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瑟瑟秋風今又是——馬賓方案的擱置與中國芯片被韓國徹底反超（續）_風聞

五、中國本來先進的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為何八十年代開始日益落後，並被韓國反超

1、最直接原因就是完全開放國內市場後，放棄了對國內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的市場保護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的芯片技術只落後於美國六年，但是遠遠領先於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集成電路作為滲透到國民經濟所有領域的基礎行業，門類、品種繁多，它的發展依賴於全社會的需求支持，但是我國卻在這一國內市場領域採取完全開放的狀態，由於開放之初沒有在政策上的主動向國產自主產權的芯片傾斜，加上國際市場上的成熟芯片產品要麼比我們的先進（當然在最開始，先進的芯片並不賣給我們，當我們自己的芯片開發出來後，他們就開始賣了，甚至廉價傾銷，以擠垮中國的產業），要麼是和我們同等技術水平的進口芯片價格更加低廉（國際市場需求量大，生產量大，機器設備等固定資本轉移到產品裏，成本自然就低），導致國產芯片市場需求驟降；更有甚者是甚至存在芯片領域的崇洋媚外現象，在同等水平進口芯片更貴情況下，國內廠家仍然首選進口芯片。

由於缺乏國家強有力的統一計劃領導，80年代並沒有充分利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對於國外資源，馬賓指出，

【對於國外資源未能很好利用，如重複引進外國落後的生產線，未能利用機會選擇更好的技術，這就是例證。】

而在利用國內資源上，馬賓痛心疾首地説，

【殊不知電子技術人才更為可情地荒廢而未加以應用。本來凡國內能夠供應的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整機，都應儘量採用，國內生產一時供應不上的元器件和岺部件，可以從國外選購。在設計上要考慮選購通用的元、器件，貨源不單一，同時要有采用國產元器件和零部件的替代方案，以免受制於人。對於一些關鍵的東西，當前我們生產不出來，可暫時從外面購買，但要下決心集中優勢力量攻下技術關，力爭早日在國內重點供應，凡此，説明在國內國外資源利用上，要有個自主發展，立足國內的重點，而不是兩種資源都應用而無所區別。

（見馬賓，《電子信息產業的作用與發展》，78頁，電子工業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這真是高瞻遠矚、黃鐘大呂的建議。】

馬賓在《發展、改革的兩個關鍵——高技術產業化與反腐敗》中指出：

【對我國而言，真正需要的設備和技術是有錢也買不來的。應該説更需要包括對設備、工藝、支撐產業的多層次立體投資由於技術進步速度快，一次投資購置的集成電路設備的技術壽命及更新週期縮短(在日本僅為2-3年)。為了跟上技術發展的步伐，及時跨上新的技術台階並不斷完善各技術環節，適應激烈的競爭，必須不斷地連續投資。為使鉅額固定資產折舊入產品後產品價格還有竟爭力，企業規模必須大於某一門限值才能生存；投資必須高於特定的門限值才有效。】（該書18頁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在這種情況之下，國產芯片和廠家處於極其被動的地位，努力研發，自主創新的產品即使是質量不錯，也在崇洋媚外的文化氛圍及缺乏市場的經濟環境下難以收回研發投入和生產成本，不得不在市場開放的頭幾輪與國際芯片的交鋒中敗下陣來。

美日芯片對壘的十年，美日政府各自建立其高昂的關税壁壘，從而為本國企業在鞏固自己國內市場份額的道路上，不斷注射強心針。馬賓指出，

【日本政府對本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支持是全面的。日本政府為促進電子產業發展，除了像其他國家一樣採取一些一般性措施，如限制進口、關税壁壘、鼓勵技術引進、限制外資滲入等以外，還專門制定了種種法律、制度和計劃。其中主要有1957年的“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1971年的“特定電子工業和特定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和1978年的“特定機械信息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在三項法律中，集成電路都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根據不同時期國內外市場環境、本國生產技術條件和企業競爭能力，對集成電路產業提出了明確的階段發展性能要求和市場目標，並採取相應的技術政策、財經手段、政府指導和組織措施予以促進。到了70年代末，日本在集成電路領城趕上了美國。】

