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竟然對中國如臨大敵，真是又好笑又可氣！_風聞

一會炒作“中國威脅”，一會表態要與中國“重修舊好”。

澳大利亞政府唱的是哪出戏

文 | 徐海靜  瞭望智庫駐堪培拉研究員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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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出於黨派鬥爭等國內政治因素，澳大利亞政府帶頭炒作“中國威脅論”。

度過2017年年底的補選關之後，澳政府地位稍加穩固，於是希望回過頭來再與中國修好。

畢竟，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

因此，近期澳政府對華態度出現了較為明顯的改變。

澳大利亞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長史蒂夫·喬博

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外長朱莉·畢曉普，到貿易、旅遊和投資部長史蒂夫·喬博，均做出了相對友好的表態。

媒體報道，在5月份喬博訪華之後，澳方正在爭取外交部長畢曉普和總理特恩布爾年內實現訪華。

然而，國際風雲變幻，就像大片一樣，劇情一般都會出現反轉。

6月28日，澳大利亞參議院通過“國家安全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

另一條禁止外國政治捐款的法案，也即將提上國會辯論。

雖然喬博稱，法案並非針對中國，但去年年底法案提交議會時，總理特恩布爾就是拿中國威脅説事的——以所謂“中國對澳滲透”作為提交法案的理由。

之後，澳政府並沒有採取有效措施為中國正名。

要知道，“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再關上可不容易。

1

三大“反間諜法案”

2017年12月5日，澳政府將數個法律修正案打包提交議會討論。

政府聲稱，此舉是為了“遏制外國影響和間諜行為”。

當時，澳議會已進入該年最後一個開會周，沒有足夠時間進行充分討論，所以直到2018年2月議會重開後，法案才進入實質性討論階段，包括對公眾和各團體開放，徵求意見。

其中有一部法案名為《外國影響力透明計劃草案》，內容包括：

*要求代表外國政府、外國政府相關企業或個人、外國政治組織的人進行登記；

    *公開這些人員與其外國僱主的關係等具體信息。

目的是將影響澳大利亞政治和政府之活動的性質和範圍透明化，並對違法者追究刑事責任。

另外一部是《國家安全法修正案（間諜和外國干涉）草案》，內容包括：

    *加大現有間諜罪懲罰力度；

    *針對外國勢力試圖影響澳大利亞民主和政府進程、或試圖損害該國利益的“秘密的”、“具有欺騙性的”、“威脅性的”行為，增加新的外國干涉罪，

*對聯邦政府內部泄密進行一定程度的刑事懲罰；

    *增加破壞罪保護重要基礎設施；

    *改革對叛國罪的判罰；

    *增加新的竊取商業機密罪、提供虛假信息罪；

    *賦予執法機構在調查上述重大犯罪時截取電信信息的更大權限。

與前兩個法案稍有不同，《選舉法修正案（禁止外國政治捐款）草案》尚未在議會通過。

據澳大利亞媒體報道，這一法案獲得通過的可能性也很大。

就內容而言，這一法律草案涉及：

*禁止外國人或外國公司向澳大利亞進行政治捐款，任何澳大利亞政黨或政黨候選人接受外國人的捐款都屬於違法行為；

    *超過1000澳元的捐款或禮物，捐款者在捐贈時必須提供自己不是外國人的聲明（現有法律規定超過1萬澳元的捐款或禮物必須留下捐款者姓名和地址）。

2

攻擊中國

澳大利亞智庫“中國問題（China Matters）”的中國研究專家琳達·雅各布森在接受澳媒採訪時表示：

澳大利亞應區分“干涉”和“影響”兩種行為。

任何國家的政府駐外機構都希望能從心態、觀念、見解上影響駐在國，中國也不例外，這很正常，只要其所作所為是合法的。

然而，在將以上幾個法律修正案草案提交議會時，澳總理特恩布爾利用議會發言時間大談澳大利亞受到外國政府的滲透，並且直接點名中國。

澳媒則推波助瀾，不僅總是故意把因果關係搞反，還趁勢將“炮口”對準幾位在退出政壇後受聘於中國企業擔任顧問或董事的澳大利亞政壇人物，粗暴地將“在中國企業任職”與“中國政府代理人”畫上等號。

