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邏輯視野中的當代經濟（二）：傳統體系的反思與比較優勢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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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傳統經濟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的成就在於其“以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較完整的中國工業經濟體系”，在近三十年（1949-1979）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以低技術水平的農業經濟為絕對主體的國家，艱難成長為一個擁有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的工業化國家。1952-1978年間的數據尤為有趣，據作者研究，就這一階段工農業總產值和國民收入的年增長率而言，中國與韓國台灣這樣的經濟“明星”相比也沒有太大差距。但有得必有失，傳統經濟體系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書中指出其流弊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扭曲的產業結構，二是較低的微觀經濟效率。而這些問題在民生上有着最直觀的體現：收入分配與產業結構畸形帶來的影響使得國民生活水平在長期沒有得到顯著的提高。

具體來説，畸形的產業結構的主要問題有三：其一，未能充分利用勞動力豐富這一比較優勢（筆者相信任何對於改開有着直觀印象的讀者都會發現，勞動力紅利的釋放是改開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其二，城鄉分隔化與重工業密集化導致城市化速度始終受抑；其三，消費品生產水平低下（而消費品是與國民生活水平直接掛鈎的）；其四，資本密集型的長期發展導致了國民經濟結構的“內向性”，外資外貿不活躍。較低的微觀經濟效率則主要體現在計劃經濟模式本身的指令性和反饋性上，作者在此點出了農業生產（生產隊）的勞動監督問題和企業生產中的勞動激勵問題，這也是研究中國傳統經濟體系者無可忽視的兩個微觀問題，非常值得深入討論，但書中在此並未耗費過多筆墨，依筆者拙見，這兩個問題的討論完全足以展開為一部專著。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傳統經濟模式”題罷，作者又引入了對其他一些國家的分析，並發現，“凡是推行趕超戰略的國家，經濟增長與發展都沒有取得成功”。其例子包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前蘇聯、東歐諸國，以及菲律賓、阿根廷、智利等在十九世紀被認為擁有很大發展潛力的國家。不過，這些國家與新中國的經濟起點和基本國情差異較大，不足以究其本末，為此，書中將印度——這個常常被用來與中國對比研究的經濟體——拿了出來，在人口、地理位置、自然資源、建國時間等方面二者都具有極高的相似度，而中國“前三十年”的很多數據與印度所差無多，也是不偶然的了。對對外貿易的抑制和對本國工業體系的保護是中印兩國“趕超戰略”的共通之處，而觀察1970年代的消費水平，也足以看到這種模式在兩國確實存在着類似的影響。

時人作改開前後經濟體系的對比研究，總是繞不過與“亞洲四小龍”（韓、台、港、新）以及與日本的對比。學界對“東亞奇蹟”（上世紀中期開始的日本及四小龍地區經濟的飛速發展）的分析，有以儒家文化論者，有以冷戰陣營論者，有以國際貿易刺激因素論者，而作者之主張，認為四小龍的發展，關鍵在於“在每個階段上，都能夠發揮當時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這被稱之為持續地遵循“比較優勢原則”。但從歷史上看，日本和四小龍也曾走過“趕超戰略”的路線，作者觀察發現，由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規模太小……每次要想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時，馬上就遇到財政赤字增大……而無法堅持下去，只好放棄當局的積極干預”。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趕超戰略和比較優勢戰略之間的對立，正是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水平發展的對立，趕超戰略（至少從中國的例子上看）試圖以改變產業結構為先，從而推進經濟發展，而比較優勢戰略（從四小龍等的例子上看）則主要依靠市場與企業自主的反應，通過國民經濟自發性的調整，實現“好鋼用到刀刃上”，發揮出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比較優勢，同時抓住歷史發展與產業升級（以及全球產業轉移）的機遇，國民經濟主體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轉變到資本、技術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產業。作者總結道，“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升級……是發展的結果”，言外之意，趕超戰略多少有些倒果為因的問題。            

經濟體欲發揮比較優勢，首先就需要一個能夠反映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的要素價格結構，換句話説，要建立較為完備的市場經濟，同時需要配套的制度環境，如較靈活的金融市場，充分競爭的勞動力市場，以及微觀經營體系的同步。從這一總結中，不難再次發現老生常談的政府幹預論題，書中引述了劉易斯的一段經典名言，

“失敗可能是由於它們（當局）做的太少，也可能是由於它們做的太多。”

 就比較優勢戰略而言，總結東亞其他國家的經驗，政府的經濟職能在於建立市場規則、適當的宏觀調控，以及對具有外部性的產業進行投資和建設。建立市場規則，則資源配置井然高效；政策宏觀調控，則經濟波動得以控制；投資外部性產業，則基礎設施保障到位。總而言之，僅就日本與四小龍等國家地區的比較優勢戰略而言，“小政府”（當局介入較低）與市場導向的性質是比較顯著的。   

