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深陷全球化陷阱，國家與企業的利益衝突無法化解_風聞

張硯（陸家嘴雜誌）

【編者按】近期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在接受《陸家嘴》雜誌專訪時詳細解讀了中美貿易摩擦的深層原因和影響，她認為，貿易摩擦其實對中美都沒有好處，中美兩國都有比較大的結構性問題，而美國深陷全球化陷阱，美國國家與企業的利益衝突無法化解。

潘英麗表示，美國的美元體系和全球化的成本都是聯邦政府承擔，收益都是由民間的私人部門獲取，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國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它跟中國的關係，而是在於它的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係，美國面臨的是美國聯邦政府跟美國企業之間的內在利益衝突。”她説。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

美國貿易赤字是宿命

《陸家嘴》：中美貿易摩擦無疑是2018年的灰犀牛，A股市場前一段時間也如驚弓之鳥。在你看來，中美貿易摩擦對中美兩國影響大嗎？

潘英麗：人們對貿易摩擦過度關注，其實貿易摩擦不是一個什麼大事，我們更要搞清楚貿易摩擦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美國為什麼發起貿易摩擦？貿易摩擦背後的訴求是什麼？這個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美國對加徵關税，實際上落到正式開徵，影響沒有想象的那麼大。美國對2000億中國商品開徵税關税。現在當然還沒有全面開徵，已經開徵的也就340億。

實際上現在存在產業鏈的全球分工，我們很多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是他們的中間產品，徵收關税，當地企業的成本就上升了，所以美國要對人家徵關税，結果他的企業反而逃走（哈雷摩托）。這説明產業鏈在全球的分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貿易摩擦其實對雙方都沒有好處。

假如從中美兩個國家整體來理解的話，兩個國家都有比較大的結構性問題，所以貿易摩擦也不一定是壞事，我覺得貿易摩擦對中國短期可能是壞的，中長期可能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對美國來講，中長期是不利的。

實際上美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美國也面臨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但是它的體制很難自己糾偏，把貿易逆差來源國妖魔化，轉移矛盾到國外去，這其實對美國本身的結構的調整沒有太大幫助。

美國的貿易赤字是一種宿命，如果跟中國的貿易赤字萎縮了，他與別國的貿易赤字會上來。它的貿易赤字暴露了它本身的結構性問題。美國家庭舉債消費，政府也是舉債，每年都有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就意味着一個國家儲蓄很低，就入不敷出，經常項下就表現為赤字，資本項下就表現外債的積累。

其實我們更應該看清楚的是，中美之間的關係絕對存在惡化趨勢。不管是不是特朗普，以後的中美關係肯定沒有以前那麼好了，美國的對華戰略已經完全做了調整。之前的幾十年，比如從1971年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開始，實際上美方對華政策是一種建設性的接觸，希望把中國納入到它的體系當中去，成為戰略伙伴、利益攸關的合作方，現在是戰略競爭對手。

原來美蘇是冷戰的對手，那未來中美之間會不會陷入一種新的冷戰？這種可能性是蠻大的。美國對中國在經濟上的遏制，一個是高科技，他們要全面限制的是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因為高科技產業是美國的全球戰略制高點。它接下來要打的一張很重要的牌，就是關於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外泄問題。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強化其海外的收益權，來確保美國的經濟利益，避免對它的高科技產業構成挑戰。

美國的全球化陷阱

《陸家嘴》：美國為什麼突然對中國的涉外戰略那麼敏感？

潘英麗：美國有兩大戰略高地：高科技和美元霸權。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國際地位構成了威脅。我們同時在美國最頂尖的兩個領域要發起攻擊，所以它變得非常敏感和焦慮。

