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中美經貿爭端八十年_風聞

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對外經貿爭端中，美國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歷時百年之久，跨越新中國建立前後和改革開放前後。而且，美國挑起對華貿易爭端浪潮，通常都與當時美國經濟、外交戰略變動緊密相關。

一、《購銀法案》摧毀中國財政金融體系

中國近現代史上遭遇的歷次經貿爭端，論對中國經濟社會最為創鉅痛深者，莫過於美國政府1934年制訂實施的《購銀法案》（The Silver Purchase Act）。在中國這個當時世界上碩果僅存的銀本位大國，這部要求美國政府持續高價收購白銀的法案引發了白銀流失狂潮和全面通貨緊縮，結束了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的所謂“黃金十年”，終結了自明代以來沿用近四百年的銀本位制度，摧毀了當時中國的財政金融體系，為1940年代中國市場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掃清了道路，也沒能起到該法案倡導者所聲稱的“保護美國白銀生產部門”的作用，大規模向美國武裝走私白銀攫取美國持續高價收購白銀暴利的日本軍閥成為最大受益者。

從當時美國整個經濟外交戰略來看，《購銀法案》又是美國國會1930年5月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税法》（The Smoot-HawleyTariff Act）以來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發展。《斯穆特-霍利關税法》一舉提高了890種商品的進口税率，引爆以加徵關税為主要內容的世界性貿易戰，45個國家為此提高關税以報復美國；但由於白銀持續流入這個唯一銀本位大國，當時中國東南沿海部分口岸城市得以在世界性通貨緊縮浪潮中享受通貨膨脹驅動下的繁榮。《購銀法案》敲響了這一“繁榮”的喪鐘，把中國東南沿海口岸城市徹底拖入1929年以來席捲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的深淵。

二、小平同志的對美貿易戰[②]

新中國成立後，在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上沒有旨在爭奪中國內部市場的貿易戰，因為進口是按照計劃執行的；而由於現實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普遍遭受控制主流國際市場的西方國家種種貿易禁運、制裁措施，國內出口貿易並不發達，基本上也很少遭遇旨在爭奪國際市場的貿易戰。日益常見的貿易戰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而揭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戰大幕的也正是美國。

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關係協定，建立正常經貿關係；當年，美國便單方面宣佈對中國7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1983年，中美兩國就走到了貿易戰的地步：由於美方在紡織品貿易協定談判中要求降低中國大陸的配額年增長率，中方理所當然不願單方面讓步，美國在談判破裂後單方面宣佈對中國紡織品實施新配額，中國則宣佈減少或終止購買美國棉花、化纖和大豆。儘管雙方最終於1983年9月達成了第二個紡織品貿易協定，但中美貿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開了。

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小平同志在開幕詞中鏗鏘有力地説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③]由於彼時正值美國挑起的紡織品貿易爭端一步步邁向貿易戰的升級期間，鑑於對美貿易在當時中國外貿中的分量，小平同志所説的“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毫無疑問也包括美國主動尋釁挑起貿易戰損害中國對外經貿利益。當時，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了大體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整體經濟實力與美國差距懸殊；1980—1983年間，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名義GDP，美國相當於中國的倍數依次為9.4倍、11.0倍、11.7倍和11.8倍（參見表1）。由於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領導人維護中國合法權益的意志堅定不移，中國政府在這場貿易戰中得以採取果斷措施，最終贏得了比較合理的新紡織品貿易協定，為此後中國紡織業發展、為中國外貿發展創造了較好環境，更為今日應對美方強加的史詩級貿易戰樹立了典範。他堅決維護中國權益與推進改革開放並行不悖的做法，也給今天的我們許多啓示。

註釋：本表中GDP數據為以美元現價計算的名義GDP。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

三、“外貿奇蹟”造成“懷璧其罪”

以1979—1983年中美紡織品貿易戰為開端，中國在不太長時間裏就躍居全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最大受害者，“蟬聯”全世界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救濟措施最大目標國迄今近30年之久。美國又長期是對中國發起貿易爭端最頻繁、最激烈、規模最大的國家，直至今年這場貿易戰，一舉將全球貿易史上雙邊貿易爭端涉案貿易額紀錄提高10倍以上。

倘若特朗普如其所威脅的那樣向中國全部對美出口都額外加徵關税，這項歷史紀錄將提高百倍以上，由此創造的新紀錄預計本世紀內無望打破。即使在成功應對解決了這場貿易戰之後，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與其它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形形色色貿易戰也不會斷絕。昔日北美印第安部落“與狼共舞”，我們則要與貿易戰共舞。

為什麼？原因來自中美兩個方面。在中國方面，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只要中國經濟貿易成長業績優良，貿易摩擦壓力就註定如影隨形，而且是來自各個國家，不僅僅是西方國家。畢竟，在經濟成長的“中國奇蹟”中，“外貿奇蹟”堪稱最輝煌篇章：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8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僅有0.89%，而同年美國這項指標高達21.59%，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這項指標也有2.21%。[④]

