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這話説得好，如果我們都不瞭解中國歷史，怎麼能叫中國人呢_風聞

清末人，熟於西洋18世紀時代如法人孟德斯鳩輩的政論，他們以為國體有君主、民主之分，政體有專制、立憲之別。中國有君主而無國會無憲法，便認是君主專制。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刑罰的判決，賦税的徵收，依然都有傳統客觀的規定，絕非帝王私意所能輕易搖動。如此般的政體，豈可斷言其是君主專制？

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

錢 穆

近讀《史地教育委員會二次會議參考材料第一號》，一九三八年八月總裁訓詞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動。我們只須真實認識，真實推動，更不必再多説話。總裁訓詞裏説：“我們今後教育目的，要造就實實在在能承擔建設國家復興民族責任的人才。而此項人才，簡單説一句，先要造就他們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是一個萬分痛切的教訓。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我想惟一的起碼條件，他應該誠心愛護中國。這不是空空洞洞的愛，他應該對中國國家民族傳統精神傳統文化有所認識瞭解。譬如兒子愛父母，必先對其父母認識瞭解。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務。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説起。國史浩繁，從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況身當我們革命的大時代，在一切從新估價的呼聲之下，更覺國史傳統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進，卻愈需要舊的認識。過去和現在，絕不能判然劃分。因此在我們愈覺得國史難理的時候，卻愈感得國史待理之必要。

我常細聽和細讀近人的言論和文字，凡是主張有關改革現實的，幾乎無一不牽涉到歷史問題上去。這已充分證明了新的改進不能不有舊的認識。只可惜他們所牽涉到的歷史問題，又幾乎無一不陷於空洞淺薄乃至於見解荒謬。這是事實。我們這一時代，是極需要歷史知識的時代，而又不幸是極缺乏歷史知識的時代。

“皇輿全覽圖”局部

讓我略舉數例以資説明。我常聽人説，中國自秦以來兩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敍述，但卻絕不是歷史的真相。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只可説是一個君主一統的政府，卻絕不能説是君主專制。就政府組織政權分配的大體上説，只有明太祖廢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兩代六百年，似乎跡近君主專制，但尚絕對説不上黑暗。人才的選拔，官吏的升降，刑罰的判決，賦税的徵收，依然都有傳統客觀的規定，絕非帝王私意所能輕易搖動。如此般的政體，豈可斷言其是君主專制？

只緣清末人，熟於西洋18世紀時代如法人孟德斯鳩輩的政論，他們以為國體有君主、民主之分，政體有專制、立憲之別。中國有君主而無國會無憲法，便認是君主專制。不知中國政體，如尚書禮部之科舉與吏部之詮選，已奠定了政府組織的基礎，不必有國會而政權自有寄託。如有名的唐六典，大體為宋代以來所依照，極精密極完整的政權分配，使全個政府的行政機關各有依循，便不必有憲法而政權自有限節。而況明代以前，宰相為行政領袖，與王室儼成敵體。王帝詔命，非經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權相權有時互為軒昂，正如法國、美國總統制與內閣之互為異同。

現在我們一口咬定，説兩千年來中國只是一個專制黑暗的政體，我們非得徹底推翻，加以糾正。政治只是社會各項事業中較重要的一項。政治理論全部變了，則牽連而及於社會其他各項事業之理論，亦必隨而變。牽一髮動全局，因而搖動及於全部人生理論精神教育以至整個文化傳統。試問中國傳統政治及其背後的理論，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一刀兩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後種種卻從何產生？於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國制和美國製的爭論。而隨着上次歐洲大戰後的新變動，國內又產生蘇維埃共產政治與德、意獨裁政治的鼓吹與活動。試問一個國家的政治理論及其趨向，是何等有關於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異邦外國人的身旁，這是如何一件可詫異而可驚駭的事。

只有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努力要把中國將來的新政治和以往歷史的舊傳統，連根接脈，視成一體。可惜他的見解，尚不為一般國人所瞭解。一般國人只還是説，中國自秦以下兩千年政治，只是專制黑暗。他們像是根據歷史，但他們並不真知歷史。不知乃不愛，但求一變以為快。

再舉一例。我又常聽人説，中國兩千年來閉關自守，不與外來民族相接觸，因而養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閉固拒的態度。這又是一句歷史的敍述，只可惜仍不是歷史的真相。秦以前暫不論，我們再就秦以下言之，自東漢初葉，中經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大體上超過六百年時期，可説是中國接觸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時期。印度可説是中國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於宋、元，大體上又有六百年的時期，可説是中國接觸吸收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時期。阿拉伯、波斯可説是中國的遠西。中國自秦、漢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間，西北陸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從未斷絕。中國人何嘗閉關自守？今佛教已為中華民族所信仰，而伊斯蘭教之在中國，亦得自由傳佈。漢、滿、蒙、回、藏，民國以來合稱五族。中華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響，人盡皆知。而自唐以下，中華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蘭教東來之波動，現在尚需學者詳細闡發，中國人何嘗自傲自大？