除了中國發展勢頭非常強勁，可能給美國產生了一種壓力，我這裏要重點強調的是美國本身的結構性問題，它存在一種結構上的脆弱性，讓它對中國的涉外戰略會非常敏感。

我最近提出美國的全球化陷阱這個概念。全球化陷阱是指，全球化的收益是私有化的，是跨國金融企業集團獲取的，而全球化的成本全部是要聯邦政府承擔。全球化的陷阱，起點是美國製造業的外移。其實五六十年代以來美國對外投資包括製造業轉移一直是存在的。從數據上看，二戰結束以後到20世紀70年代末，它本土的製造業仍然是成長的，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仍然是增加的，説明在對外投資的同時，美國本土也在擴張。

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美國的本土製造業的就業崗位就開始大幅下降，一直到2016年大約減少了約1/3，達660萬個。

製造業外移的好處都是跨國企業集團獲得的，他們獲得了外國的廉價勞動力，廉價的中間產品和高成長市場等等。全球化的成本是由聯邦政府承擔的。因為美國的經濟利益分佈在全球，海外經濟利益需要國家提供保護。美國在很多國家和地區，設有軍事基地。這是個燒錢的事兒。所以它全球化的成本，比如外交斡旋、軍事，包括偶爾發動的地緣戰爭，都需要美國政府掏很多錢，更多的失業和貧困家庭需要聯邦政府提供轉移支付。

這個體系為什麼不穩定？因為它的資本在海外獲取的收入是不給聯邦政府交税的，收不到保護費，聯邦政府的財政就沒法維持下去。全球化陷阱另一部分與美元體系有關。美元的霸權地位，利益也是私有化的，成本也是國有化的。全球範圍的美元體系，對美國私人部門的好處很多，一個好處是，大量的交易使用美元，節省了美國企業的外匯交易費用和匯率風險。

二是全球大部分央行需要持有美元儲備資產，這使美國本土的資金很寬裕，融資成本或利率很低，美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拿了廉價資金到全世界去投資。這些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獲取的高利差，我們稱之為國際貨幣發行國的超級特權，也是民間獲取的。

三是，全世界要把錢投過來，美國的房產和大量的金融資產，就會出現價格膨脹。美國本土的投資者財富不斷增值，這個好處也是私人的。

美元本位制帶來的本土金融市場泡沫的膨脹，結果就是貧富分化是加速發展。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美國1‰的人擁有的財富達到23%，1%的人擁有40%的財富，兩極分化很嚴重。因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財富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美國2016年財富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877。0.4一般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

美國的窮人靠舉債消費，富人因為財富效應會高消費，造成美國的儲蓄率很低，去年的居民儲蓄率是2.7%，今年一季度只有1.6%。政府又要花錢，政府原來是跟老百姓借錢，老百姓儲蓄率低，它就要到國外去借錢了。所以儲蓄率過低，這是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的一個根源。

在美國政府的支出裏，轉移支付和軍事開支是最主要的兩部分。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債務問題很嚴重。美國從1776年到1980年裏根總統上台，美國的政府聯邦政府的債務只有9077億。從里根到2008年小布什下台，債務從不到1萬億變成10萬億。2008年-2016年奧巴馬八年任期內，美國的債務從10萬億變成了20萬億。特朗普在一個任期內就很有可能把聯邦政府的債務幹到25萬億美元。

美元體系也好，全球化也好，其成本都是聯邦政府承擔，收益全部都是民間的私人部門獲取的。所以美國最大的問題並不在於它跟中國的關係，而是在於它的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利益衝突。

《陸家嘴》：7月25日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就緩解美歐貿易局勢達成協議，如果美歐實現零關税、零壁壘和零補貼，中國如何應對？

潘英麗：首先，我想説，美歐包括以後的美日達成這樣的協議都是意料之中的。因為他們在價值觀、國際安保同盟和中國市場“公平競爭”規則方面都有共同利益。因此我們在分化歐洲、日本與美國的關係方面不應過度樂觀。但他們之間的貿易摩擦仍會持續只是緩解而非根本解決問題。因為就歐美目前不對等狀態而言，三零目標更多體現了“美國利益優先”，而美國如要建立對華統一戰線，它應該對歐洲做更多讓步才行。

