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邏輯視野中的當代經濟（三）：改革及其得失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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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國的奇蹟》系列的第三篇，主要內容為作者對改革開放後新經濟體系的分析，同時涉及書中對於經濟改革的成就與問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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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從1978年底開始的經濟改革，依作者之見，可從微觀經營體制、資源配置體系與宏觀政策環境三個方面入手，而這也正符合書中所論述的傳統經濟體系的“三位一體”結構。微觀經營體制的革新，可以在農村與城市兩種不同環境中觀察。在70年代末之前，中國農業生產基本維繫在生產隊之下，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作者認為生產隊以及其工分制存在勞動激勵不足的問題，而著名的家庭承包制在改善了這個微觀問題的基礎上，歷史性地拉開了新經濟體系的序幕。至1984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政策規章上已經完全衝破了囹圄，成為農村微觀經營模式變革的最強音。家庭承包制刺激該時期農業增長的原因，可以直觀的在那句宣傳口號中看到：“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種模式被認為能夠更有效地誘發農民追求更多農產品收入，同時，也有利於宏觀層面上發揮出國家的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

與微觀經營體制的變化同時，農村基層組織的職能與形式也在發生轉變，傳統體系下的人民公社系統，如前所述（可參見本系列第一篇），主要是為汲取農業剩餘以服務國家工業化的總目標而形成的，隨着傳統經濟模式的落幕，“農民迅速而徹底地拋棄了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一些農民經濟協會、農業技術協會等具有自發性與自助性的組織逐漸出現。最終，受到輕工業迅速發展、農業積累提高以及人民公社落幕等多方面影響，中國農村在經濟上孕育出了具有鮮明時代風格的農村工業，其主體則由鄉鎮企業構成。

與農村中發生的變化同時起步的是城市中以國企改革為主體的微觀改革，作者將國企改革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重心是“權力換效率”（1979-1984），第二階段是“增強企業活力”（1984-1986），第三階段則以“重建企業經營機制”為主（1987以後）。第一階段的改革以利潤刺激為主要手段，後續逐步形成了所謂的“工業經濟責任制”，即企業上繳國家分配的利潤任務後，餘下部分按一定比例在國家與企業間進行分配，這種類似的“包乾”機制被認為取得了增強企業生產積極性和企業活力的效果。

第二階段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革税制和廠長負責制，這一階段的企業自主權擴大現象比較明顯，國家下發企業的指令性生產計劃份額則在逐步減少。除此之外，“利改税”也是這一階段的一個重點，其意圖在於使得國家財政收入與税收掛鈎，企業收入與利潤掛鈎，等於是改變了之前企業對國家上交税款與利潤二者之間的模糊界限。書中認為“必須依靠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的經濟環境中……利改税是市場取向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並且“為後來推行分税制提供了值得借鑑的經驗和教訓”。（注：分税制是1993年開始的由朱鎔基總理主導的財税體制改革，主要着力於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税收分配結構）

第三階段的核心則是重建企業經營機制，92年後，出於對部分國企產權不清問題的考慮，推行股份制“成為了新的時尚”，進一步將國企向着面向市場經濟的方向推進。但作者給出的相關數據表明，國企改革尚未真正取得成功，當時約1/3的國企出於明虧狀態，約1/3能夠真正盈利，1994年的國企虧損總額逾480億元。眾所周知，國企改革不是一個簡單的題目，這裏也只能做最初步淺顯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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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村與國企改革配套的是資源配置制度改革，這主要是集中在物資、外貿和金融體系方面，物資管理改革的大方向是放鬆計劃分配物資的管理並縮小計劃分配物資的範圍，外貿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很明顯的效果，1978-1997年間中國進出口總額的增長速度實際高於GDP增長速度，1997年的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達到36.7%，兩倍於日本和美國，這也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伴奏曲。