日本、韓國的芯片產業都是通過保護國內市場才發展起來的，而80年代的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

儘管最終，美國通過採取比日本更強力度的市場保護、税收信貸優惠、政府資助組織企業研發等手段戰勝了日本，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扶植和保護本國產業是不合理的。恰恰證明了，離開了政府強有力的扶植和保護，本國的芯片產業是很容易被趕超甚至是擊垮的。可以説，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及技術的飛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也是發達國家對其他後進國家保持技術優勢的重要籌碼。

2、西方按照“巴統協議”戰略對中國IC產品及產業進行封鎖、衝擊和摧毀

我們曾經花費巨資，從國際上引進集成電路的生產線。但是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堤防，表面上打着自由貿易的幌子，實際上高端核心技術對我們全面封鎖和禁運。所謂自由貿易，只是對中國搞商品傾銷，各帝國主義強國在技術上聯合封鎖中國。美日等發達國家，一方面試圖通過成熟的生產線壓低產品價格，來擊垮中國企業；另一方面向中國兜售落後的以及不配套的設配，從而使中國政府本就不夠的投資，浪費在無用的設備上，不僅不能配套生產，更延誤和瓦解了自主設計研發能力，採取“圍而不殲”的戰略，使中國處於世界產業鏈低端：

高梁在《挺起中國的脊樑——全球化的衝擊和中國的戰略產業》一書中指出，

【從1984年到“七五”末期，我國先後共引進33條集成電路生產線，按每條線花費300-600萬美元，推算共用匯1.5億美元。但是由於當時“巴統”的禁運政策，引進設備基本上都是已經淘汰的，有的不配套，達不到設計能力，只有1/3可以開動。而且，（由於缺乏政策的引導和總體規劃——引者注）企業急功近利，只講生產不重消化，少有明確的消化吸收方案，也缺乏資金保障。由於引進前對企業實際承受能力、環境條件支撐能力分析不夠，再加上管理不善，產品難找銷路。結果，“都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這麼弄，虧本了。弄到後來進不來人了。到後來，比起周圍都落後了。”】

而一旦我們自己研發出有競爭力的產品，或者技術上有突破，縮短了與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西方就馬上對我們進行芯片傾銷。將與我國最新產品最新技術同級別的產品和技術賣給我們，並保證低價優勢，有時甚至利用當時中國國內崇洋媚外的心理，以次充好，騙取高額利潤。總之，就是有針對性的瓦解我們的生產能力。

馬賓曾痛心的説：

【八九十年代，電子方面真正的新技術、新產品，外國人總是不願意賣給我們的，這在巴統的封鎖、禁運單子上是寫的明明確確的。只有在我國自己已經研製出來以後，外國就會馬上通知我們，這種產品和技術可以賣給我們了。他再不賣給我們，他就失去市場了。趁早賣給我們就奪去市場，把我們研製成功的新產品在未大批量生產之前，扼殺在襁褓之中。】

龍芯物理設計者黃令儀老師的回憶錄裏，寫過這樣一則往事，可以以小見大看到當時奸詐狡猾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芯片產業的封鎖和擠壓是多麼的嚴重：

【有一家與日本人合資的廠家生產洗衣機，他們登門求教，希望幫助研製控制洗衣機的芯片，因為日本人什麼都給，唯獨洗衣機的芯片設計不給，只賣芯片，奇貴無比。我大膽地接下了這任務，開始全身心的用CAD方法設計了這塊芯片，日日夜夜解決難題，有時晚上甚至跳鐵門的牆回家，終於研製成功。單位生產處已計劃一年生產幾十萬片。但日本人卻降價到四塊錢一片，若生產，要賠錢。我不禁感嘆，難道我們工作的價值就是逼別人降價?】（見《回望50年》黃令儀08年所著自傳】

而馬賓在自己90年代初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類似案例，

【電子部13所要引進256K，外國一直不給我們，國防科工委科學院研製要成功了，就開始給我們。光刻機大宇光機所要引進，也是不給我們，瀋陽儀器廠第一代，第二代做出來了，於是開始給我們。】