其次，我們需要了解，歐美合作的戰略重點仍然是如何建立對華統一戰線。最近我查看了大國人口和消費在全球佔比的結構特徵，有助於我們把握未來國際經濟大勢。G-7國家1999年人口全球佔比11.5%，消費全球佔比67%，2016年人口占比是10.24%，消費佔比51%。過去近20年他們的人口占比下降了1.3百分點，而消費佔比已減少了16個百分點。因此從內部市場成長性看，G-7內部的經濟一體化或自貿區對他們自身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並重大意義。

相比較，2016年中國加上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人口全球佔比已接近40%，消費佔比14.6%。過去20年中國消費佔比已增加了3倍，兩印也已增加1倍多。因此無論是從生產供給的低成本和市場需求的成長性兩邊看，亞洲新興市場特別中國應該是歐美最為關注的出口和投資的目的地。

那麼，在發達國家形成統一戰線壓中國開放市場和實施“公平競爭”規則時，中國如何應對呢？這需要結合中國經濟轉型的客觀需要做出回應。

一是可降低關税，擴大進口，並以開徵消費税對沖其對税收的負面影響。這有利於降低國內生產成本、增加消費多樣性，促進家庭消費福利平等的積極作用。

二是降低企業税負，並同時取消補貼等優惠政策。傾斜性的財政補貼政策弊大於利，通常造成扭曲、套利、保護落後和一哄而上的產能過剩。相比較，簡明的税制和內外一視同仁的低賦税可鼓勵產業投資、技術進步和就業創造，進而提高本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是加大國內有效供給不足領域的產業對外開放。同時需要大力推進相應跨國公司在中國股票市場掛牌交易，在讓全球領先的跨國公司分享中國市場高成長的同時，讓中國家庭投資者可更好地分享優秀跨國公司的成長成果，以彌補中國有效率企業組織不足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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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摩擦對匯率有短期影響

《陸家嘴》：那麼中美貿易摩擦對人民幣匯率走勢有何影響？

潘英麗：有一些短期的影響。貿易摩擦，肯定會對短期匯率有一些不利的影響(假如我們把貶值看成不利的變動的話)，導致人民幣貶值。我們一季度出現了貿易赤字。貿易赤字就意味着花出去比收回來的外匯要多，那在外匯市場上交易它就會有一個貶值的壓力。 

但是，貶值可能也是需要的，通過貶值的方式幫助出口減輕壓力，化解關税負面影響。貶值對企業來講會減輕關税帶來的衝擊。同樣產品出去創收一美元，現在可以換更多人民幣。人民幣收入可以相應增加一點。也算是一個貼補，匯率可以起到一定的對沖作用。

美國也不會讓你貶得厲害。美元一直升值，對美國出口是不利的。美國是怎麼讓它的貨幣貶下來？美國一般沒辦法主動貶值，因為美元本身是自由浮動的。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是美國的財政部出馬，壓貿易順差國貨幣升值，説你操縱匯率或像廣場協議那樣通過多國關係協調壓順差國升值。第二種辦法就是調低利率，把美元攆出去，大家把美元換成其他貨幣的時候，美元才會貶下來。

《陸家嘴》：最近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6.3貶到6.8附近，人民幣的貶值是不是央行主動實施貶值策略？

潘英麗：其實央行是順勢而為。市場有這種預期，央行只不過不去幹預，人民幣匯率就下去了，美元升值的時候，人民幣就適當做些貶值。

2015年8·11匯改後人民幣匯率大幅度下跌，我們損失了1萬億美元儲備，很大的原因就是央行匯改放棄了中間價的定價權，導致市場的貶值預期自我實現，人民幣大幅度貶值，最後引起很大恐慌，外匯儲備流失。所以央行必須把定價權收回去，2017年5月份央行引入逆週期因子。央行可以通過逆週期因子調整中間價，打掉市場的外匯市場投機的考慮，投資者一般不敢跟央行唱反調，另外外匯管制對維護匯率穩定有重要作用。市場有貶值預期時，央行也會根據經濟轉型或去產能的需要，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

