中世紀文學。先生性情幽默，講論史詩及日耳曼神話，輒“吐嘉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深受學生愛戴，尊稱“教授”，大寫加定冠詞不帶姓氏，The Professor，以示全校獨一無二。他的故事，記憶中的吉光片羽，已經寫在《創世記/石肩》等文章裏了，茲不贅述。

最後一次探望先生，是在一九九三年暑假，去港大任教之前。我從耶魯回來，到瓦倫屋（哈佛英文系舊址）呈上拙譯《貝奧武甫》，給他留念。像往常一樣，聊了一通英雄屠龍、洞府藏寶的喻義譜系。末了，先生道，把書擱家裏去吧。遂陪伴先生走回雅典路他的寓所。先生弓着背，拄着杖，身子輝映在夕照下，慢慢邁上台階。然後轉過頭來，招一招手，消失在如今喚作阿爾弗雷德學社的門洞裏了。

二零一七年九月（美國勞動節）於鐵盆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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