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神多民弱，權散國亂（三）_風聞

【本文為張文木教授《戰略學札記》心得之七，部分精彩內容在社區定期更新，敬請關注。】

21. 東急西重是當今及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中國戰略安全環境的基本特點。

22. 中國近中期的戰略重點在東亞區域，其中心任務是以台海統一為牽引，突破美國在東部海域意在封鎖中國的從日本南經台灣島、菲律賓、巽他羣島、終至馬六甲海峽的所謂“第一鏈條”。至於從日本東進關島南折菲律賓的“第二鏈條”，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應是中國製海權尋求的重點。

為什麼這樣説呢？

這是由於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擴展也有其先定的地緣政治底線和極限。我們知道，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底線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雅爾塔法權體系奠定的。在這個體系中，台灣——當然還有“滿洲”“澎湖羣島”等——在法律上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迴歸中國，在這方面，中國與美國利益一致並獲美國外交承認，而與日本利益不一致並沒有獲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認。這就是説，在“第一鏈條”內有着中國的核心利益即台海統一，這些方面，中美間的矛盾是同一個利益共同體即雅爾塔法權體制中的冷戰矛盾，這種矛盾中的中美關係在雅爾塔體制中是夥伴關係，而在冷戰體制中則是對手關係。日本則不同，日本是受到雅爾塔體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輸的戰敗國。因此，在台灣問題上日本與中國的矛盾表面看是冷戰矛盾，深層或本質上看則是體制（雅爾塔體制）性的矛盾。在冷戰中，日本與美國是夥伴，與中國是敵手，但在雅爾塔體制中，日本與美國、中國都是敵手。鑑於此，在日本明確承認——而不僅僅是“尊重和理解”——中方“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之前，中國和日本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關乎生死，而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於“第一鏈條”內，於情於理，中國都必須為統一台灣而打碎“第一鏈條”並將“第二鏈條”以西的海區變為真正的和平之海。鑑於蘇聯解體後，美國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更加強化了遏制中國海外發展的冷戰政策，可以説，在打碎封鎖中國的“第一鏈條”的過程中，美國對中國是主要矛盾——這是由於美國沒有放棄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而日本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由於日本不僅沒有對其在“二戰”中的罪行認真反悔，而且還企圖顛覆雅爾塔和平體制。

23. 台灣關乎中國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國國家安全不能退讓的底線。而近代史上所有侵佔台灣的國家，都先取黃海；反之，獲得黃海制海權的國家，也必得台灣。1895年中國失去台灣是始於甲午黃海海戰，1950年中國台海兩岸分離始於美國進入黃海並由此啓動了朝鮮戰爭。這兩次歷史教訓留下的經驗是，得黃海者必得台灣，得台灣者必得東亞。台灣是東亞變局的關鍵，當然也是中國打開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樞紐。

24. 目前關於中日美之間的軍事力量比較，更多地以海軍技術和軍艦噸位為參照，對中國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評價。其實，國家軍事力量比較不僅要看技術，更要看技術運用的環境；而技術運用環境的好壞並不完全是靜態即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即衝突雙方各自的戰略家們謀劃的結果。比如，在鴉片戰爭中曾大顯威風的英國洋槍，卻在中國鄉野三元里大雨中百無一用；蔣介石時期在中國東南平原一帶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重裝備卻在西南山區反成國民黨部隊的包袱。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戰前的中國，那時的黃海對中國而言就是遠海。遠海作戰，當然技術佔先。現代信息和導彈技術已縮小了地球間的距離，這時的黃海就成了中國的近海。外來的航空母艦，不管它技術裝備如何先進，在這片水域，對中國大陸而言，無異於兒童遊戲艇。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國海上力量的劣勢在遠海，至於近海，確切地説，就是在“第一鏈條”以西水域，中國海軍則有相當的優勢，這是因為它擁有在時間和空間上幾乎是無限的資源供給——這恰恰又是美日海軍遠不及中國的地方。這個道理我們也可從1962年10月赫魯曉夫在美國家門口挑起古巴導彈危機和2008年8月美國海軍在俄羅斯家門口聲援格魯吉亞那高調而來蒙羞而去的結果得到反覆證明。鑑於此，中國應對近中期海上戰事的策略應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戰可久，遠戰當速，就近而舍遠。

25. 19世紀末，日本徵服亞洲的計劃啓始於黃海，發動於東三省；當代中國崛起始於入朝作戰的勝利。同樣的道理，未來中國在東亞安全及戰略地位保障的根基亦在黃海及其所依託的中國東北地區的國防力量。“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原，基也，前提也。從西太平洋戰略態勢看，中國東北的國防力量是保障黃海海上安全的前提，中國黃海的戰略力量又是保障台海和平統一的前提，而台海統一則是實現包括南海在內的中國整個東部制海權的關鍵前提。

