懇請清華北大人大先清理“洋垃圾”，再談胡鞍鋼教授的問題_風聞

長期以來中國高校盤踞着一羣高喊全盤西化、抹黑中國、反對愛國的叫獸。

這其中以北大賀衞方、張千帆，清華劉瑜，人大張鳴等中國頂尖大學的學者為代表。

雖然教育部三令五申強調高校的意識形態工作，但這幾位學者依舊逍遙自在、我行我素，更從沒聽説過學子們聯名要求清理“洋垃圾”。

相反胡鞍鋼教授的學術問題卻能引起眾怒，真是奇哉怪也。雖然本人也不認同胡教授的研究結果，但其仍屬於學術探討的範疇。那麼為何明顯在反共反華，已經涉嫌違法的叫獸們還能安然無恙呢？！尤其是在所謂的“公知”、分裂勢力（港獨、台獨、藏獨）和西方反華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時刻！

懇請清華北大人大的領導班子重視這個問題，因為這明顯是個政治問題，是事關生死存亡的意識形態之戰！

懇請清華北大人大的莘莘學子關心這個問題，因為這其實是個榮譽問題，它事關後人如何評價你們的母校！

本人不是清華北大人大的校友，但在我心中清華北大人大是屬於全國人民的，是神聖無比的，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在這裏傳道受業最起碼應該做到德才兼備、為人師表！本人也絕不是針對清華北大人大，只是希望清華北大人大為全國的高校做個示範！

有的時候沉默是一種恥辱，恥於愛國、卑躬屈膝的民族沒有真正的前途！

這位老人叫郭永懷，他畢業於北大物理系，是中國近代力學事業的奠基人之一，中科大化學物理系首任系主任，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科學家。

1968年他因飛機失事不幸去世，當人們辨認出其遺體時，發現他和警衞員牟方東緊緊擁抱在一起，兩個人用身體保護了公文包中的絕密資料。生死存亡之際（據調查離地400米時飛機失控），他們想到的還是保護國家利益！據飛機上唯一的倖存者回憶，在飛機開始劇烈晃動的時候，他聽到一個人大喊：“我的公文包！”後來的事情他就不記得了。郭永懷走後22天，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獲得成功。

2018年7月，國際小行星中心正式向國際社會發布公告，編號為212796號的小行星被永久命名為“郭永懷星”。

這個世界上註定有人永垂不朽，有人遺臭萬年！

“公知”們的經典言論（摘自本人拙作《為理想而戰》）。這是我能找到的還有確鑿證據的言論，很多更過分的言論已被刪除或只是內部講話以致本人無法確認。

賀衞方

1、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在微博中為戈爾巴喬夫大唱讚歌：“讓蘇聯版圖上的人民擺脱極權夢魘，獲得了自由。戈氏是多麼偉大的法律畢業生！”戈爾巴喬夫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律系。

2、在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著名智庫）2013年為賀衞方舉行的新書（《以正義之名：在中國推動法治》）發表會暨中國司法研討會上，賀衞方特別提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讓司法無法得到獨立，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現實的實踐已經無法找到理論的論證，而沒有理論的實踐就只能依靠暴力來解決問題，因而要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根基進行改造，讓其對社會衝突有更多的包容性。賀衞方認為，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是比較可行的選擇之一。在提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賀衞方認為前提是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其他黨派的正當性、人民權利的正當性，如言論和出版自由，以及軍隊不由黨來控制而是忠誠於國家。

3、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在微博中毫不掩飾的直接寫道：“憲政，憲法的司法化，正是通過一種漸進的模式，一種靜悄悄的革命，使我們這樣的老大帝國走出兩千年來不斷地通過激烈動盪去實現社會變革的怪圈，而法律人所尋求的恰好是通過專業化力量實現漸進的社會變革，用一個某些人不大喜歡的詞來表達，就叫‘和平演變’。”