雖然書中痛陳傳統經濟模式之弊端，但正如作者所言，它“養活了佔世界人口22%的人民，初步建立了一個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達成這些成果的“傳統經濟模式”的誕生，是由當時國內國際諸多因素所共同決定的。筆者認為，很難想象當時的新中國能夠有機會選擇其他經濟發展戰略（如“比較優勢戰略”），以筆者淺見，這方面的闡述可能需要一些補充。

首先，《中國的奇蹟》中關於前三十年和後二十年（站在90年代末，是“後二十年”，今日再看，便是“後四十年”了）的討論，基本從純粹經濟學角度出發，不涉及政治與國際關係方面，而“趕超戰略”的選擇，不能不説其受到當時國內經濟現實與國際政治環境的巨大影響。其次，對“傳統體系”與“改開體系”進行橫向對比，不能忽略其時間與空間上的先後關係，二者不是簡單的甲乙或左右的關係。不僅如此，在通過對比同時期其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來分析“趕超戰略”與“比較優勢戰略”時，還應對不同國家的主要特徵，特別是經濟總量、國民文化以及政治傳統等多加註意。

眾所周知，新中國接下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絕對主體，基本處於低技術水平、低組織程度的小農經濟時代，而工業若從洋務運動算起，也僅僅發展了七十年左右，以解放戰爭前夕來看，其主體也是技術水平較低的輕工業，國內工業基本不具備造血能力，由於官僚買辦資本及其附庸地主階級的存在，這一情況可能更為惡劣。對於工業水平的現實，建國後曾經有一句著名的總結論斷：“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

而改變這種現狀，切實提高國內重工業及製造業水平的歷史起點，熟悉中學歷史考題的讀者會知道，正是“一五計劃”的完成。

從經濟學邏輯上看，充分發揮勞動力優勢似乎是當時“應該”採取的最優解，但工業基礎設施的落後很可能難以支持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試圖在當時（建國初期）建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通過類似改開後的以加工業和消費品製造業（正如台灣、韓國等同期的策略）來刺激經濟是否可行，也要打個問號了。從這個角度上看，以“一五計劃”為序幕的“趕超戰略”，多少有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和“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意味。

另外不可不提的是，國家草創，面臨的國際環境十分緊張，清中葉以來來自北方俄羅斯的軍事威脅始終是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者不能忘卻的陰影，蒙古的分裂讓中國的有識之士看到蘇聯-中國的二元秩序背後，北方-中原對立這一不變的歷史慣性。而來自太平洋的韓國、日本、“寶島”、以及其身後的美國，則時刻提醒着中國人自1840年以來“西方列強”的重艦巨炮仍然沒有散去。另外，建國時青藏地區尚未納入中央控制，青藏尤其是西藏邊界地區的國防壓力也堪稱巨大。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新中國選擇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方向，不能不説也充分考慮到了國防工業的發展需求。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經濟模式依賴的工農業剪刀差，則更像是一種農業社會對於經濟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迫切期望，可被解讀為深知“落後就要捱打”的中國人民對於安全穩定的外部環境的激烈渴求，這種渴求在建國後不日爆發的朝鮮戰爭中通過人民志願軍的英勇和犧牲再次得到了悲壯的體現，而其後被重工業支持的兩彈一星等國防建設成就則成為中國人民真正站穩腳跟的立足點。

從對新中國建立時的經濟現狀與國內外環境分析出發，則不難發現在考察改開前後時需要注意的一些問題。書中對於這些問題沒有過多涉及，但是筆者認為，改開前後的邏輯與其説是“推新”，不如説是“繼承”。“前三十年”為其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與政治基礎，經濟基礎方面，工業體系的完備與重工業水平的提高基本為輕工業以及第三產業的發展掃清了障礙；政治基礎方面，國防與外交方面的成就（中國與日、美建交皆在改開之前，與美國建交以1972年上海公報為肇始）保證了國家的安全、“開放”的順利以及外資外貿對經濟促進作用的充分發揮。因此，以筆者拙見，不能簡單地説新模式是“正確”的、“好”的，老模式是“不正確”、“不好”的，簡單地説，二者的關係更應該稱為“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

最後，在將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對比時，尤其要注意中國特殊的體量、文化以及傳統，中國之不像日、韓般獲取美國經濟支持（蓋中國之民族解放獨立尤為徹底），中國之不像港、新般選擇持續的“比較優勢”與高效的調節機制（蓋港、新皆城邦，不比中國規模巨大），中國之不像印度般農業工業相掣肘（蓋中國土地改革與基層組織建設成效卓著），都有其內在的“基本國情”之原因，在分析亞洲尤其是東亞儒家文化圈諸國時，既要看到共性，又要看到中國的特殊性，這些可能是書中相關分析需要擴展、深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