26．雖然東海較東北亞對中國更具直接威脅，但從東海入侵中國的勢力如沒有內陸沿線的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大規模和長期佔領，而無大規模佔領的入侵，就只能攻城而不能掠地，由於海上和山險之地均不能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長期的裝備和資源持續跟進的空間條件，因而從東海入侵併不能動搖中國國力的根本，而從朝鮮半島登高西進後就是一瀉千里的東北大平原；佔據東北大平原就可形成成建制的大規模、長期的裝備和資源的持續跟進。有了源源不斷的裝備跟進——而這些在海上和山地是不能實現的，就可造成地區性長期佔領的物質條件、建立傀儡政權並由此造成被侵略國家的分裂或覆滅。由於佔據東北三省，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可以持續14年；由於沒有陸基，19世紀40年代英國只能對中國短期侵擾。經驗表明，裝備跟進的規模和持續時間長短決定戰爭的成敗，陸基而非海基的大小決定裝備製造及其跟進的持續時間長短。明乎此，也就明白了加強而不是削弱東北國有企業裝備製造業的優勢地位，對中國國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攸關的戰略意義。據此觀察，中國甘肅和東三省對中國安全均具有全局的意義。為了保障西域的穩定，自古涼州多好馬，大規模地養馬在古代就是成建制的重裝備製造，這是平亂部隊有效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有了這些條件，西域可保無虞。

溥儀在偽滿洲國的登基儀式

27．近年來，儘管中國海軍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它遠未獲得深入遠海單獨作戰的能力。這就是説，與美日海軍相比，中國海軍的中遠程作戰能力仍處在襁褓階段。2010年7月下旬靠近中國東海岸的美國海軍之所以不能使中國感受到1895年那樣的滅頂般的海上壓力，其重要原因是這時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已具有成熟的中遠程精確打擊能力，而不僅僅是由於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快速且不成熟的發展。換言之，如果沒有部署於中國大陸的戰略導彈部隊的強大威懾力量，中國海軍在東部近海的作戰半徑，乃至發展空間都會向大陸大幅收縮。中國海空軍與美國的不同，當然也不能仿照美國導彈部隊依託於海軍發展而發展的模式。美國海軍與空軍已擁有獨立和巨大的遠程作戰能力，而中國海軍在其從近海向遠海推進初始階段卻需要依賴本國陸基導彈提供的強大且具有覆蓋性的火力網護送。這種近中程海上護送對於沒有多少現代戰爭實踐，尤其沒有多少與海上強國較量經驗的中國海軍成長尤為必要：在中國大陸導彈部隊的護送下，中國海軍就能夠度過從淺海到深海這段艱難階段並能成長為具有遠海獨立作戰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這種護送，今天中國海軍在黃海同樣會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面臨的壓力並遭遇海上“黃繼光”的慘烈；繼而，中國海軍就不能在中國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擔負起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歷史使命。鑑於此，加強國家戰略導彈部隊建設，將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建設為不僅擁有巨大威懾力而且具有強大的獨立戰鬥能力，並能為中央“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偉大部署提供戰略支撐的強大兵種，尤為必要。

28．真是歷史的諷刺，當今英國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乘美國之危，趁火打劫，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數額方面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他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860億元人民幣)的國防採購新訂單，佔世界武器出口市場份額的33%。報告説，2006年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衝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颱風”(Typhoon)戰鬥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文件指出，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國在慫恿美國衝入中亞後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贏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説，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台：“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裏獲得捐款，進行聖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鬥的方式。”[1]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着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製造報應的工具的，並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 [2]看來，馬克思説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　　

29. 2009年7月28日，日本政府允許“疆獨”頭目熱比婭訪日，意在“聲西擊東”。東，即東海。

熱比婭

30．19世紀是一個有趣的世紀。世紀初有法國拿破崙的冒險。世紀中即60年代有世界大國普遍出現鋭意進取而又穩健的政治家：德國有俾斯麥，法國有梯也爾，俄國有維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國有林肯，中國有曾國藩等。此間，中國曾國藩於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法國梯也爾於1871年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和美國實現了國家的鐵血統一。這一時期的穩健政治在歐洲造成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以及中國的短暫穩定。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再次閃亮登場：德國有威廉二世，俄國有尼古拉二世和別佐布拉佐夫，中國有光緒和康有為等。這一時期的冒失政治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清王朝的崩潰。

20世紀的歷史似乎出現了命運的輪迴：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們對激進政治的危害有深切的體驗，這使世紀中葉出現羅斯福、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一批經驗豐富的穩健政治家，他們的政治設計為世界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可到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又紛至沓來，在蘇聯有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在美國有小布什。結果在雅爾塔體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國和蘇聯發生“火併”，美國“周瑜”生生把蘇聯“黃蓋”給打死了。結果在蘇聯解體不久，美國也看到了它的黃昏，而被雅爾塔體系剝奪最多的歐洲則在與美國玩的一場場“丟手絹”的遊戲中悄然崛起。

人説富不過三代，家國同理。

參考文獻：

[1] 《塔利班頭目稱英國是其最大資金來源》，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10/1189934.html。

[2]［德］馬克思：《印度起義》（1857年9月4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