改革開放前，中國雖然初步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外貿絕對規模大幅增長，外貿商品結構實現了工業製成品佔比大幅度提升的優化，但由於從建國伊始就開始遭受西方陣營長期全面貿易禁運，“巴統”對華貿易禁運清單竟然是對蘇禁運清單的兩倍，後來又被蘇聯東歐陣營如法炮製，以及國內體制因素，中國外貿總量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提高甚微，甚至有所下降。

1978年全面啓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增長速度持續高於經濟增速，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持續大幅度提升：

1981年，中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突破1%而達到1.09%。

到2015年，中國這項指標達到13.76%，為近代以來最高峯。2016（13.09%）、2017（12.77%）兩年，中國這項指標雖然略有下降，但仍然遙遙領先於世界其它國家。中國名義GDP總量與美國之間仍然存在近60%的差距，但貨物貿易出口已經連續多年位居世界之冠，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長期保持這一地位。進一步對比分析中美兩國出口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指標，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中國這一指標基本上相當於美國在二戰之後和平年代鼎盛時期的水平。

正是基於中國外貿的上述成就和中國外貿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全方位貢獻，中國被國際社會公認為近30年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贏家，“外貿奇蹟”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奇蹟”的最輝煌篇章。取得了這樣的成就，為此遭受一些貿易戰壓力，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又算得了什麼呢？

四、貿易收支逆轉改變美國貿易政策取向

在美國方面，根本原因在於貿易逆差等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日益加劇，不僅導致其與各貿易伙伴之間的經濟利益爭端越發凸顯，更進而加劇了美國這個守成霸權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國防範、遏制之心。

二戰之後初期，順差是美國貨物貿易收支的常態。1968年之前，僅1959年一年出現過6.01億美元逆差，其餘歷年均為順差。[⑤]1968、1969連續兩年，美國貨物貿易分別逆差12.87億美元、9.80億美元，1970年順差7.97億美元，1971年逆差47.93億美元，1972年貨物貿易逆差翻番至96.63億美元，逆差從此成為美國貨物貿易收支的常態。

1971—2017年間，除1975年一年順差29.75億美元之外，其餘歷年均為逆差，且總體趨勢是逆差日益擴大，1974年首次突破百億美元達到110.41億美元，1984年首次突破千億美元達到1224億美元，2006年達到迄今年度貨物貿易逆差最高峯8921億美元，2017年為8628億美元。

貿易收支逆轉改變了美國貿易政策的取向。無需否認，儘管有貿易保護主義的“前科”，但二戰後初期美國確實充當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領頭羊”，在此前60年裏主導制定了75%以上的現行國際貿易規則，美國本國的關税率從大蕭條時期的40%—50%降至平均4%左右。

直到1970年代前夕，美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調始終是“自由貿易”。然而，隨着貨物貿易逆差從1970年代初開始成為常態，美國貿易政策發生了實質性轉折，美國人將與日俱增的貿易逆差歸咎於外國對美國貨物和勞務採取了所謂“不正當競爭手法”，“公平貿易”的旗幟開始飄揚在白宮和國會山上。

早在1978年1月19日，卡特總統就在他的第一篇國情諮文中提出：“自由貿易也必須是公平的貿易。”[⑥]1985年9月23日，里根總統在《貿易政策行動計劃》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貿易”的概念，並組成以商務部長為首的貿易反擊小組，規定其任務是查明和制止外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成為美國實踐公平貿易政策之濫觴。此後美國國會相繼通過的《貿易與國際經濟政策改良法案》（1986年）、《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The Omnibus Trade & Competitiveness Act）進一步強化了美國貿易政策轉向公平貿易的趨勢。後冷戰時代上台的克林頓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經濟安全”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公開宣稱：“……經濟增長前所未有地依賴開闢新的國外市場和擴大世界貿易量。因此，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堅持把進行公平貿易作為擴大貿易的國家經濟戰略的一部分。”[⑦]

從而徹底完成了美國貿易政策從自由貿易向公平貿易的轉變。此後，歷經小布什、奧巴馬兩位總統，通過同時向全世界幾乎所有主要經濟體貿易開戰，特朗普將美國的公平貿易政策實踐推向了新高峯，而且首次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範疇。

所謂“公平貿易”政策，其基本觀點是認為美國市場開放度遠遠高於別國，別國藉此一方面廣泛運用傾銷、出口補貼等不正當競爭手段擠佔美國市場，另一方面築起重重壁壘，將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拒之門外，致使美國貿易逆差居高不下。

其主旨是一方面調整國內經濟產業，從根本上增強美國經濟競爭力；另一方面由政府出面致力於消除貿易伙伴“不正當、不合理、不公平的貿易政策或做法”，為美國商品、服務和資本打開有利可圖的海外市場大門。“公平貿易”論的一些論點未必完全沒有道理，問題是在美國一貫的單邊主義作風之下，別國的措施“公平”與否，完全由美國單方面認定，這就使得“公平貿易”政策不能不更多地淪為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大棒。