總而言之，美國及西方壟斷資本和情報機構聯合起來，有組織、有計劃地扼殺中國芯片產業（不僅僅是芯片產業，還包括大飛機、汽車，辛虧中國鐵路沒有在80年代開放，否則今天中國就沒有高鐵技術了），而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主導的中國的許多產業，就像綿羊和小白兔一樣任人宰殺，毛澤東時代辛辛苦苦積累的技術和成果就這樣流失了。按照美國向蘇聯、東歐、以及智利等拉美國家輸出和培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官員的經驗，不排除中國有些新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學者和官員是“單純”和“愚蠢”，但更多的則是“奸”和“壞”。

3、自80年代開始，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無戰略，沒有做好中短期虧損的戰略打算，以短期市場行為代替集成電路戰略研發

整個上世紀80年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雖有發展，但整個產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卻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在發展戰略上，不僅缺乏上述的縱覽全局的把控，而且存在嚴重的短視。自80年代初開始，在國內市場完全對外打開的前提下，美日等發達國家有政治策略的對我國的集成電路產業進行擠壓和封鎖，導致我國本來比較完備的自主研發能力，從與世界先進水平差距不大逐漸演變成與世界水平的差距極大。我們的產品失去世界競爭力，以至於自主研發能力在外圍封鎖下逐漸喪失。甚至，原本發展很好的國有集成電路廠家，大規模出現虧損的現象。

也由於技術比較容易掌握，更因為美日在該領域對我們進行封鎖力度較小，國內廠家在這一時期的技術引進重點，開始轉向電視、收音機等生活消費類電子產品的生產技術平台上來，僅1987年達35億美元之多。這些電子產品生產技術的引進和消化，雖然在短時間內為產出了大量的經濟效益，但是對整個國產集成電路技術的自主研發沒有任何益處。反而佔據了大量的國家投資的研發資金，甚至一度掩蓋了集成電路在國防和基礎經濟建設中極端重要的作用。

馬賓在《發展、改革的兩個關鍵——高技術產業化與反腐敗》中指出，

【“六五”、“七五”期間，利用改革開放所形成的有利形勢,全國直接大量引進電子信息產品(僅1987年達35億美元之多)，使不少部門得以用先進技術武裝，取得了極好的效果，電子信息產業本身，採用“逆向發展”模式，引進整機裝配測試等後工序技術，從散件裝配開始，仿製……經“國產化”逐步引進前工序技術，執行仿製進口替代的技術經濟路線,使電子信息產業,特別是使消費類電子產品有了相當迅速的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以消費類產品為主體，不能滿足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要；設備，技術、關鍵元器件……各層次都建立在“引進”的基礎之上；西方視其政治、軍事、經濟的需要，在使我國與國際市場水平保持一定差距的前提下，向我國“開放”技術，導致在關鍵技術的發展上我們總是受制於人。】（見該書13頁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4、將引進技術資金列入發展戰略，卻沒有消化吸收該技術的配套資金

當時中國在發展芯片行業的一大失誤，就是隻管引進，不管消化，這和前三十年毛澤東、周恩來主導的對50年代對蘇聯技術的引進消化和70年代對西方技術的引進消化，形成了天壤之別。

結果，“引進”列入計劃的有資金，而“消化、吸收”既無資金計劃又無明確的“考核計劃”。既沒法把引進的吸收、消化、掌握，更無力填補因引進不全而造成的缺項。線寬日益細化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決定了計算機、通訊、工業電子設備和軍用電子設備的技術水平，代表着技術發展的方向，關係到整個電子信息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西方國家把控制向我國出口集成電路及製造設備、技術的限制“尺度”作為企圖推行“和平演變”的政治鬥爭工具，作為摧殘我國獨立自主科研、開發能力，進行長期超額經濟掠奪的工具。而當時我們卻沒有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導致即使花大力氣引進來了先進的技術，因為缺乏宏觀把控和對應的足夠的資金去消化該技術，導致一些技術和設備只能大材小用，或者乾脆擱置。

