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發微——中國古代史推薦文獻之一_風聞

國史發微，我想利用這個系列推薦一些有意思的文獻。我們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似乎還比較瞭解，但其實對很多具體的細節和內在的過程都很陌生。好的文章對歷史細節的把握讓讀者有“驀然回首”的感覺，驚歎之後，又會讓人發現對古今之變和天人之際有了更加豐富合理的解釋。而且，好的學術文獻可讀性很強，希望不會造成太多疏離感。這一次薦讀我找了一些中國城市經濟形態形成有關的文獻。城鄉分野不是從來就有的，可能是到中古時代才形成的。但是似乎還沒有專論深入地討論這個過程。牽涉社會經濟更方面的變化很多，全面地研究確實很難。這裏的推薦希望對這個問題有所發覆。

《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態解讀》，社科院考古所許宏，三聯書店出版。

社科院考古所許宏教授專攻先秦城市考古，著名二里頭遺址目前的考察工作也在許宏教授的主持之下。《大都無城》是一部兼具學術性和通俗性的著作，闡述了許宏教授中古以前中國城市通常不修建外郭城這一理論。都，就是有統治者宗廟設施的大型聚落，中古以前中國的大型聚落一般可區分出宮城、內城和外郭，統治者和官署所在的宮城內城一般有城牆建築，與居民居住的外郭隔離開，但是郭區往往沒有城牆建築，是開放性的區域，可以比有城牆的內城區域大好幾倍，延伸到很遠的地方。中古以前兩三千年時間裏，只有戰國等少數戰亂頻仍的時期才普遍築城。從魏晉時代開始，人們才對包括外郭在內的所有城區進行嚴密的設計，建築外郭城牆。西漢長安城應該只是內城區域，普通居民居住的郭區還要延伸很遠；這和魏晉鄴城、隋唐長安城，直到明清北京城這些具有明確禮制性外郭城建築的城市對比明顯。許宏教授依靠考古材料對這一城市發展的脈絡進行了梳理。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更大膽的猜測，沒有外郭城是不是意味着中古以前沒有明確城鄉的分野，大型都邑聚落相比中小聚落只是具備一些功能區域，如宮室、作坊和市場。禮制性城郭的出現説明城市和鄉村在制度上被區別開，自此才有與鄉村對立的城市概念。

《從會稽到建康——江左士人與皇權》，社科院歷史所胡寶國，《文史》雜誌2013年第二期。

作者指出東晉晚期開始，士人不論政治還是日常，各種活動逐漸集中到都城建康，不在流連於會稽鄉野等過往士人羣體長期聚居的區域。士人集中於都城與經濟和文化事業的繁榮有關，也與政局趨於穩定有關，士人的聚集進一步拉開京城與其他地區的差距，增強了京城的吸引力。相對於都城和其他大型城市，由於士人遷出，鄉野的文化和政治優勢降低，實際治理鄉野的力量轉變為低於士人的土著豪族階層。

《魏晉隋唐的塢壁和村》，韓昇（當時還在廈大），《廈門大學學報》1997年第二期。

“從秦漢鄉亭裏到隋唐村落制, 是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轉變”。這篇研究提示着城鄉分野過程中，鄉村身份的明確，自身治理方式的形成。韓昇教授突出了東晉南北朝戰亂形成的遍地塢壁豪強對鄉亭裏制度的破壞，以及隋唐中央政權對地方政治力量的吸納。其實從上文可以看出，南方沒有北方那麼多戰亂，和平環境中，城市經濟形態仍然強勢崛起。秦漢的鄉亭裏是普遍的的基層組織，都邑的外郭區也是這樣治理的。到隋唐以後，城市和鄉村的基層治理方式已經不一樣了。這種城市經濟形態的形成不需要找出各種偶然的外界因素作為原因，它自己就有內涵豐富的演化力量。

《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復旦歷史系韓昇，《歷史研究》2003年第四期。

鄉村社會是魏晉南北朝士族的權力根基。士族向城市遷徙不僅體現在仕宦和文化活動，而且往往將户籍也遷往城市。很多士人遷入長安洛陽兩京，也有不少北方士人落籍南方文化經濟繁榮的地區。於是，士族政治的鄉村根基瓦解，中央政權的統治加強。這裏特別重要的是韓昇教授説明唐代開始士人階層户籍開始遷入城市這一特點。但是韓昇教授並沒有從城市經濟從無到有這一發展過程來説明士族遷徙的意義。如果把城市經濟的形成、國家政權的中央化和上層社會生活方式改變這些方面結合起來説，可能更有理論深度可挖。

《從朝宿之舍到商鋪——漢代郡國邸與六朝邸店考論》，清華歷史系侯旭東，《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五期。

漢代郡國在京城設立的“邸”是服務入京公幹的官吏的設施，類似駐京辦，也是官場私下交往的重要場所。侯旭東教授指出，南北朝時期，官吏利用邸的特殊地位運輸銷售私人商品漁利，使得官方開始向邸店課税。唐代以後，邸店淪為一般商店的代稱。本文揭示了一項重要制度的變遷，這一變遷又恰好處在南北朝到唐代這一時期，應該不是巧合。它反映了都市經濟形態形成的一個側面。

《日常生活視野下的唐宋都城變革——以節日遊樂社會環境為中心》，四川大學成蔭，《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

本文通過節日遊樂活動來解釋唐宋時期都城生活的變遷。在官方主導資源分配的局面下，公共娛樂活動受益羣體當然會有階層差異，但是唐宋時代，都城的娛樂活動確實向相當多的市民開放，具有廣泛性。“節慶消費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對市場依賴日漸加深, 精神享樂性消費呈現日益為大眾服務、為大眾所享有的趨向”。公共服務和生活服務事業逐漸發展起來。從中可以看到城市經濟形態的發展。

《中國古代市民爭取話語權的努力——對唐朝“罷市”的考察》，北師大歷史系寧欣，《中國經濟史研究》2009年第三期。

唐代開始，城市工商業者開始出現具有明確利益訴求的“罷市”羣體性行動。這説明了唐代市民階層的形成。當然，這時的市民只是對一些具體的政策作出反應，還沒有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的政治自覺。

中國城市史領域影響力較大的理論有美國學者施堅雅的唐宋城市變革論。施堅雅強調中國城市從唐以前嚴格的裏坊制向宋以後開放的城市佈局變遷，這一觀點廣為流傳，幾乎是關於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定論。施堅雅更多的工作集中於中國明清的城市化水平，中心城市與周邊鄉村形成的區域經濟結構。這些理論當然很重要，然而它們都先入為主地認為城市鄉村的分野是從來就有的。其實，唐宋可能不是城市變革的時代，而是真正的城市形成的時代。國外的中國學研究勝在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但是也有缺陷。它們過多聚焦明清等中國帝制時代晚期，這是因為規範化的文獻特別是數據較多。而更早的文獻很難處理，沒法融入中國學更大的理論中去。像許宏教授有幾十年田野考古的積累，掌握大量上古城市出土材料，試圖構建更加貫通的理論，這些都是目前西方中國學研究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