相比之下，金融體系改革的進展較為緩慢，金融改革主要包括這幾個方面，一是建立“中央銀行為領導，專業銀行為主體，各金融機構並存”的金融體系，我們耳熟能詳的農行、建行、工行等都是在這一階段誕生或成熟運營的，而隨着金融職能的區分，央行也從79年之前獨攬全局（是中國唯一的銀行）逐漸轉變為真正的“中央銀行”，實行貨幣政策與金融領導職能。二是改革信貸資金管理，實現“農業銀行可以進城，建設銀行可以破牆”，打破專業銀行的壟斷局面。三是改革利率管理，四是改革信用制度，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五是發育金融市場，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證券與股票市場的發展，90和91年滬深交易所正式成立，拉開了中國股票交易規範化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這裏將財政和金融對比，闡述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在整個經濟改革過程中，金融在社會經濟和擴大再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財政的角色則逐漸變小，這一點是貫穿經濟改革始終的。

隨着微觀經營體制和資源配置制度的改變，傳統經濟體系中“三位一體”的第三個方面即宏觀政策環境，也逐漸發生了轉變。前兩者的改變為中國經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其中雙軌制和尋租在80年代後期已經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按照作者的觀點，改革就必須“合乎邏輯地深化到宏觀政策環境”。價格、利率和匯率三個方面的改革是宏觀政策環境轉變的中心，在傳統經濟模式下，人為地壓低利率（即資金的價格）是在資本稀缺的背景下推行“趕超戰略”的基本措施，而利率改革就是要改變這一模式。

總結三大主要方面的改革歷程，作者將中國的經濟改革稱為一種“漸進式改革”，“具有摸着石頭過河的基本特徵”，作者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一個自頂而下的大改革方案。筆者十分認同這個論點，中國的經濟改革是“走一步看一步”的，雖然有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意味，歷程跌宕起伏，但改革的主線卻十分明晰，這一方面已經由領導人作了充分的表述，那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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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認為，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經濟改革實際上充分發揮了比較優勢戰略，在經濟效率方面，由於引入了市場經濟，放棄了對要素和產品價格的干預，使得比較優勢得到較為真實的表現，從而使得企業界獲得充分利用比較優勢的經濟激勵，走上一條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開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曾背離了比較優勢的產業結構逐步恢復（“矯正”），而就業結構和國民經濟結構也隨之變化。

鄉鎮企業是證明比較優勢與中國經濟改革緊密聯繫的絕佳例證，作者指出，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實際上飛速加快了農村的工業化，併成為中國社會“奔小康”的最關鍵動力。數據表明，鄉鎮企業不但是國家財政的一大重要支柱，也是中國勞動力轉移併發揮勞動力比較優勢的主要動力。書中指出了一條關鍵事實，改革開放後中國地域發展上的差距主要就是農村的差距，而農村的差距主要表現就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差距，這無疑是振聾發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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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經濟改革的成就一樣，它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難點也是很突出的。書中概述五點，一，尋租和腐敗；二，金融改革緩慢；三，國企（尤其是大中型國企）改革收效不大；四，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五，糧食生產潛力問題。作者同時考察了經濟改革以來的“治-亂循環”與經濟增長的週期性，認為解決這種週期波動的方案在於金融體制改革，但金融方面的推進卻有賴於破除國企改革面臨的障礙，最終，從邏輯上看，國企改革問題“成為啓動經濟和擺脱週期的關鍵”（筆者補充：從邏輯上看，國企為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誕生，是傳統經濟模式下的產物，因此，必然成為新經濟體系面臨的最為棘手的龐然大物）。

國企改革的總路線可以稱之為“放權讓利”，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前途上的問題仍然觸目驚心，嚴重的虧損、國有資產流失和企業負債成為國企改革的“三座大山”。前文提到，金融改革需要破除國企改革面臨的障礙，一大原因就在於國有銀行承擔着對國企進行補貼和保護的職能。傳統金融體系肩負執行國家產業政策和保障社會穩定的重擔，因此，與其他方面相比改革進展較為緩慢。

在地區發展差距和糧食生產問題兩個方面，書中也給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論述，地區間收入差異的拉大將會導致盲目的勞動力流動，而農民工在成為經濟改革的推動力的同時也為社會治安和基層穩定提出了挑戰。另外，農村生產微觀機制的改革（家庭承包）之後，國家動員勞動力進行農業建設的能力減弱，維持和改良農業資源基礎也稱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