馬賓在《發展、改革的兩個關鍵——高技術產業化與反腐敗》中指出：

【通訊：我國從八個國家引進九種制式的通訊設備，混亂不堪，消化、吸收困難,國產化進口替代更困難，長期受制於人。集成電路：到1988年為止，集成電路行業擁有固定資產原值15億元；63個單位引進了5微米，3英寸設備，其中24個單位相對成“線”。由於投資高度分散，各單位引進設備不配套；而“軟”技術和測試監控手段更不具備。除無錫微電子聯合公司和紹興871廠已發揮較好作用以外，都未能投入生產。國內需要的2.5萬個品種,只有847種投入生產，不僅無法支持計算機、通訊發展，各企業都處於經濟上難於維持的極端困難的局面(對除無錫微電子聯合公司外的48個集成電路廠、配件廠及10個集成電路專用設備廠的調查表明，1989年底共欠債92138萬元，處於資不抵債的狀況)。】（見該書13頁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91年10月第一版）

5、雖然80年代廣大科研工作者仍然像岳飛那樣在浴血奮戰，但已無力迴天

80年代，中國國家計委、教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廣大的科技工作者，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仍然兢兢業業、艱苦奮鬥、浴血奮戰，悲壯地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馬賓指出，

【面對着國外長期嚴格技術封鎖，國家計委將關鍵微電子專用設備列為國家“六五”、“七五”、“八五”重點攻關項目。中科院（光電技術研究所、上海光機所、電工所等）、電子部（45所、48所及些重點企業）、教委（浙大、清華等）都投入了相當力量從事攻關，經過十多年努力，已研製成功分步、重複投影光刻機（DSW）、電子束曝光機、同步輻射軟Ⅹ射線光刻機、等離子刻蝕機、11反射式掃描投影光刻機、掩模缺陷自動檢測系統、掩模缺陷激光修補儀、硅片表面質量自動檢査儀等多種關鍵設備。在關鍵技術上取得一些十分可喜的突破，有的方面已接近國外80年代中後期水平。】

然而，

【由於國家財力支持很有限，技術難度又大，在某些方面還受到國家工業實力及工藝支撐的制約。】

也就是説，雖然當時計委、教委及集成電路產業的廣大研發人員仍然像岳飛那樣在奮起直追、浴血奮戰，但是來自頂層的國家財力的支持非常有限，這和80年代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的秦檜式地對中國改革的干擾、破壞密切相關。

由於國家財政支持有限，80年代

【就總體技術水平來看，仍落後於國外15～20年以上，而且絕大部分停留在只出1～2台樣機階段，難以適應我國微電子技術發展的迫切青求】。

更嚴重的是，整個產業發展缺乏宏觀計劃指導與市場保護，各大企業和研究所開始各自為戰、一盤散沙式地應對國外衝擊，

【一些企業和研究所迫不及待地引進中低檔專用設備，美日等國採取禁運與“有限解禁”的政策，當我國新一代專用設備研製成功，國外便在該檔次上放寬進口限制，使我國專用設備研製和開發工作受到很大沖擊。這一嚴峻形勢必須引起領導高度重視。

（見馬賓，《電子信息產業的作用與發展》，63頁，電子工業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6、歸根結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的干擾和破壞

這裏有三組數字對比：

1、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全國集成電路行業固定資產總投入僅15億元人民幣，摺合美元僅3億美元。據報道，現國外建一條有一定規模的存儲器生產線投資就要2億美元。”（見馬賓，《電子信息產業的作用與發展》，69頁，電子工業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2、1984年之前，韓國集成電路本來遠遠落後於中國。中國的集成電路和日本同步，80年之前，按照馬賓的説法，中國已經建立“較完整的設備、儀器、材料、科研、生產的體系”。韓國1977年才搞集成電路，比美國晚16年，比中國和日本晚12、13年。84年之前韓國每年就向集成電路和半導體行業投資1億美元，從84年至87年，在連年虧損的情況下，每年投資5億乃至10多億美元發展芯片行業，韓國四大企業集團到1988年底，以累計投資47億美元，虧損16億美元為代價，使得1988年韓國集成電路銷售額44億美美元，出口39.4億美元，1990年銷售額將達54.1億美元，出口達46.8億美元。僅以韓國三星集團為例，“到1988年底，一共投資17億美元，承擔高達5億美元的早期鉅額虧損，建成了有競爭力的集成電路產業，1989年集成電路銷售額達15億美元；月產1M DRAM680萬塊。1990年1--6月份月產4M  DRAM10萬塊，預計年銷售額達20億美元。”這就是在毛時代遠遠落後中國的韓國集成電路產業，為什麼在80年代反超中國的重要原因。

