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鎖”與“脱鈎”，以及中國應對貿易爭端的根本方法_風聞

【崔凡，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

表面看，特朗普周圍的官員存在交易派與結構派的分歧，但在深層，特朗普面臨着到底是採用“規鎖”還是“脱鈎”的方法來應對中國的崛起。

中美之間的經貿競爭，今後將以何種方式進行？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問題。關税對中美經貿關係固然是極大傷害，但更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如何選擇自己的發展戰略。面對美國的蠻橫行為，反制完全必要，但我們絕不能因為對美國反制的必要性，放棄了既定的開放計劃與改革進程。

有朋友問我，“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會不會落地？我認為不僅會按時生效，而且應該積極落實。把投資趕回美國可能正是一部分美國政客所希望的結果。擴大投資准入，積極吸引各國投資來華本身就是應對貿易爭端的重要措施。在這個困難時刻，能夠堅持和中國在一起的外資今後也必然會從中國市場的成長中獲得重大利益。對於新開放的領域，誰能夠先來誰就能夠獲得更多的商機。

應對貿易戰的另一個根本方式是改革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公平競爭體系的建設和完善。無論是國企做大做強，還是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抑或是積極吸引外資，關鍵是政府如何保證各類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讓企業在借貸融資、上市、監管等各方面都能夠得到公平對待。面對貿易爭端，許多民營企業將面臨生死存亡的壓力。我們呼籲社會各界要關心這些在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的企業。

一般來説，美國對華政策主張有遏制（containment）和接觸（engagement）之分，而本世紀以來實際形成的政策路線是一種“規則鎖定”的思路。中國社科院張宇燕教授將其簡稱為“規鎖”（confinement），美國對中國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嘗試。

按照張宇燕的分析，“接觸”的核心是接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並讓中國逐步成為分擔美國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而“規鎖”的核心是要規範中國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範圍以內。美國對華的“規鎖”主要有三項內容：

以貿易不平衡為由提出所謂“對等貿易”，威逼中國擴大進口、進一步開放市場；

在技術上壓制和防範中國；

通過重新塑造國際制度以求規範和約束中國。

規鎖是介乎於接觸與遏制之間的一種戰略。張宇燕老師所説的規鎖更接近於遏制。如果規鎖的內容主要是建立起更多的國際競爭紀律約束，那麼這也許並非壞事。在我看來，“規則鎖定”也未嘗不是中國對美國的想法。正是因為中國加入WTO，才擺脱了美國每年一次的最惠國待遇審查，用規則鎖定了美國所説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待遇。規鎖不一定是壞事，規鎖中國的同時也規鎖了美國。不規鎖了，脱鈎了，才是壞事，尤其是制度性脱鈎，必然伴隨遏制與對抗。今天對中國的挑戰正是如此，美國覺得以前的鎖不好用了，想換一把鎖。

為什麼説WTO框架在規鎖中國的同時也規鎖了美國？從中國入世到2018年7月6日，中國在WTO被訴了41次，美國在中國入世後同期被訴90次。被訴的敗訴率大家都是約90%。所以都被規鎖。美國咬住説中國違規，其實在WTO框架下美國的這一次301措施違規之嚴重沒有先例。

2008年以後，美國就開始偏離WTO，以大型區域談判為抓手，重新設計規則。這套規則的初衷仍然是在設計好之後請中國進入並接受。然而，奧巴馬八年的努力實際上以失敗告終。特朗普則採用了“建設性對抗”的新方法。表面看，特朗普周圍的官員存在交易派與結構派的分歧，但在深層，特朗普面臨着到底是採用“規鎖”還是“脱鈎”的方法來應對中國的崛起。如果最終無法實現規則鎖定，特朗普就採用“脱鈎”的方式，這不僅僅是貿易上一定程度的脱軌，而且是規則的脱鈎，互相不受國際規則的制約。脱鈎必然伴隨遏制。

一位美國專家曾經對我們説，華盛頓的智庫在考慮中國經濟體量是美國兩倍的時候如何處理中美經貿關係。實際上，美國做這種戰略抉擇的時間窗口期確實不多了。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其政策具有高度的外溢性。中國不僅提出了打造全面開放新格局，更提出了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這意味着需要建構共同的經濟競爭規則。在此多邊貿易體制生死存亡之際，中國需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就在前不久，我看到中國與歐盟建立討論改革WTO的聯合工作小組的報道。這是一種積極的姿態。中國推動WTO改革、願意積極參加新規則的談判。我認為無論是產業補貼規則還是國企競爭規則，中國都應該積極地與其他國家展開對話，推進討論與談判。即使是美國要與中國脱鈎，中國也應該積極與其他國家討論相關規則。只要規則是透明和明確的，要相信中國企業能夠在明確規則基礎上開展全球競爭。

一方面，我們要堅決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霸凌主義行徑，另一方面，堅持擴大開放、堅持深化改革、積極開展雙邊區域和多邊的經貿談判、積極推動新規則的建設，是我們應對貿易戰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