他們甚至在報道中暗示：中國對澳出台相關法案反應激烈，是因為中國自知理虧。

於是，在總理的帶領下，澳大利亞政界掀起了一波攻擊中國的高潮。

實際上，讓中國強烈不滿的是，無論是澳政府還是媒體，對於自己論調，從來拿不出實際證據。

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

也許，在澳大利亞人看來，這些在立法層面的最新舉動，不過是修補早就應該補好的“籬笆”。

《澳大利亞人報》編輯保羅·凱利認為，這些法案的提出既關乎中國，又無關中國。

“無關中國”是指，這其實是澳大利亞在劃定一條對外關係的“紅線”。

他的觀點在澳大利亞具有一定代表性。

澳大利亞著名戰略學者、國立大學教授休·懷特在接受庫叔採訪時稱，處理對華關係是澳大利亞面臨的一大難題。

這是因為，澳大利亞從來沒有碰到過類似情形——在短短100多年曆史上，澳大利亞還從沒出現過最大貿易伙伴不是盟友的情況，所以無章可循。

3

雙重標準

但是，在中國看來，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

比如，中國籍商人贊助澳某大學成立研究中澳關係的機構，就被澳媒指責為“中國政府的滲透”。而美國實力雄厚的軍工企業贊助澳大利亞智庫，卻沒看到澳媒發表過任何質疑。

澳學者戴維·迪格比説，澳媒主要被新聞集團和費爾法克斯兩大媒體集團控制，缺乏多元性，鮮有其他媒體能夠對這兩大集團構成真正挑戰。

無論哪家媒體，都跳不出集團立場的框框。

比如，隸屬於新聞集團的《澳大利亞人》報的國際新聞編輯格雷格·謝里丹是著名的親美派。

連美國退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樣的行為，他都能找到理由為美國辯解，還在報紙上大唱讚歌。

與其他國家政府首腦相比，澳媒對以色列總理訪澳的報道力度大得令人瞠目。

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訪澳大利亞期間，新聞集團旗下媒體，除大篇幅報道之外，還罕見地以跨頁排版形式報道內塔尼亞胡的哥哥英勇犧牲的故事（作為特種部隊指揮官，指揮解救色列人質，最後犧牲）。

與之相反，只要事涉中國，澳媒的報道似乎自動就調轉到負面角度。

2017年10月4日，庫叔在堪培拉參加澳前外長加雷思·埃文斯在全國記者俱樂部舉行的新書發佈演講會。

這位前外長對中國總體持積極評價，他認為，澳大利亞應該積極擁抱“一帶一路”。

然而，第二天文章見報，壓根兒看不到埃文斯有關“一帶一路”的表態，更看不到埃文斯對中國成就的讚揚。

對於澳媒在中澳雙邊關係中起到的負面作用，澳外長朱莉·畢曉普今年5月會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時也曾提到。

畢曉普表示，這些報道很不準確，完全不代表澳政府的立場。

澳大利亞駐華使館二號人物董立德（傑拉德·湯姆森）6月下旬在北京召開的第16屆澳大利亞研究國際研討會上，也發表講話批評澳媒的報道偏離了澳中關係的基本面。

4

如臨大敵

董立德説，澳大利亞把中國放在澳對外關係的中心和前沿地位，並不認為中國是威脅，而是把澳大利亞的發展與中國的成功聯繫起來。當然，澳大利亞在一些問題上與中方仍存在分歧。

這表明，澳大利亞政府仍然希望將經濟貿易和政治安全問題分開處理，希望近期政府官員相對積極的表態能夠及時止損。

同時，董立德的另一句話暴露了澳政府的真實心理。

他説，澳大利亞採取的行動是對中國行動的反應。

所謂“中國的行動”其實就是指中國在國際上、在區域內越來越自信的表現。

這些行動讓澳大利亞感到不自在，進而採取了應對措施。

説到中國的行動，澳大利亞方面此前着墨較多的是中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

從2018年年初開始，南太平洋島國成為新焦點。

今年初，澳官員詆譭中方在南太平洋島國的援助“大而無用”，給島國造成沉重債務負擔，還誣稱中國以債務為要挾攫取南太平洋島國戰略資源。

5月，澳政府公佈的最新一年預算案中增加了國際援助預算，明顯加大對南太平洋島國的拉攏力度。

6月底，澳與瓦努阿圖就簽署安全協議展開談判。

同月，所羅門總理訪澳。之後不久，澳大利亞提出將為所羅門羣島鋪設海底通信光纜，攪黃了原本是華為公司的這筆生意。

據澳媒報道，澳大利亞和“好基友”新西蘭已準備好一份涵蓋廣泛的安全協議，計劃在今年9月召開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上與南太平洋島國簽署。

5

對中國瞭解太少

現階段，就總體而言，中澳之間既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也有一些分歧：

在經濟上，澳大利亞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澳大利亞一直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