3、在韓國、日本及中國台灣地區大搞芯片產業的同時，中國花費鉅額資金引進電視、收音機等生活消費類電子產品及相關生產技術平台，僅1987年就高達35億美元之多。“僅七五期間，中國用於彩電的投資就在150億元以上，面臨的是已經過熱問題。”這裏，高達幾百億人民幣的投資，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重複建設和浪費。可見，如果當時中國拿出相當多比例的經費用於芯片行業，中國芯片也不至於那麼慘，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們非不能也，實不為也。與此同時，中國在對國外集成電路產品全面開放的同時，對集成電路技術的引進，在消化、吸收方面遇到嚴重困難，“使產業處於動力不足、市場蕭條的兩難境地”。85年之前，毛澤東時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本來生機勃勃已經趕超了國際先進水平，全面領先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但85年之後，中國集成電路產業就處於土崩瓦解的境地。“1986年半導體設備產量比上年遞減22%，87年比86年又遞減58.1%，88、89年連續遞減。”（見馬賓，《電子信息產業的作用與發展》，57頁，電子工業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新中國辛辛苦苦建立的80年代之前遠遠領先韓國和台灣地區的芯片產業，就是這樣被80年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勢力破壞、阻擊的。等馬賓1990年向中央寫報告反映危險局面時，時間已經被耽誤10年多了，在80年代整體上看，中國的集成電路產業不僅僅沒有進步，反而在後起之秀韓國、台灣地區的趕超下在不斷退步。

可以説，韓國集成電路發展成功的秘訣，就完全反林毅夫們的新自由主義比較優勢，馬賓指出，

【南韓的集成電路產業起步雖晚，然而起點很高。在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過程中，南韓甘冒風險，採取了跳躍式發展戰略，一開始就躍過了4K、16K，直接從市場需求大而又有相當水平的64K起步，繼而又攻下了256K和1兆位DRAM從而迅速縮小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南韓提出，要用日本所花時間的一半達到日本同樣的水平，成為世界第二個電子大國，可謂雄心勃勃。在對半導體工業投資方面，南韓的態度是要搞工業就要花錢，沒有錢就去借。在大舉外債的情況下，南韓對半導體產業給予了大量投資。】

六、回顧1990年的馬賓方案：未來中國怎樣走好芯片產業自主研發之路

早在1990年，馬賓就高瞻遠矚地指出：

【西方國家把控制向我國出口集成電路及製造設備、技術的限制“尺度”作為企圖推行“和平演變”的政治鬥爭工具，作為推殘我國獨立自主科研、開發能力，進行長期超額經濟驚奪的工具。要想有獨立的國際地位，必須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自立更生解決1微米產業的建設以及亞微米開發手段問題。】（見《發展、改革的兩個關鍵——高技術產業化與反腐敗》22頁）

老革命馬賓向黨中央寫下這段話，到今天已經快三十年了。在2018年中美貿易戰、中興被美國製裁的今天再看馬賓當年的著作，這真是神一般的預言。

馬賓指出，造成這種被動局面的宏觀方面的主要有三個原因：

（1）、體制及政治重視問題。

【是一種按原有投資分額為基礎“切蛋糕”、“分盤子”的水平法，這對於原沒有投資分額或基數太小而又非常需要投資的新興產業的延生和發展極為不利。

對以集成電路為核心的電子信息產業“重要性”的認識僅停留在文章、報告中，而未能落實。】

（2）、對集成電路發展規律和戰略方案的認識問題。

【對投資和早期虧損規律未認識，強度不夠又非常“散”，引進設備不配套：“硬”設備和生產技術、工藝技術、設計技術……等“軟”技術不配套；生產技術與設計技術、質量監控保障技術不配套。】