4、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2011年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首屆論壇上發言：“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和法治程度，衡量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是觀察律師和軍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軍隊在政治生活中，地位越高的國家越野蠻，越低的國家越文明。與之相反，律師在一個國家的政治地位，越高的越文明，越低的越野蠻。”但美國知名民調機構蓋洛普公司(Gallup)每年發佈的調查顯示，美國民眾最信任的社會機構或團體是軍隊（支持率76%左右），最不相信的是美國國會，美國國會的支持率只有10%左右。而律師正是美國國會議員的最大來源，比如美國第113 屆國會535 名議員中有211位律師。

5、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質疑道：“依據基本法，香港特首除年齡及國籍規定外，只有四十七條規定的‘廉潔奉公，盡忠職守’，愛國愛港並不在其中，人大提出此要求合否基本法存疑。”堂堂北大教授，連“盡忠”都不知何意，真可謂滑天下之大稽！請問，不愛國的人，能夠忠於祖國，忠於人民嗎？

6、在2017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民法總則草案修改稿，修改稿增加一條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則立即跳出來高喊：“緊急呼籲：這樣的條文要不得！”

7、對於這一段屈辱的百年曆史，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認為：“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

“為什麼日本沒有這樣的屈辱感？我們的屈辱感是誰給我們搞出來的？是我們昏聵的政府，導致國家土地丟失、領土丟失、軍事失敗、人民受難，最後政府告訴我們説，其實都是西方人欺負我們。但這完全怪西方人嗎？況且我們也要看到，西方也帶給了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學制度也好、現代司法制度也好、醫院制度也好，哪個不是西方帶來的？”

8、2013年新疆鄯善縣魯克沁鎮發生暴力恐怖襲擊事件，暴亂造成24人遇害（其中維吾爾族16人），包括公安民警2人。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宣稱：“不是任何民眾對政府的抗議都是分裂，甚至出現暴力行為時也需展示確鑿證據並經司法判決才能認定為分裂；維吾爾和其他民族一樣享有和平抗議權。”

9、2014年《遼寧日報》致信全國高校教師“請別在課堂上抹黑中國”，披露了一些高校老師在課堂上給學生傳授知識時隨意抹黑現實，甚至醜化歷史的現象，結果立即遭到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人大政治學教授張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於建嶸和眾多大V的集體圍攻！

其實應該為人師表的老師在課堂上抹黑中國、攻擊體制這種現象早已有之、屢見不鮮。2008年時，華東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楊師羣教授在網上傾訴學生告他是“反革命”一事鬧的沸沸揚揚。該風波的起因同樣如此。對此當時人大張鳴就氣急敗壞、大肆威脅：“你們誰要是去打小報告，別讓我知道。讓我知道的話，我肯定要報復，我這門課讓你不及格。如果學校沒處理我，我以後每門課都讓你不及格。”而事實的真相是兩名女學生下課後當面和楊教授光明正大的辯駁。而楊教授理直氣壯、不以為然的回應：“如果你們不願意聽我的課，以後不要選我的課就是了。”因此，學生才去教委和公安局的。其過程完全合理合法。這不就是“公知”們推崇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獨立精神、自由思考”嗎？怎麼到了自己頭上就視如蛇蠍了呢。看來“公知”們也知道自己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為掩護的胡説八道有觸犯法律之嫌啊（根據1997年新刑法，反革命罪已被危害國家安全罪取代了）！

張千帆

1、因為全盤西化過於扎眼，有的“公知”現在用“憲政民主”將其代替。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日資控股的《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文《温哥華比北京好在哪裏？》，宣稱憲政民主得到落實，人民信仰自由得到保障、道德素養不斷提高，霧霾才會消退，北京才會像温哥華一樣美。這位張教授選擇性遺忘了當年的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和日本水俁病事件，更對印度是當今世界上與污染有關的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的事實視而不見。

2、而北大教授張千帆則認為評價“中國模式”怎能專找民主政治的“軟柿子”（印度）捏；怎能死抱住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GDP呢？而且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驕傲而非恥辱。雖然他自己也無法回答為什麼印度民主發展得相當不錯，但卻不僅長期陷於貧困，而且也未能保護環境呢？而根據《2017全球飢餓指數》排行榜，雖然印度擁有亞洲最大的耕地面積，但印度在全球119個國家中排名第100名。

