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公知時代_風聞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壞雷達

作者：胡涵Marvin

1

因為劉瑜的言論風波，想起曾經的知識偶像和立場先鋒們。查了查，覺得有些恍惚。

連嶽在廈門從鼓吹政治自由、滑落到經濟自由、財務自由，如今已經跌落到靠鼓吹戀愛和丈母孃自由來幫一條賣貨了：一邊是呼籲個體的絕對自由，一邊又藉着消費主義陷用户於枷鎖。

薛湧的個人公號停更在了2月份，最後一次，是在某個知識付費平台聊一聊怎樣在家庭教育中培養聰明的兒童，我看了一下，閲讀量剛剛到一千。從做公知到轉型做教育專家，在線教育這條路看來也是不好走。

還有許知遠。上次我在朋友圈説了，今天的許知遠活成了一個人梯，不管採訪誰，都會被解讀為“以其腐儒襯托他人通透”。

怪不得劉瑜那段曾經政治正確的表態放到今天，沒幾個年輕人還能坐聆聽點頭狀。

幾年而已，大家的眼光、審美和判斷力早就變了。

2

劉瑜關於MeToo運動的表述，在邏輯上的確有毛病。

劉瑜的批判起點，是給民間運動引發的輿論聲浪冠上大字報的名義。但別忘了，大字報倘若真是純粹的民間行為，反而沒什麼可怕的。真正有破壞力的大字報，沒幾張是羣眾自發貼的。

更別提什麼呼籲以法律途徑來解決。這種正確的廢話，擺明了是對現實毫無體察。在現實法律途徑裏，政治、人情都排在了公正前面。輿論審判，是弱者手中最後的一張牌。

苛責大家為什麼不去走更理性客觀的法律途徑，本質上是知識精英的另一重“何不食肉糜”，也是學術和右派版的歲月靜好。

3

知識分子不能理解現實，這幾乎是個難以解決的通病。

作為知識分子的托馬斯·索維爾以前就極為看不上自己的同行。他説，公共知識分子“在某個領域的知識和理解力，使得他們忽視了自己在那些向公眾言説的事情上的無知，公眾往往也會忽略這一點，即他們在某些基本知識上的無知”。

這次MeToo運動之中，不少傳統的公共知識分子或者從事公共寫作的人，都被暴露出對於下的平權運動及其背景缺乏理解，更是對於今天的現實處境缺乏認知。

他們迷信在自己的價值理念之中，並且堅持不懈地以這套理念來衡量一切。這是另一種知識迷信和霸權。

中國早期的公知，從根源上都是精英右派。

而右派又活在一個尷尬的情勢裏：從本質上，他們所倡導的理念是精英主義，是反大眾和反平等主義。但在現實之中，他們又不得不和庸眾站在一邊。

他們一方面以人民的名義來宣傳自由主義的理念，同時，從根本上看，又是在潛意識裏認同“烏合之眾”，對羣眾力量心存戒備。

劉瑜的表態正是擰巴的產物。沒人敢否認人民羣眾的歷史作用，但從智識和本能上，也沒人敢真的相信人民羣眾。

公知時代的落幕，恰恰也源於此。

4

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必須為自己落後於時代的現實感買單，為自己不曾進步的知識結構和理解能力買單。

但問題還不限於此。如果放在過去，劉瑜和其他公知那套説辭應該還是行得通的，不至於像今天，遇到這麼大的反彈。

可惜最近十年的底色，是全民向左轉。除了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些，還包括了傳播技術變革、輿論的轉向和經濟結構的變化。

技術上看，博客和微博是去中心化的早期階段，這一時期，公知依然能夠在這個傳播模型中形成足夠的控制力。但當社交網絡繼續向前，平台、技術的變革就帶來了平權的結果。結果，不同領域、不同階層、不同平台都出現了草根偶像。例如天佑、美妝博主和抖音網紅。

當有權選擇時，大家都只會挑愛看的，而不是挑自己應該看的。

憲政、法治、自由主義、凡此種種，曾經被一致認為是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那幾年，大家都願意坐下來聊聊程序正義，是因為多少還覺得有協商的可能。

但隨着這一套方案在上層被否定，在下層則過於脱離羣眾，一個公知的歷史舞台，已經開始坍塌了。

5

羣眾其實不會在意過程。圍觀者只想快速要一個結果。

要求羣眾相信法律、相信正義、保持隱忍，不墮入集體主義的陷阱，不走入原子主義的極端，實在太難了。

我在上一篇文章裏提過，現在的情勢，是公眾缺乏直接的利益代言人。於是他們只能背身往回走，走民粹路線，走愛國主義和輿論審判。

這就像為什麼精英階層理解不了快手、讀不懂拼多多，他們同樣理解不了MeToo運動背後的底層權力焦慮，也無法堅定地站在羣眾運動一邊。

MeToo運動的深層含義是，中國過往幾乎所有的權力結構都是男權主義的，信仰征服和恐懼。從公司、政府到家庭，幾乎都是強權邏輯，都喜歡喊着口號去征服他人侵略內心。

這樣的環境下，要逼迫大家弄懂什麼君主立憲、辯論原則，真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可愛想象了。

6

對今天這一情勢，我們理應不陌生。

1926年，在各路知識分子為民主科學自由等概念呼號數十年後，權力終於開始向知識階級進攻：三一八慘案，衞兵向請願學生射擊；邵飄萍、林白水等知名報人被殺害；時評寫手魯迅則化名躲進了日本醫院。

權力擊碎了曾經那套正確的廢話，民眾紛紛擠向另一個極端來尋求解決方案。什麼君主立憲、三權分立、漸進改革，沒人聽得進去。大家要的就是一個快速見效的手段。

此時此刻，長久不被知識界待見的一個湖南青年，選擇了向着潮水的方向走過去。他跑回湖南農村，弄清了底層邏輯，徹底從公知的小粉絲變成了野心家。

從那時起，知識分子們也就該意識到，期待中和平友好的現代化轉型道路事實上已經斷了。擺在面前的，是高度集中不受約束的權力，和對這套權力結構已經忍無可忍的人民羣眾。

而每到歷史的此刻，也就是公知退位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