（3）只重視引進，不重視消化，資金投入不足。

【“引進”列入計劃的有資金，而“消化、吸收”既無資金計劃又無明確的“考核計劃”。既沒法把引進的吸收、消化、掌握，更無力填補因引進不全而造成的缺項。線寬益細化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決定了計算機、通訊、工業電子設備和軍用電子設備的技術水平，代表着技術發展的方向，關係到整個電子信息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根據這些問題，馬賓在1990年提出了一系列非常有針對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集成電路發展計劃方案。可惜，在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干擾破壞下，我國一直沒有采納馬賓的如下建議：

【以集成電路為突破口，集中力量實施《×××計劃》，建成有自主發展能力的微電子產業，從而帶動整個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

計劃指導思想：體現國家意志，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實事求是，腳踏實地，從市場面大量廣的產品入手，抓成良品率以增強產業經濟競爭力；抓品種以提高滿足國民經濟發展需要能力；使集成電路在走出困境的基礎上，集中力量攻關，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產業跨上1微米“技術台階”向扭轉與回際先進水平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增強對涉及國防、尖端高檔集成電路的研製、生產能力，打破封鎖、禁運邁出關鍵的一步。

戰略佈署：整個計劃分為相互聯繫的三大步。

全面整頓5微米，使集成電路產業走出困境，實現良性循環為下一步發展莫定堅實的基礎。

以消化、吸收為目的，引進3微米技術，建立自已的3微米產業，創新，為進入1微米莫定基礎。

自力更生，建成有國際競爭能力的上微米產業和亞微米開發手段。

為此，

（1）立即開展《XXX計劃》的前期研究工作。

（2）改革和發展相互促進，設立集成電路“特殊行業”，加快改革步伐，和相應的政策配套，確保（×××計劃》的實施。

（3）建立能代表國家意志，授以全權，打破部門和地方分割的領導機構和實施機構；主持《×××計劃》的制定、實施；主持、實施區××計劃必要的特殊行業政策：產業政策、裝備政策、投資政策、税收政策、虧損補貼政策、人才政策……組織全社會協同攻關。

成立“國家集成電路專門委員會”作為全權領導；設“國家集成電路總體部（專門委員會辦公室）”作為實施機構，下設：戰略規劃組（負責發展戰略、規劃、計劃），政策（體改）組（負責配套政策）和專業組（負責指導各部委實施《×××計劃》）。

（4）在發展集成電路問題上，改革現行投資管理體制：不以“五年計劃”限制起始時間面實行滾動計劃：找專項發展基金；集中統使用科研、攻關、基建，技改“各項費用，真正從計期到具體操作上落實“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方針，形成科技先導型產業。

核心問題在於建立一個能代表國家意志、受以全權的領導機構】。

馬賓老生前，筆者有多次機會拜訪老先生，這是一位真正的大公無私的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年代，馬賓沒有得到黨中央的重用，這是全中國的悲哀。

不得不説，馬賓老爺子的眼睛真毒呀。某些格外敬重馬賓的中央領導同志，如果1990年能夠重視馬賓的建議，哪怕在2001年回頭去重視馬賓1990年的建議，今天還會讓全國人民一起吃後悔藥嗎？

馬賓在1990年預測，

【1995年我國，1.5--1微米電路需求達6000萬塊/年以上，由於單價高（現平均價格在10美元/塊以上）屆時將年耗匯4-5億美元。面且隨着技術的發展，這種需求將不斷增長。……若從現在下決心，從1991年即採取非常有效的手段實施，理想的情況也要歷時6-7年。到1997年オ有可能建立自已的1微米產業，才能向滿足我國經濟、國防、科技發展需要，擺脱受制於人的被動局面邁出關鍵的一步。屆時，從技術上看，我們和先進水平的差距將維持在0.7-0.8微米、0.5微米和0.3微米三個技術台階（或稱為三代）。但不同的是，我們建立了一個可供持續發展的其礎。只要繼續抓下去，就有可能在下個世紀的頭十年內產生根本性的變化——趕上去，從而爭得我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獨立發言權，有能為實現我國在2020年以至更長遠的目標創造必要的條件。】