3、北大教授張千帆也寫道：“民國時發生的那些政治事件，即便最骯髒、最糟糕的那些，也遠比今天最‘光明’的要好。”“就衝着空氣，在民國和現在之間，我選擇民國！”至於為何“公知”們如此推崇民國呢，張千帆也道出了心聲：“衞方（指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衞方），如果我們在那個年代，一定能做一番大事業！”

4、不過更誇張的是2011年中國政府組織從利比亞撤僑時，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還在微博上宣揚民主：“中國不用再從利比亞撤僑了，民主革命沒那麼可怕，不要總把民主和混亂聯繫在一起。民主革命一來就大規模逃亡，國際形象也不太好吧。再説老卡快完了，利比亞局勢應該很快能得到控制。中國堅持不改，説不定哪天輪到利比亞從中國撤僑呢。”有網友建議將他送到利比亞去享受“民主”。張教授居然回答：“有人提出要把我送去利比亞，倒是一個不壞的主意，不過我不是李小龍，這麼赤手空拳地去意義不大。給我幾萬軍隊滅掉那個瘋子，我願意去；這樣也成全了你們憤青，你們崇拜的平時只知道對付自己人民的軍隊真正有機會成為‘人民解放軍’。”真不知為何直到今日，張教授還賴在中國享受被你污衊的人民子弟兵的保護（保家衞國、抗震救災），而不是去利比亞體驗自由民主呢？

5、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就説過：“中國近代憲政就毀在革命手裏，國共這兩個革命黨對於憲政的徹底淪陷都要承擔責任。”“從1987年起，我一直有一個一廂情願的情結，那就是中國的一句俗話：‘解鈴仍須繫鈴人。’憲政毀在兩黨相互殘殺之中，也許只有兩黨重歸於好才能重新啓動。我是希望將來通過某種方式—雖然我現在還看不清這種方式，在某個時刻，國民黨能夠回來，國共兩黨能夠實現真正的‘第三次合作’，通過談判把中國帶上憲政之路。這是我的民國情結，或許也是某些社會人士的民國情結。如果得以實現，那麼中國憲政的百年悲劇或許能出現喜劇性的轉機。”

6、北大教授張千帆認為：“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一般不會對領土主權過分在意，因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問題跟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其實關係不是那麼直接，無論統一獨立都還一樣要過日子；而為了領土打仗卻和自己關係很大，因為自己或子女是要冒着生命危險上戰場的。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自由國家的領土比較容易擴張，至少沒有什麼分裂的威脅，因為國家不靠武力維持主權，而是依靠優越的制度。”

7、“公知”們一向喜歡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功績，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就在《民主再糟糕也比專制好》中寫道：“1949年某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喊了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好像我們就真的站起來了，好像近代以來的那些‘豐功偉績’，從廢除不平等條約到國家的主權統一，到工業的高速發展，都是1949年以後的成就。” 

8、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也説：“‘民族’或‘國家’作為一種歷史虛構，或許是不值得不遺餘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為了‘愛國’還是‘賣國’而打個你死我活。”“傳統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逐漸成為明日黃花。”“愛國主義就不是什麼天經地義的‘正確的東西’。”“事實上，筆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國歷史上發揮的積極作用必然多於其消極作用。”

9、北大教授張千帆宣稱：一個真正強大的民族一般不會在意區區幾個“賣國者”，只有失敗的民族才將愛國主義視為法寶。不過世界霸主美國從來沒有這樣想過：從李文和案到陳霞芬案，再到郗小星案，無不説明美國政府對哪怕是子虛烏有的間諜都無比的重視，生怕放過了一個所謂的賣國者。

10、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法西斯並未離我們遠去》一文中還堅持認為：真正的民主國家的重大決定最終要對多數選民負責，而人民不想主動打仗，因為平民百姓承受着戰爭的代價，而得不到戰爭的好處；“只要讓人民來決定戰爭與和平，這個世界本來是可以沒有戰爭的”。不知道那些在伊拉克戰爭中喪生的千千萬萬的無辜平民會認可張教授的話嗎？