五、“遏制”策略新階段激化中美貿易戰

不僅如此，由於山姆大叔是個守成霸權，佔據國際經濟政治霸主地位已經70餘年，因此必然格外警惕防範新興大國挑戰其霸主地位。而中國不僅是新興大國，而且種族與美國不同，社會制度與美國不同，文化傳統與美國不同；相應地，在山姆大叔眼裏，中國的挑戰也就格外巨大，格外需要防範遏制。

美國對中國的種種摩擦、衝突，歸根結底是一個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防範遏制。守成大國遏制新興大國策略，首選製造內亂，其次離岸制衡，最終選擇是硬實力對抗。其中，製造內亂包括三方面內容：誘導新興大國內戰；扶植“民運”勢力開展“和平演變”；以民族宗教問題為突破口製造內亂。

離岸制衡策略包括政治軍事冷戰，如當時美國在亞洲組織所謂“共產主義防波堤”，為此大力扶植日本、韓國、台灣；也包括冷戰後的經濟制衡，如近20年來西方輿論經常唱多印度、越南經濟而唱空中國經濟，這很大程度上其實是一種扶印越抑華的離岸制衡策略。硬實力對抗策略包括軍事熱戰，也包括經濟競爭，而經濟競爭最直接的表現就是貿易戰。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美國對新中國這個新興大國首先採取了硬實力對抗之熱戰策略，其結果是朝鮮、越南兩場戰爭失敗，中國則藉此一舉扭轉了鴉片戰爭以來的積貧積弱、任人欺辱形象。硬實力對抗之熱戰策略失敗之後，美國遏制中國策略重心隨之轉向離岸制衡之政治軍事冷戰，但結果是中國在貿易禁運中自主建成了基本完整工業體系，而且打破了外交封鎖。

當貿易和外交封鎖策略失敗、美國為了對付蘇聯不得不轉向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時，美國遏制中國策略的重心隨之轉向製造內亂策略，但最終失敗，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演變成了中美兩國的“自傷性競爭”，亦即相互競爭的大國領導層雖然明知某些政策措施會從根本上損害本國社會凝聚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但為了在國際政治鬥爭中佔據某種本質上虛妄的“道義制高點”而競相採取這類政策措施，導致美國主體民眾因遭受逆向歧視而反抗，這才有了政治素人特朗普挾美國主體民眾支持而一舉政治登頂。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遏制中國策略重心不能不轉向硬實力對抗之經濟競爭策略。中美貿易爭端頻率加密，烈度上升，其來有自。也正因為如此，當前的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

不僅如此，就當前而言，在近二十年來的美國總統中，特朗普最重視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其政治基礎最倚重美國實體經濟部門，企圖通過貿易保護重建美國實體經濟部門產業鏈，在對外談判中也表現出了鮮明的“紐約灘”混出來的“滾刀肉”風格，格外喜歡玩弄充斥恫嚇威脅、企圖一開始就把談判對手推向懸崖邊緣的“交易的藝術”，所以第一個回合就搞出對500億美元進口額加徵關税的大招，進而又威脅要對5000多億美元進口中國商品加徵關税，這在以前的美國總統中是不可想象的。

特別要注意的是，美國選舉年、經濟蕭條年也是中美貿易戰高風險年。今年正值中期選舉年，美方對中國發動了這場貿易戰；2020年正值美國總統大選，而且按照美國經濟週期運行規律，2020年美國經濟很可能陷入蕭條，甚至再次爆發次貸級金融危機，屆時中國是否會再次面臨超大規模中美貿易戰？屆時中國反危機政策調控空間何在？……對此，我們需要前瞻性。

六、結束語

貿易戰本身不是好事，但又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另類證明。以中國之大，我寧願成為貿易摩擦的目標，也不願淪為別國憐憫、同情、慈善的對象。為避免貿易戰，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多年來我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直到貿易戰爆發前的最後一刻；既然事實已經證明某些事情不以人的善良意願為轉移，那麼合理的選擇就是挺身迎戰。

我們既要應對外部壓力的挑戰，又要把史詩級貿易戰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一場難得的“壓力測試”，發揮我們體制擅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以此為切入點推動改革和擴大開放，不斷提高我們的效率，自強不息。讓我們再次回顧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的這段開幕詞：

“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⑧]

[①]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0—373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本節原標題“1979—1983年紡織品貿易爭端：當代中國對外貿易戰的起點”，過於冗長，因此選擇了這個標題。

[③]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0—373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④]下文若無特別指出，該項指標均為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

[⑤]本文國際貿易數據除特別註明來源者外，均引自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

[⑥]《美國總統國情諮文選編》，第637頁，時事出版社，1994年。

[⑦]克林頓第一篇國情諮文，1993年2月17日。

[⑧]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0—373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

（原載“梅新育論衡”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