本來中國的集成電路能夠在2010年之前趕上美國，可惜的是，馬賓的科學建議和計劃到今天也沒有落實。

馬賓認為，按照這一計劃，

【在7年期間投入XX億元左右的資金（投資最高的1995年才XX億）和整個能源、交通、原材料的投資相比，和全國每年高達4000億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相比，費用是相當小的。但是，其作用是無法用數量估計的。】

馬賓在1990年指出，

【從現在抓，即使盡全力，沒有5-7年時間，難以見效。已感為時晚矣！如按現“八五”計劉（草案）的安排，再過5年，局面將不堪設想。】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老革命馬賓擔心的最壞的局面出現了，局面不僅僅是不堪設想，而是徹底的不堪設想。28年來，美國通過芯片，剝削了中國多少血汗錢？今天中國再趕超美國的芯片產業，技術積累層面的困難程度已經高於馬賓寫此文的1990年。

回顧各國發展歷程，可以看到，集成電路投資和早期虧損規律是世界各國發展該產業的歷史經驗，也是後發展國家想要突破發達國家技術封鎖必然要經歷和克服的困難。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都主要是通過政府戰略計劃扶持發展起來的。這種關係到國家長遠發展和國計民生的重大產業，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更毫無疑問的應該有國家主力牽頭，國企承擔，要不惜一切代價把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技術水平提高到國際一流水準上去。

為此，我們在當前中國特殊環境下提出如下建議：

1. 建立頂層機構確立制度保障。建立國家級的建設、發展戰略規劃，系統地、目的明確地把集成電路產業的自主研發道路當成一項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來做。應建立能代表國家意志，授以全權，打破部門和地方分割的領導機構和實施機構——“中央集成電路發展委員會”或“中央集成電路領導小組”。

2. 建立芯片產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鑑於集成電路發展週期之長，不應將其侷限於五年計劃，撥專項發展基金；集中統一使用科研、攻關、基建、技改……各項費用,真正從計劃到具體操作上落實“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方針,形成科技先導型產業。2018年的今天，相比馬賓寫建議的1990年，有許多不利因素，比如，新中國毛時代積累的集成電路產業及科技團隊在內外勾結破壞下，基本流失光了，幾乎僅剩胡偉武這顆獨苗繼承了老一代科技工作者的“兩彈一星精神”，幾十年來持之以恆、奉獻犧牲搞自主芯片。今天中國芯片產業和美國的總體差距，比1983年更大了。當然，今天也有很多有利因素，比如今天中國比1990年更加富裕，能夠投入的資金和人力更多。如果馬賓方案能夠落實的話，中國從今天開始，用20年的時間使芯片產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是完全有可能的。

3. 篩選合適的科技和管理人才。選拔和重用真正愛國的、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的科學家、技術帶頭人、企業家，比如胡偉武、倪光南這種一直默默為國家奉獻的人，從而能夠建立起一支講政治、有理想、敢吃苦、本領過硬的技術團隊，並且形成學風優良，新老人才可以傳幫帶的傳統美德。對這些真正繼承了“兩彈一星”精神並經過了長期考驗的真正共產黨人的技術骨幹，黨和政府要給與充分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以大力支持。

4. 警惕內奸從內部搞破壞。毫無疑問，在當前芯片熱的背景下，美國必然像當年扼殺中國運十大飛機、紅旗轎車及“中華之星”高鐵那樣（其中因為鐵路行業對西方開放較晚，只有高鐵團隊沒有被美國和日本打散、打殘，其他很多毛時代積累的技術和人才流失嚴重），試圖通過在體制內的政治殺手及體制外的經濟殺手、產業殺手（如李開復之流）扼殺中國即將大力扶持的芯片產業。當前最危險的事，就是在芯片熱這一貌似轟轟烈烈過程中，胡偉武、倪光南等人被排擠，一些美國派出的產業殺手和騙子們被重用，在芯片行業重蹈【李開復團隊黑鄧亞萍“20億”搞垮人民搜索的前車之鑑】的覆轍（詳見筆者《李開復的華麗轉身讓人細思極恐》一文http://www.cwzg.cn/politics/201802/41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