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部清史，漢人視角和滿人視角有何不同？_風聞

之前觀網在首頁上分別轉了史學家汪榮祖和新清史代表歐力德的論戰文章，引發了一波熱議。

今天，正好看到一篇致敬新清史的文章，其中有這樣幾個論點，頗值得一辨：

1、傳統的革命史論述側重於從漢人的角度講歷史，然而人家新清史從滿人的角度講歷史，很新鮮很有趣；

2、民族矛盾是晚清革命的根源，19世紀中期滿漢的融合尚未達到很深的程度，並且辛亥革命與民族問題有着緊密聯繫；

3、路康樂先生在使用“滿族”、“滿人”等詞語時非常審慎。在大多數時候，作者並未用國內學術界通常用的“滿族”等詞語來籠統指代，而是用了更為中性的“滿”或“滿人”；

4、固然八旗制度下還有種種非滿人羣體，滿洲八旗中也不僅僅是滿人，但是不論是從女真人佔有核心地位來看，還是從滿洲八旗的核心地位來看，後來清朝建立的種種對於旗人的特權都是以族羣特性，即女真人，或者説是滿洲人的特性為基礎的；

……

因為是書評，所以這篇文章基本走的是以論帶史的路線，核心史料的展示和詮釋基本沒出現。

對歷史感興趣的風聞ers，要不要來討論一下~

全文如下：

族羣與特權

—評路康樂著《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內憂外患，一代代民族仁人志士試圖通過各種方式尋找挽救民族危亡的辦法。清朝政府雖然用盡各種辦法試圖挽回自己的統治，但面對日益高漲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最終也無力迴天。另一方面，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率先喊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並領導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由此推動着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以上就是中國傳統歷史學論述清末民初這段歷史時期的常用敍述模式，這種模式雖不錯，但其本身多少站在了“革命”立場，也是某種程度上以漢族立場來看待這一系列歷史事件。隨着近年來“新清史”研究的興起，越來越多的論著開始關注傳統歷史研究中被“遮蔽”的人物和事件，特別是以羅友枝、柯嬌燕、路康樂和歐立德等人寫作的“新清史四書”為代表，為我們看待清朝歷史，特別是滿人/旗人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路徑。**具體到路康樂先生的《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以下簡稱《滿與漢》），則論述了清末民初的六十多年間，滿人與漢人的關係轉變，尤其是滿人如何從滿清時期走向現代民族國家時期。該書還將政治鼎革、社會矛盾、文化交融與衝突相結合，為我們勾勒出這一時期滿人視角的族羣關係與歷史顛沛。

 

 路康樂先生是美國著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學家，他生於廣州康樂園，也就是當時的嶺南大學校園，童年就在康樂園度過，其中文名字就來源於康樂園。其母親是廣州人，父親則是嶺南大學的英文教師，因此路康樂先生從小就對中國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和較為深入的瞭解。解放初期，路康樂先生隨家人移居美國，1970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這本書於2000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一經問世就獲得美國中國史學界的高度關注，在2002年於華盛頓召開的亞洲學會第54屆年會上，該書被授予“列文森20世紀中國研究著作獎”，以表彰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傑出貢獻。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中譯本，譯者為王琴和劉潤堂。

 

