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逝世四十週年後，我們還能否平心靜氣地去認識他？_風聞

      1978年6月12日，曾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的郭沫若逝世，根據其遺囑，郭的骨灰灑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7天之後，《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鄧小平同志的悼詞，其中有這麼一句：“他是繼魯迅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我國文化戰線上又一面光輝的旗幟。”

這份悼詞代表了黨和政府對他一生文化、革命工作的高度肯定。

1957年11月，郭沫若、宋慶齡、鄧小平隨毛澤東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祝活動

但是僅過了六七年左右，學界漸漸有了不同的聲音，而且語漸間雜蝟，逐超出了純粹學術水平的衡定，進入到政治和個人品德領域。

在網絡年代尤其是自媒體盛行的時代，眾多文史專家號臧否歷史人物風氣愈演愈烈，在郭沫若逝世40年後，他的精神遊魂卻一再被騷擾，學術遺產也被反覆稱斤斗量，索垢求疵。

上個世紀的中國文化界中，郭沫若可是有着“球形天才”的稱號。所謂“球形”，即他的思想邊界寬且較為等齊，學術眼光極廣，思想觸角在各個領域的延伸也很深，所以他被稱為全才，沒有明顯短板，像個球一樣。

的確，他在學術研究的巔峯期，在文學（詩歌、散文、劇作），史學（包括古文字學）、翻譯、哲學等領域都有獨特創見，能做到這一點的實屬罕見；

此外，他還有着近一個甲子的思想生命期，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和他同時代的文化界同儕處於思想枯萎期的時候，他仍保持着旺盛的創作熱情，學術生涯之長，也罕逢敵手。

而且，早在1941年，郭沫若誕辰五十週年的時候，周恩來同志在紀念活動中就已經對郭老做出了極高的評價，歸結起來有三點：

豐富的革命熱情；

深遠的研究精神；

勇敢的戰鬥生活。

這番評定其實就足以確立郭沫若在我黨文化戰線上執牛耳的地位。

 周是黨內第一代領導集體極為重要的核心成員之一，鄧更是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儘管有二人的珠玉評定在前，但幾十年來社會各界對郭沫若的譭譽風評，呈現出了“兩極閲讀”的分化，也堪稱奇景。

我們稍微挑選一下幾十年來比較典型的能反映郭沫若聲譽逐漸下沉的案例。

首先全面發難來自海峽對岸。1988年台灣政治大學教授金達凱出版了他的專著《郭沫若總論》，幾乎全面否定了他的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私人品德，島內唱和者甚眾，並且影響了大陸學界對郭的評價，比如幾年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反思郭沫若》，路子幾乎和金一樣，並且主編説“此書專門蒐集反思和商榷郭的學術論點的文章，而讚揚和褒獎類的話語一點都沒有收錄”，目的就是為了呈現一個“全面”的郭沫若；

《反思郭沫若》一書幾乎對郭全面否定

90年代後期，不少文學圈好事者聯合媒體搞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界排座次，有點類似水滸傳中的天罡地煞，推翻了建國後的那一套“魯郭茅巴老曹”的順序，口號是“誰才是大師？重新排座次”，把徐志摩、戴望舒排在了最前面，如果這算是有點胡鬧性質的炒作，那麼1995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羣在《中國文學史》中的第八章“新世紀的文學”中，徹底把郭沫若抹掉，則能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文學界不少名流對當時對郭的態度，沈從文和張愛玲的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完全蓋過了茅盾、巴金等。

1940年，郭沫若在抗日前線作慰問演講

在海外學者撰寫的文學史中，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説史》曾被抬得極高，譽為破天荒的文學批評著作，“一股春風吹過腐朽陳舊的文學批評界”，這本書的一大特色就是給了張愛玲極高的評價，引發了圈內的一股張愛玲熱，然而在提到郭沫若時，夏志清這樣説：“郭沫若的《女神》看似雄渾，骨子裏卻沒有多少內在的感情；節奏刻板，驚歎句的濫用，顯示他沒有多少詩才……他不過是領導過許多政治和文化活動而已”，對郭沫若的詩歌、小説的創作質量做了全面的否定。

​僅僅觀察文學界，其實在改開之後地位逐漸降低，被貶踩的何止郭沫若一人？丁玲、矛盾、趙樹理等多少都有類似的遭遇。

海外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在郭沫若問題上有嚴重大錯

最典型的其實還要數1994年餘英時抨擊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抄襲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由於余英時在文史界的地位非常高，他的評判給當時國內學界極大的震動，收入在《錢穆與中國文化》的這篇文章雖然余英時之前早就在海外發表過，但這一次由於和學術大師錢穆（余英時的授業恩師）關聯起來，才真正得到學界重視。