那麼民主的美國為何要發動伊拉克戰爭呢？張教授似乎説漏了嘴：“專制國家天生就是要打仗的，因為專制國家的決策由統治者説了算，而統治者自己並不直接承擔戰爭的代價。仗打贏了，自己擴充疆土和財寶。”“對於專制者來説，是否打仗從來不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只是一個實力問題。”“專制者不僅自己想打仗，而且會利用掌控的宣傳機器對人民洗腦。”真是一針見血啊，小布什家族的背後就是大名鼎鼎的石油和軍工財團，他們最擅長的就是發戰爭財（賣軍火、掠奪石油資源並拉高油價），反正死的又不是他們自己人。而戰爭前夕正是他們依靠輿論對美國大眾瘋狂洗腦的。

陳志武（曾入職清華北大，現任職香港大學）

1、在2014年美國經濟學家、北大特聘教授陳志武還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宣揚：“你看看一代一代的銀河計算機給中國社會帶來什麼價值？原來我説過讓很多教授很憤怒的話，我説國防科大花了這麼多國家的錢，唯一貢獻就是給博物館提供了很多展品，除此沒有享受任何好處。”

2、美國在1972年結束託管琉球時故意將釣魚島諸島轉交給日本。李登輝自2002年起，多次表示釣魚島是日本的。2012年釣魚島事件時，茅於軾認為：“釣魚島是一個無人荒島，沒有GDP沒有税收。地球上有沒有它不會對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百姓造成絲毫影響。”美國經濟學家陳志武則表示：要理性思考，領土的價值到底是多少？一寸領土到底值多少。現在支持每一個人活下去所需要的面積越來越少。國家是不是還是像原來那麼越大越好呢？

3、俗話説的好：要想富，先修路。截止2017年底，全國高速鐵路里程已達2.5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給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並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搞笑的是，美國經濟學家陳志武則認為：“現代技術加劇權力對老百姓利益的威脅。歷史上朝廷權力再大對老百姓利益威脅有限，我老家湖南茶陵雖然窮，但原來沒火車汽車，朝廷想掠奪老百姓利益也沒辦法。京杭運河鼎盛期的運輸容量也實際微不足道。如今，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鐵路航空網絡使權力搬運民間利益的能力前所未有！民主憲政改革不做，行嗎？”

4、美國經濟學家陳志武宣稱：“神九隻是一個面子工程，它解決不了，甚至也掩蓋不了當今中國的深層問題，中國的普通大眾可以説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國的狗也比他們活得有尊嚴，我甚至聽到一些説法，寧願在美國做狗，也不願意在中國做人。”

劉瑜

1、“民主女神”劉瑜則認為：“我覺得對我來説，愛國實際上它是一個偽命題，在我看來國家是一個很中性的概念。以前寫博客的時候我也寫到，因為當時跟別人發生過一點辯論，我想國家是什麼？你看馬克思的定義是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然後你再看一個很權威的定義，就是馬克斯•韋伯對國家的定義，就是在特定領域裏對暴力壟斷的這麼一個機構。兩個定義的共同點，就是國家是一個暴力機器。你為什麼要去愛一個暴力機器呢？”

2、2013年暢銷書作家慕容雪村應紐約時報中文網的邀請與“民主女神”劉瑜（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對話，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覺醒，文化的作用非常緩慢，但往往是決定性的。這些年，人們對共產中國官方文化的嘲諷越來越密集。在蘇共倒台之前，黃色笑話，政治笑話也特別多。這大概可以説明，當人們開始反感你的文化，反感你的文體、文風、一切話語、一切做派的時候，你的統治就已經接近尾聲了。”

劉瑜則認為雖然自己的覺醒尷尬不堪，但對未來充滿信心，相信“到蔣方舟他們這一代，九零後、零零後的這一代，他們的覺醒應該比我們容易得多。”

3、以“公知”為榮的“民主女神”劉瑜在她的政治學隨筆集《觀念的水位》一書中，認為她心目中理想的社會變革，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政治制度的變革源於公眾政治觀念的變化，政治觀念的變化又植根於人們生活觀念的變化。她這幾年的觀察心得是：中國的變革觀念的“水位”升高了。實際上，她的確説對了，隨着民智已開，“公知”們是秋後的螞蚱--蹦躂不了幾天了。比如曾被她寄予厚望曾經在微博上公開侮辱軍人軍嫂的蔣方舟僅僅在其出書兩年後，見勢不妙就表示放棄了“公知”這份“前途無亮”的職業並反手一擊：“當‘公知’也沒什麼技術含量，只要在每篇文章後都加上個簡單粗暴的結論，有立場就行。”