 該書共分為導言，中間五個章節以及最後的結語共七個部分。**導言部分通過樑啓超關於“平滿漢之界”的論述來引出本書討論的重點——慈禧和載灃如何處理滿漢關係，他們一面試圖縮小滿漢差距來平息革命者的抨擊，一面加強中央集權，而“皇族內閣”的出現則標誌着這種集權達到頂峯。**同時作者也關注到了滿漢平民關係在清末民初的發展變化，並最終批評芮瑪麗的觀點，**認為19世紀中期滿漢的融合尚未達到很深的程度，並且辛亥革命與民族問題有着緊密聯繫。**本書第一章是《隔離與不平等》，作者首先定義了“滿人”的範圍，之後針對革命黨人反滿的緣由，指出了清朝政府關於滿漢隔離的種種政策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經濟、司法、文化上的不平等。在本章中，他還提出關鍵的一點，即旗人（或者説“滿人”）由原來的多族羣的軍事組織（八旗）和世襲特權階層，到19世紀末逐漸被視為一個族羣。這一點也是貫穿全書的核心論點之一。第二章是《慈禧和特權制度》，探討了慈禧在面對日益高漲的反滿情緒時所採取的改革滿漢關係和八旗制度的措施，例如新政初期的軍警和教育制度改革，後來進入到政治領域改革。這些改革雖然比以往的改革更為深入，但畢竟還較為有限，因此未能完全消除滿漢之間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改革不乏有滿人的參與，在組建新式軍隊、創辦新式學堂，派遣學生留學以及辦新式報刊的過程中都可以見到滿人的身影。第三章是《載灃和滿人權勢》，在慈禧去世後，溥儀的父親載灃成為了攝政王，掌管清朝最後三年（1909-1911年）的最高權力。載灃最初以改革者的姿態出現，他在某些方面延續和擴大了慈禧太后的措施，例如加強清朝的中央集權，在施行立憲方面也有值得稱道之處。然而他在處理滿漢關係方面卻乏善可陳，他雖廢除了法律上的滿漢差異，但八旗制度依然存在，因此導致很多漢人不滿的滿漢差異也依然存在，也直接導致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發。第四章是《辛亥革命》，革命爆發後，清廷雖然派軍隊鎮壓，並在政體上由君主專制變為君主立憲，但這些措施都太晚了，各地的政治和軍事精英紛紛倒向了革命軍一方。在革命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流血犧牲，特別是針對滿人的“殺戮”，使得很多滿人平民成為無辜的受害者。然而革命黨人對於清室退位給予了優待，這似乎與他們長期宣傳的“驅除韃虜”口號不一致，但實際上這是革命黨人為了避免更長時間的軍事鬥爭以及外國勢力可能的干預。第五章是《辛亥革命之後的皇室和滿人》，辛亥革命之後雖然共和制建立，但清朝皇室和八旗制度卻依然存在了一段時間。民國政府雖在一段時間內遵守了退位協議，但是力度逐漸減弱，最終民國政府與清廷的妥協協議在二十年代中後期終止了，八旗制度也逐漸消亡了，由此，旗人和皇室成員也需要逐漸適應新的環境。1949年以後，作為特權階層和職業的“旗人”逐漸轉變為一個民族即“滿族”。最後一部分是結語，作者簡要回顧了之前的論述，並反覆強調，清代的旗人更多的是一種職業而非民族身份，他們不具有族羣、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高度統一性，故他們與漢人的區別最重要的不在於族羣而在於職業。在民國時期，他們被稱為“滿人”，這是一個寬泛而模糊的稱呼。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官方進行民族身份識別，才將他們正式確定為少數民族之一。

 

 縱觀全書，路康樂先生沒有建構複雜的理論體系或是大範圍使用西方化的學術語言，而是用平實的語言、豐富的史料和嚴密的邏輯分析來為我們展現清末民初滿漢族羣關係變化與政治權力鬥爭。這固然與路康樂先生早年在中國生活，對於中國社會了解頗多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於路康樂先生自身史學功底紮實，常年潛心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必須承認，該書為我們瞭解當時平民社會和上層政治沿革提供了很好的線索，特別是作者不同於以往的論著多關注革命者視角，而是從滿族/滿人視角來看族羣關係和統治者內部權力集團，使讀者在傳統的史學論述脈絡之外能夠思考與以往不同的“滿族史”。另一方面，路康樂先生在使用“滿族”、“滿人”等詞語時非常審慎。在大多數時候，作者並未用國內學術界通常用的“滿族”等詞語來籠統指代，而是用了更為中性的“滿”或“滿人”。他還區分了“滿與漢”、“旗與民”等概念，幫助我們釐清清朝時期這幾個常用的概念。

 