一時激起千重浪，圍繞這一樁學術公案，眾聲喧譁，系列文章層出不窮，1999年，連初出茅廬的方舟子也在《讀書》上發文，斥責余英時歪曲事實。

1955年6月22日，郭沫若在芬蘭赫爾辛基世界和平大會主席台上

這件事情在今天已經成為定論——余英時隅於門户之見，宗派主義嚴重，為了維護師門鬧出了一個笑話，不過此事後余英時對自己無端污衊郭沫若沒有發表過任何回應。

以上種種現象，和80年代之後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價值取向有極大的關聯。朝向所謂思想獨立、自由主義，有意區隔官方意識形態而建構一套屬於自身的話語體系和共同體，此外還夾雜着大量的政治立場偏見以及“山頭”紛爭。

郭沫若的學術影響

當20世紀後20年文學界對郭沫若詩歌水平的種種質疑的時候，不知道他們如何看待20年代郭沫若的《女神》是如何震撼國內詩歌界的，朱自清、聞一多高度讚揚了郭對“新詩”概念的拓展。

朱自清在《新文學大系·詩集》總結了郭沫若詩歌的歷史地位：“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裏沒有的——泛神論，與二十世紀動的反抗的精神。”

即便是郭沫若一生沒有從事詩歌和小説創作，僅憑藉20年代中期開始他的幾部重量級歷史劇：《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就可以奠定他文化巨匠的身份。尤其是《棠棣之花》、《屈原》在國統區的上映，是第四條戰線，即在國共文化戰線的比拼中給了腐朽的國府以重重一擊。

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

郭沫若在大革命之後，駐留日本期間，開始沉下心來吧學術領域拓展到了古史維度，《甲骨文字研究》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讓他躋身最一流的古文字學家之列——甲骨四堂之一（郭沫若字鼎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羅振玉從接觸甲骨文到發表重量級學術著作，時隔9年，王國維為6年，而郭沫若為1年，可見他的天分之高。

餘論 政治與學術——郭沫若與沈從文的論戰

 學者往往視郭晚年的政治操守為一生最大的污點。如果我們把時間點拉到1947年郭沫若對沈從文的多次批評，或許可以以更加多元的視角看清政治在他心中的地位。

在聞一多先生被暗殺之後，民盟和國民黨的關係驟然緊張。比較出人意料的是，沈從文發表多篇文章，把聞一多的抗爭説成“愚人一擊”，直到昆明警備司令部的嫌疑做實之後，輿論大譁才改口。不過沈從文依然對民盟的進取看做“不過是為了爭幾個官做做……”（《從現實學習》，收入《沈從文全集》）對國共雙方之外的第三方民主力量的看法相當消極。

在文學領域，沈從文也許是第一批搞文體鄙視鏈的，他認為小説最高，其次是散文和詩歌，認為雜文檔次最低，早就過時了——“無可追尋”。他認為文學的擔當在於寫一些久遠的東西，而不應該成為政治風向的鼓吹手，即倡導一種“觀念的重造”，確立文學家的邊界。

沈從文

在《新書業和作家》中，沈從文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得很清楚：20世紀之後的中國，一直缺乏一個健全的、有利於新文學發展的出版市場，最主要的是缺真正有獨立意識的“職業作家”。而且沈從文點了丁玲的名，認為她不過是“隨着政治在跑”。

針對以上觀點，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和《新繆司九神禮讚》，斥責了沈從文的政治、文學觀點。以下為文本截選：

“我（指沈從文）最清高，最傑出，最不同乎流俗。這是新京派教授的又一邏輯……”

“説你們沒有貨色拿出來見人者，那是幫兇者的誣衊！但你們受着這種誣衊，也正是你們的光榮。”（鼓勵寫雜文的青年作者）

“（沈從文的小説）不過是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他存心存心要做一個摩登文素臣。”

1946—1947年間，郭沫若處於在野甚至受迫害的地位，其對專制政府及各種為專制政府開脱行為的嚴厲批評，體現了知識分子的擔當和勇氣。，他先沈從文一步，已經開始思考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文學應該怎麼在建立新中國的框架施展空間的問題，即文學和學術應該為誰而服務？是否存在脱離政治的文學作品等。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之後，沈從文念茲在茲的是救“五四之弊”，很遺憾的是，他逐漸走上了議政中漠視其他力量的努力、犧牲與貢獻的方向，違背了當初追求“自由民主”的初心，從這一點上看，郭沫若抨擊其為自命清高者，未必失當。

沈郭之爭已經不僅僅是學術分野，而是知識分子可不可以跨越專業界限，涉及到對即將到來的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的建設如何投身和定位的問題。

郭沫若自從20年代後期的學術之變之後，一直把上層政治的變革看的很重，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更深刻地釐清，晚年的郭沫若為何依然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參與到政治生活中，在私界品行之外，還有着一種清晰的個人思想理路的延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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