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中的“集體主義式歧視”_風聞

杉田水脈這位自民黨議員最近又惹上事了。7月18日，她向日本《新潮45》月刊投了一篇稿，標題為“對LGBT的支援過度了”。

杉田水脈的投稿

所謂LGBT就是同性戀。這篇稿件“秉承”了她一貫以來的風格，就是針對熱點事件或敏感詞彙所發出的言論一定與被認為正確的意見相左。這一次，她發出雷人的言論是：“這些男人或女人沒法生孩子，也就是説沒有生產性。我不認為應該繼續投入税金支援他們。”更雷人的是這段話：“常識和被認為正確的東西（文中指的是異性戀）逐漸消失的社會，將會逐漸失去秩序而走向崩潰。”

這篇稿子一經刊發，就引來了日本社會各界的批判。首先強烈抗議這番言論的是日本的LGBT團體。“她的這番發言直接毀了長時間以來自民黨在消除社會歧視上的努力。”他們説。同時，自民黨和非自民黨的政治家們也對她進行了批判，日本共產黨的小池晃認為杉田水脈應該自覺辭去議員身份；自民黨內的高層認為她的這番話“像是白痴説的”。

最終，這一事件發展到了極端的地步，7月23日一名自稱是gay的不明人士寄給了杉田水脈殺人預告，隨後杉田水脈報了警。前日，她在推特中寫道：“警方建議從人身安全的角度撤回言論，我決定聽從他們的建議，將所有投稿了的相關言論刪除。”

杉田水脈最近在社會歧視這一分類中的存在感突然變得很高，在之前BBC報道伊藤紗織性侵事件時，杉田水脈就發出了言論，認為伊藤紗織被性侵是因為“她作為女性不檢點”。當時這一言論就被社會各界認為是突破了道德觀的言論。而在去年針對東京都託兒所極度缺乏、近一半的學齡前兒童無法進入托兒所的情況，杉田水脈曾公開表示反對東京都增建託兒所，她認為託兒所是“舊蘇聯對兒童進行圈養和洗腦”的設施。因為這番言論，今年2月她在推特上也收到了犯罪預告，稱如果她繼續出席國會，她女兒將會有人身危險，並且還附上了她女兒的圖片。除此以外，她還公開贊成日本的婦隨夫姓制度、擔任過日本的“製作新歷史書會”歷史，即支持修改日本教科書。

總而言之，她是一個極端保守和右翼的自民黨議員。

關懷少數羣體，卻又歧視他們

杉田水脈

當然，她個人雖然因為這些“特色鮮明”的觀點或言論而在日本眾多政治家中顯得十分引人注目，但到底是她真的這麼想，還是為了迎合大眾而故意拋出這樣的觀點言論，這才是更值得討論的。

不管到底是她真的這麼想還是趨炎附勢，她説着這樣的言論人氣不減反增，證明日本社會中仍然有許多選民買她的帳。據日媒報道，2012年第一次參選眾議員時，她以單獨後補的身份參選並獲得了所有單獨後補中最高的第17位；2017年10月再次參選時仍然維持了17位的好成績並再次成功當選。

與她的成功當選相矛盾的是，2000年後，日本社會對社會上少數羣體的關注逐漸上升。毫無疑問，日本社會對殘障人士的關注以及相關配套設施的跟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同時早在十年前，男性優位社會以及對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也已經在社會上有了很大的共鳴，女性男性化和男性女性化的問題也已經被廣泛討論。對社會少數羣體的關注和歧視同時上升的現象從表面上看起來就像個不可解的死結。

來自集體主義社會的歧視

在東京生活的人幾乎每天早上都會碰到電車晚點的情況，而大多數電車晚點又和“人身事故”這一原因有關。在東京生活過的人們都明白，當看到這四個字時，一般都意味着今早又有人跳軌自殺了。

不管是日本國內還是國外，大多數時候人們只會關注日本的社會壓力。然而在與一般日本人就這個問題對話時，還有個很值得關注的地方。大多數日本人會覺得這些跳軌自殺的人是在給努力生活的人添麻煩，因為日本是一個--按照他們自己的話來説—儘量不給別人添麻煩的社會。

什麼樣的人算是給別人添麻煩的人？跳軌算是一種，工作中因為自己的原因拖延了整個團隊進度的人也算是一種，然而從更概括的角度來説，就是必須靠着別人才能生活的人，這種人就是會給別人添麻煩的人。

這裏，很大程度上體現出了日本社會的一個獨有的歧視特徵，即集體主義式的歧視。具體來説就是，不符合集體利益或與拖集體後退的人羣容易被邊緣化。

默默地被歧視

1948年，日本國會審議通過了《（舊）優生保護法》。該法案中包含了一項極為具有爭議性的內容—對殘障人士施行強制節育手術，規定被認定為“患有遺傳性殘障疾病”的患者需要“強制接受節育手術”，簡單來説就是不讓遺傳性殘障疾病患者生孩子。

相關調查業已判明當年日本政府部門對相關病患的“遺傳性殘障疾病”的認定並沒有任何證據，這也就意味着政府沒有任何根據就認為部分日本民眾是“遺傳性殘障疾病”患者，並強迫他們接受節育手術，讓他們一輩子沒法生孩子。

這個問題近年來在逐漸為人關注，許多當年接受了手術的病患認為，政府對他們強制施加“沒有任何依據”的強制節育手術的惡劣程度遠勝於法西斯的種族滅絕法。

對優生法的抗議遊行

這個法案雖然在之後被修改，但法案本身反映出了當年日本社會的一個觀念，就是對殘障人士的生物性歧視。當時能夠充分表現這一歧視的是這種話語：“為了民族的基因不受污染，這些人必須要被禁止繁衍後代”。也由此，對殘障人士的歧視變成了更加羣體性和公開性的行為，原本僅針對他們生理特徵的歧視也變成了變本加厲的生物性歧視，認為他們這些人就是不該被生出來。

但是，舊優生法被修改，針對殘障人士的歧視被禁止，這就可以改變對他們歧視的社會現實嗎？應該説，表面上被禁止之後，殘障人士遭受的歧視變為了“默默地被歧視”，體現在他們很難找到工作，他們被人揹地裏罵為社會的異類。他們已經被集體排除在外了。

走在大街上都會感受到視線的壓力

這種對殘障人士生物性的歧視，某種程度上就反映出日本社會中對脱離集體的少數人羣的歧視的其中一面。從本質上來説，杉田水脈認為作為少數羣體的同性戀者因為生物上的原因，即不能生孩子，所以不應該給予保護，這個論點和50年代後日本社會一度流行的“基因歧視”有一定的一致性。

今日，杉田水脈的言論所指的這些同性戀者，在日本社會中雖然不會再被公開謾罵，卻要飽受潛在性的歧視。根據日本LGBT相關機構的調查顯示，職場上對LGBT感到不適的人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並且，這也不是杉田水脈第一次對LGBT發表極端言論了，2015年她還説過 “如果今天允許同性戀者結婚，明天説不定人們都會和寵物或者機器結婚了”這樣的話。

當時，一名同性戀者在匿名接受媒體採訪時這麼説：“（在杉田水脈説完這些話後）我感覺和自己的愛人一起走在大街上都會感受到來自他人視線的壓力。他們看我們就像看這個社會的異類。”這句話同樣或許仍同樣適用於今日那些日本社會的少數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