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兩國差異巨大。

在中國看來，加強對南海的建設是一個大國國防的正常需要，合理合法；

加強與南太島國的聯繫，增加對這些國家的援助，是中國承擔越來越多國際責任的表現。

澳大利亞這副如臨大敵的樣子，真是讓中國人覺得又好笑又可氣。

在研究中澳關係的專家看來，這反映了中澳雙方在認識上還存在不小差距，澳大利亞對中國的瞭解還遠遠不夠。

澳大利亞樂卓博大學教授尼克·比斯利與庫叔交流時介紹，澳大利亞政壇有把年輕人送往華盛頓實習的傳統。

澳美兩國如此的制度相近、文化想通，尚且需要費心地去了解自己的盟友，建立關係。

對於制度完全不同，文化差異巨大的中國，澳政壇卻缺乏興趣去了解自己最大貿易伙伴。

他認為，應該由澳政府出面安排政界人士、特別是年輕人前往中國，增進整個澳大利亞政界對中國治理模式、決策機制等各方面瞭解，以便能夠更好地處理雙邊關係，避免因誤判而導致損害的發生。

以目前的狀況來看，澳大利亞當前這個選舉週期還未過去，政黨為在下次大選中獲得更多席位、議員個人為了保住席位，多半還會繼續“扮強硬”。

長期看來，由於澳方因對中國深入瞭解不夠、缺乏信任，兩國關係還要繼續經受考驗。

要想煮好飯，該加的水要加，該撤的火要撤，否則，飯會夾生。

若不及時拿出改善兩國關係的誠意和決心、制定更加可行的策略，澳大利亞前面的努力多半會變成“夾生飯”。

這對澳大利亞人來説，絕非好事。

拓展閲讀

外媒：美國聯手日澳叫板“中國方案”，“首付款”卻有點少……

外媒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30日宣佈美國政府將向亞洲的能源、技術和基礎設施項目投資1.13億美元（約合7.69億元人民幣），以遏制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但批評者認為與中國的鉅額投資計劃相比，美國這項計劃簡直就是滄海一粟。

    據埃菲社7月30日報道，蓬佩奧在美國商會舉辦的一次活動中發表講話稱，這些資金將僅是美國對印太地區和平與繁榮新時代承諾的一筆“首付款”。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30日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商會主辦的印太商業論壇並發表講話。（法新社）

文 | 田欣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參考消息”（ID：ckxxwx），原文首發於2018年8月1日，原標題為《外媒：美國聯手日澳叫板“中國方案”，“首付款”卻有點少……》。

報道稱，此番言論是在蓬佩奧即將開始亞洲之行前發表的。他將於8月1日至5日前往吉隆坡、雅加達和新加坡展開訪問，並將在新加坡出席東盟會議。

另據路透社7月31日報道，澳大利亞和日本決定與美國一道推動對印太地區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

報道稱，這是美國及其盟友為重申對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所採取的措施之一。

澳大利亞外交兼貿易部、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和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發表聲明説：“美日澳已建立三邊合作伙伴關係，旨在動員投資流向那些能夠推動經濟增長、創造機遇、培育自由、開放、包容、繁榮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項目。”

▲美日澳聯手吸引多方注意。（美聯社）

報道稱，相關投資將覆蓋能源、交通、旅遊、科技等基礎設施領域，三國政府還希望為相關項目吸引到民間資本。

澳大利亞近期加強與太平洋地區的關係，將援助預算的最大一部分撥給這一地區。日本同樣加強了在本地區的外交活動，近日在瓦努阿圖首都維拉港開設了大使館。

​此外據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30日刊登題為《蓬佩奧抗衡中國的計劃資金不足》的報道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闡述了特朗普政府應對中國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並想通過他所説的投資“新時代”來提升美國在印太地區所扮演的角色。

但這位美國首席外交官提供的最具體的承諾僅僅是向數字技術、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投資1.13億美元。蓬佩奧表示，“這些資金只是美國對印太地區和平與繁榮作出的經濟承諾的首付款”，美國國際經濟未來的“很大一部分”在於該地區，“這是美國在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地區的戰略投資，面向未來多年”。

特朗普政府花了幾個月時間擬定計劃，目的是通過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來遏制中國的崛起。不過，由於難以與中國提供的投資展開競爭，美國決策者難以吸引菲律賓、越南等亞洲國家加強與華盛頓的合作。

▲資料圖片：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舉行。新華社記者 陳建力 攝

美國外交學會研究員阿莉薩·艾爾斯説：“我認為1.13億美元的資金根本不可能實現目標；美國所面對的競爭的規模是另一個數量級的。”這位學者提到中國對巴基斯坦的620億美元基礎設施承諾，還僅僅是中國投資總額達1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

此外據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7月30日報道，特朗普政府即將出台計劃，為亞洲國家提供機會，可在接受中國龐大的“一帶一路”倡議投資之外另作選擇。與中國的倡議相比，美國這項剛剛出台的計劃仍微不足道，但它可能標誌着抗衡中國日漸增強的地區經濟影響的經濟戰略開始形成。

報道稱，批評者或許會説與中國的鉅額投資計劃相比，美國這項計劃簡直就是滄海一粟。但這才是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