4、2018年，“公知”圈內大佬章文（曾歷任《南風窗》記者、《瞭望東方週刊》主筆、新華社《環球》編輯部主任、《中國新聞週刊》編委、《新世紀週刊》副主編，著有《民主不是説着玩的》。雖然其本身名聲不顯，但顯赫的體制內經歷使其成為公知圈內大佬）被爆涉嫌性侵。眼見章文為了洗脱嫌疑陣腳大亂（章文辯駁道：“在媒體圈、公知圈，一聚會基本上都會喝酒，男女都喝，喝酒之後就是合影，會做摟、親、抱等親密狀。蔣方舟、易小荷所説的情況，肯定也是在我們雙方酒後，才會有的情況。”“蔣方舟，一直單身，交了眾多男朋友；易小荷，離過婚，經常出現在酒局上。”），危機愈演愈烈，大旗將倒，擔心引火燒身的“公知”圈“民主女神”劉瑜不得不親自下場，撰文《關於 metoo》將矛頭對準昔日極為欣賞的“戰友”蔣方舟等，指責其應該先去“找單位找親友鬧”，怎能搞“大鳴大放”、“狂歡公審”、“蕩婦羞辱”呢，全然不是那個曾經高喊自由民主的“女神”了。她還為“公知”圈洗地，説為什麼圈內性騷擾曝光多呢，那是因為權力結構相對水平！今年的“公知”圈，真可謂“一文”激起千層憤（糞）啊！還是股神巴菲特説得好：“只有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 

5、2014年時，“民主女神”劉瑜就曾居高臨下的批評中國是“低人權優勢的發展模式”，並論證中國模式不可能推廣到全球和改變世界，“哪怕你推銷到非洲也是非常難的”。

張鳴

1、神十航天員王亞平進行太空授課時，人大政治學教授張鳴稱：“在太空上講課水平高嗎?當然高，人家都站到太空上了。這一堂課，得用多少錢來堆呀”；“好不容易，把人送到太空，居然就是為了讓她給孩子們上課。上課在地上不行嗎?我還以為人上太空，是為了做地上做不了的科學試驗呢。”

2、人大政治學教授張鳴曾發騰訊微博稱：“愛毛的人，説毛犧牲農民，是為了建立重工業，為了搞兩彈一星。兩彈一星是搞熱出來了,但有什麼用呢？日本沒搞兩彈一星,人民生活比中國好一百倍。至於重工業，基本沒有用。”

3、人大政治學系教授張鳴則稱讚茅於軾：“茅老這種工作——金針救人，救一個是一個，這是非常值得做的事情，這是一直讓我對茅老特別欽佩的一點。”

4、2014年8月21日，一則“日本運動員跳馬失誤引來觀眾喝倒彩”的短訊，讓大V們氣憤不已。人大政治系教授張鳴發飆：“在一個運動會上，一邊是因人家失誤摔倒而鼓掌喝彩，一邊是人家站起來之後依舊向你們鞠躬致意。我真的不知道，這樣一個回合，到底誰贏了？”之後實名認證的大V“榮劍2008”又發佈微博稱：“青奧會上，日本選手失誤摔倒，現場立刻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和叫好聲。這位年輕的日本選手，怎麼能理解在仇恨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中國人。在喝倒彩的掌聲中，仍不忘向觀眾鞠躬行禮。——中國的年輕愛國者，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現了可怕的愛國精神！”但是讓大V們下不來台的是，這是一則假新聞：當時觀眾席上響起的掌聲完全是鼓勵性質的。

5、人大政治學教授張鳴力挺袁騰飛：“我們的教育是標準答案教育，到了大學還扳不過來。對於袁騰飛的出名，應該反思的是教育本身的問題，而不是把學術爭議上升到意識形態。”“能出來一個袁騰飛，把歷史講得這樣生動、好玩，還能根據自己的思考，部分地還原了一些歷史的真相，有什麼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