 本書的核心論點在導言部分強調過，就是針對芮瑪麗的觀點——“滿漢融合在19世紀中期已經達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民族問題與革命不相關”，作者認為19世紀中期以後滿漢的文化融合是相互的，既有滿人的“漢化”也有漢人的“滿化”。到20世紀早期，滿人與漢人之間還是有很大區別，因此革命是與民族問題有很深的關聯的，而滿漢融合在當時也並沒有完成。在結語部分，作者根據上文所論述的內容，得出了“如果將滿人作為旗人，那麼在清朝大部分時間內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職業身份”，而從清朝統治時期到辛亥革命（或者説民國時期）再到新中國成立，就是滿人從世襲軍事階層到最終的“滿族”族羣的轉變。關於這一觀點的討論，我們不妨先將視野放得更開闊一些，從更長時間、更廣闊的範圍來看關於“中國”概念的論述。

 

 葛兆光先生曾在《重建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還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中就這一點有過評述：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試圖超越傳統、簡單的現代民族國家範疇，來對超國家區域的歷史與文化進行研究，這當然是對於傳統中國歷史研究非常有意義的研究範式，也使得中國歷史的研究更加切合“移動的歷史”本身。但是，這種研究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過度放大了族羣、宗教和地方歷史的差異性，或者過度小看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文化統一性？而關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葛兆光先生如是説：在中國自從宋代以後，由於外族政權的擠壓和存在已經漸漸形成，這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和歷史傳統基礎相當堅實，生活倫理的同一性又相當深入與普遍，政治管轄空間又十分明確……中國的空間雖然邊緣比較模糊和移動，但中心始終相對清晰和穩定，中國的政治王朝雖然變更盛衰起伏，但歷史始終有一個清晰延續的脈絡，中國的文化雖然也經受各種外來文明的挑戰，但是始終有一個相當穩定層層累積的傳統……因此，這個幾乎不言而喻的“國家”反過來會成為漢族中國人對歷史記憶、論述空間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葛兆光先生從一個更加長遠和廣闊的視角來探討所謂“中國”的概念，這也啓發我們在討論滿人/旗人在清代的性質時是否也可借鑑類似的方法。

 

 需要強調的是，筆者既無意也不能以此來反駁或批評路康樂先生關於清代滿人絕大多數時候是一軍事特權階層的結論，相反，《滿與漢》一書的結論是建立在翔實的史料和嚴密的論證基礎之上的，論證過程和結論本身也十分精彩和令人信服。只是當我們同樣將視野放得更為開闊和長遠時，或許就能更加深化本書的結論。

 

 我們知道，自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滅亡後，新興的元朝繼承了金在東北的統治，女真族也成為了元朝統治下的東北民族之一。元代的女真人有一部分遷居中原，進一步漢化，逐漸融入漢族，而絕大部分女真人分佈在元代的遼陽行省。位於遼陽行省北部，即今松花江下游以北、烏蘇里江兩岸，至整個黑龍江下游地區的女真人，保留了相對獨立的聚居狀態和風俗文化。位於遼陽行省東部的女真人主要分佈於長白山西麓、松花江、牡丹江以及今朝鮮一帶，他們長期與漢人、渤海人雜處，元末已融入漢人之中，而位於朝鮮半島的女真人保持了較為獨立的族羣特色，成為明代女真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位於遼陽行省南部的女真人主要分佈於遼河兩岸和省內西南地區，當地經濟文化水平較高，女真人受到漢文化影響較深，最終也融入漢人。至明代，女真則主要分為三部分：海西女真分佈於松花江南岸，阿什河至輝發河一帶，建州女真分佈於長白山北部，牡丹江、綏芬河流域，野人女真分佈在松花江中下游、黑龍江兩岸至沿海地區。其中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是女真人的主體，尤其是建州女真又是其中的核心，努爾哈赤就是建州女真中最傑出的領袖之一。可見，長期以來，女真人都是一個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不同於漢人的族羣。瞭解了以上女真人的背景，我們再來看清代的八旗制度和滿人。