《陸家嘴》：你現在認為 “人無貶基”（人民幣沒有貶值的基礎）還成立嗎？

潘英麗：是的，從長期來看，“人無貶基”仍然成立。但是有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中國不發生金融危機，就是系統性風險在可控的範圍內。中國經濟轉型假如成功的話，後面還會有一個比較長的發展，好的勢頭。中國經濟轉型除了要發展高科技製造業，其實未來最重要的是消費服務業的發展，比如醫療保健、養老服務、教育培訓和文化娛樂等等。

旅遊現在就已經出現市場需求的井噴了，但是有效供給跟不上，有需求的領域沒有供給，沒有需求的領域產能過剩。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供給側問題。人口老齡化不久會更加嚴重，而養老服務供給會相對短缺。製造業將來會引入人工智能，不再創造新增就業崗位，反而會釋放出剩餘勞動力，農村仍然會繼續釋放勞動力，那這些勞動力去哪裏就業，一定是消費服務業。因此，技術培訓是一個大市場，需要以發放教育券的政府購買與市場需求導向的個人選擇相結合去推進。

美元牛短熊長

《陸家嘴》：您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是美元存在長期貶值趨勢，美元變化有十年熊市五年牛市更替的規律。

潘英麗：我仍然維持這個觀點不變，我們是一個長視角，未來十年的長視角看，美元是波動下行的，不排除反彈，但是它會一波比一波低。全球化陷阱，其實是美元長期走勢的一個基本決定因素。

美元變化有十年熊市五年牛市更替的規律。這種走勢是對美國國家利益最有利的。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貿易赤字不能無限制擴張，貿易赤字無限制擴張會發生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貿易赤字佔GDP的8%，一定發生危機。原來拉美和亞洲一些國家爆發危機，它的赤字都達到了8%。美國貿易赤字超過6%就出問題了。2006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前，它的貿易赤字超過了GDP的6%，現在大約在2%~3%。貿易赤字不能無限擴大。，那美國要縮小貿易赤字，把它維持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就要通過美元貶值，貶值可促進出口並限制進口，從而縮小貿易赤字。

美國聯邦政府是對外淨負債的，其債務總量裏1/3是外債，貶值就可以減少聯邦政府的債務負擔。但是美元不可以永遠貶值，永遠貶值各國央行就會拋售，美國國債就變成了希臘的國債，就要發生債務危機或美元體系的崩潰。所以美國作為淨債務國，作為貿易赤字國家，一定要讓美元貶值的時期長於升值時期。

《陸家嘴》：上海近期出台擴大開放100條，這100條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中金融領域就有32條，比如放開銀行業外資的准入，還有放寬證券行業的外資股權的比例和經營範圍，你對此如何評價？

潘英麗：讓外資來獨資經營，開辦更多的分支機構，或者説允許參股，這些都是開放舉措，不存在問題，關鍵問題是人家來還是不來。為什麼外資銀行資產佔比從2%左右下降到現在的1.3%？這叫水土不服。就像我們講投資不過山海關一樣的，經營環境是核心問題。

所以我們的體制機制決定經營環境不改善，服務業開放是空的，沒有更多企業或金融機構來。就是已經進來的，它的比例也在下降，這説明金融生態環境存在很大問題，很難讓人家在這裏成活和發展。因為中國現在的環境是借了錢可以不還，互聯網金融爆了多少倉，企業借了錢，都是通過借新還舊維持，國有企業也有不打算還的，有的現金流也很困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説外資金融機構過來發展，它主要是給外資企業和其他外資金融機構提供跨境業務，跨境業務很多都是套利的和投機性的。所以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是國內和國際化金融市場發展的基礎性條件，也是未來改革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