六朝、隋、唐中國高僧西行求法的熱忱，以及唐以下中國對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寬大的態度，只廣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萬之譜，而其時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跡，已遍佈中國。從此便夠證明上述中國人文化自傲對外深閉固拒的評狀，全無根據。此等話，只是近代西洋教士與商人的讕言，並非歷史真相。

西洋中古時期的耶穌教，本已包攬着許多政治社會上的塵世俗務。海通以還的耶教士，更形變質，幾乎成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前呼後擁。他們把在南非與北美的經驗與態度帶到中國。不僅來中國宣傳教理，還往往干涉中國之內政，激起中國之民變。與往古印度高僧純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顯有差別。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鴉片強賣等，更招中國人之惡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鴉片戰爭前後，不斷的教案以及連續的強佔土地強索賠款等事項，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類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觀點者之公平判斷。

中國史上之東西交接，至少已經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觸，第二期是遠西的中回接觸，第三期才是更遠西的中歐接觸。前兩期各自經歷六七百年的長期間，已見中華民族對外來異文化之一般態度及其成效。現在的中歐接觸，自明末以來，為期只三百年，雖則西洋以其過強之勢力壓迫於我，但我們誠心接納吸收異文化之熱度，仍是與前一般。若以前兩期的成績來推論，再歷三百年，中華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遠西的歐洲文化。

但是要吸收外面的養料，卻不該先破壞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國人，也有笑林文忠為頑固糊塗，捧耆善、伊里布等為漂亮識大體的。這無異於站在外國人的立場，代外國人説話。中國人自己不知道中國事，便不愛中國，不知道中國不愛中國的人，如何算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事實上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而理論上卻又絕不能算他是一箇中國人。如此般的人，到處皆是，豈不可痛，豈不可驚。

上述的兩例，一個使中國人感覺中國以往一切要不得，一個使中國人不敢批評外國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這一邊。這種錯誤觀念，關係何等重大。他們都像是一種歷史敍述，但是絕不是歷史的真相。無意中已把中國人立足所在的重心，遷移依靠在非中國人的腳邊。這樣將使中國人永遠不能自立。

“滿洲國”貨幣

現在請再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而又是有關於地理問題的。遼河流域在中國史上深遠的關係，早已發生在秦漢之前。直到明代，建州衞特起，只是吉林長白山外一小部落，遼河兩岸，全屬明代疆土。滿清入關，定鼎以後，不許漢人出山海關，要把關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時只稱遼。吉、黑作關東三省，絕不叫他是滿洲。日本人又進一步，把清代所稱關東三省徑呼滿洲，又常以滿鮮、滿蒙並稱，中國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稱關東三省作滿洲。直到偽“滿洲國”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還以為滿洲人在其本土滿洲自立一國。這是外國人冤枉中國歪曲中國歷史來欺侮中國人之一例。

我們並不想歪曲自己的歷史，來利用作一時的宣傳。但是我們應該澄清當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一切歷史敍述。我們應該設法叫我們中國人知道真正的中國史，好讓他們由真正的知道，而發生真正的情感。這樣才配算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一個責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

現在再説到中國傳統文化之價值問題，這本可不證自明的。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綿延最久展擴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來不斷綿延不斷展擴之歷史事實，便足證明中國文化優異之價值。近百年來的中國，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態的階段。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難免的一種頓挫。又不幸而中國史上之一段頓挫時期，卻正與歐美人的一段極盛時期遭逢而平行。國內一般知識分子，激起愛國憂國的熱忱，震驚於西洋勢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對其本國傳統文化發生懷疑，乃至於輕蔑，而漸及於詛罵。因此而種種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國史觀念，不脛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種現象，亦依然還是一時的病態，並沒有搖動到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國抗戰精神之所表現，便是其明證。試問若非我民族傳統文化藴蓄深厚，我們更用何種力量團結此四萬萬五千萬民眾，對此強寇作殊死的抵抗？

當知無文化便無歷史，無歷史便無民族，無民族便無力量，無力量便無存在。所謂民族爭存，底裏便是一種文化爭存。所謂民族力量，底裏便是一種文化力量。若使我們空喊一個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淵源根柢的文化，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目前的抗戰，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潛力依然旺盛的表現。此在一輩知識分子，雖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於加以唾棄的，而在全國廣大民眾，則依然沉浸在傳統文化的大洪流裏，所以寧出於九死一生之途以為保護。

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責任，卻不盡在於國史知識之推廣與普及，而尤要的則更在與國史知識之提高與加深。易辭言之，不在於對依然知道愛好國家民族的民眾作宣傳，而在與對近百年來知識界一般空洞淺薄乃至於荒謬的國史觀念作糾偏。更要的，尤在於對全國民眾依然寢饋於斯的傳統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認識與新發揮。在此革命建國時代，又值全世界大動搖之際，若非將我民族傳統文化作個深的研尋與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淺薄或仍不免於荒謬地只求利用歷史來對民眾暫時作一種愛國的宣傳，依然一樣的無濟於事。

説到這裏，史地教育界責任之艱鉅，更可想見。此在全國史地教育界同仁，固當益自奮勵，肩此重擔。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長官，以及關心此問題的愛國學人，則希望不斷地給與我們以鼓勵與助力，乃至於給與我們以寬容與期待，莫要把此事業看輕易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