 

 路康樂先生在書中承認，“滿洲八旗不僅是最古老、數量最多的，而且毫無疑問也是享有最多特權的旗人……滿洲八旗的成員以早期的女真人為核心，此外還包括三十七支蒙古人，六支朝鮮人，一支俄羅斯人和一支番子”。關於佛滿洲與新滿洲，王鍾翰先生在《關於滿族形成的幾個問題》中這樣説道：“清統治者分期分批地把早已編入八旗的新滿洲成員移入內地之後，在廣大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眼裏，是看不出新、老滿洲有任何區別的。”因此，在旗人這一羣體所擁有的種種特權建立之前，即旗人在成為“世襲軍事階層”（《滿與漢》書中語）前，他們首先是滿洲人，或者説在獲得種種特權之前，其根本性質是作為滿洲八旗的性質。固然八旗制度下還有種種非滿人羣體，滿洲八旗中也不僅僅是滿人，但是不論是從女真人佔有核心地位來看，還是從滿洲八旗的核心地位來看，後來清朝建立的種種對於旗人的特權都是以族羣特性，即女真人，或者説是滿洲人的特性為基礎的。當然，這種説法並非是對於路康樂所説的“旗人在大部分時間內是一個職業身份”或者“旗人在清朝時期更多的是世襲軍事階層”的顛覆，而是在更廣闊更長時間的視野下對該結論的深化。

  既然清朝建立之前的女真人是一個族羣，而經歷晚清民國動盪之後，在新中國時期的滿族人也是一個族羣，那麼我們似乎很難想象女真人在進入清朝後完全拋棄其作為族羣的身份基礎而徹底轉變為一個職業身份羣體或者軍事特權階層，而在晚清民國至新中國初期民族識別時短短几十年時間中又重新拾起其族羣身份，轉而成為今天的滿族。因此，比較合理的説法是清朝建立對於旗人的特權，其基礎是旗人的族羣特性，只是由於職業身份特權造成旗-民差異增大，加之旗人內部確有一些非滿人羣體，因此淡化和遮蔽了這一特權階層形成的族羣基礎。而在民國時期，該階層的特權逐漸消失，建立在族羣性質之上的軍事世襲身份不復存在，因此其原先被遮蔽和淡化的族羣基礎特性又重新顯現出來，也由此造成了部分八旗制度下的漢人和蒙古人的身份認同混亂，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官方的民族識別活動，“滿族”這一族羣特性才逐漸穩定下來。

 

 從女真人到旗人，再到滿族人，這種對於滿人歷史發展的説法或許是不準確和粗線條的，因此我們才更清晰地意識到路康樂先生的《滿與漢》對於我們認識和理解滿人/旗人發展的作用。任何一個族羣的發展軌跡從來都不是單線條的和筆直的，特別是對於滿族這樣有着悠久歷史、複雜演變和特殊地位的族羣來説，釐清其發展脈絡，特別是在清末民初這樣一個特殊時期與漢族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路康樂先生選擇了這樣的時期和視角作為切入點，以史學家的豐厚歷史涵養和嚴密論證為我們展示了那個風雲變幻時代的滿漢關係與政治權力演變，為我們重新審視滿族歷史、晚清民國曆史和族羣關係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鑑。

 

 最後，請允許我再引用一次葛兆光先生關於傳統帝國與現代民族國家的論述，作為向路康樂先生和葛兆光先生的致敬，也是向包括滿族和漢族在內的經歷了艱難現代轉型的中華民族致敬——“在中國，並非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象，近代民族國家恰恰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蜕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着傳統中央帝國意識，從而是一個糾纏共生的歷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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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吳磊 徐永志. 開闢滿族史研究的新視野——讀（美）路康樂著《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羣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J]. 滿族研究,2011,(1).

[7]李世榮. 滿與漢：清代民族思想及其實踐的歷史考察[D]. 銀川：寧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

本文作者：mad i.g.

本文來源：靜嘉張讀書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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