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印尼華人與房地產有關的故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老杜在印尼

當年我在福建一個僑鄉報社當記者。有一天，總編派我採訪一位印尼老華僑許孫雄先生，我事先了解到，許是中爪哇三寶壟市有名的房地產老闆，就臨陣磨刀，惡補了一點房地產的常識，以免採訪時驢頭不對馬嘴。

沒想到一見面，搞地產出身的老華僑忽然變成了國內的政治老師，他開口便道：“我來考考你：你知道中共一大代表都是哪些人嗎？”

我頓時有些瞢圈，遲疑了片刻，怯怯應了一句：“知道。”老人家滿腹狐疑，逼視我，急切地催促：“你寫，你寫，寫出來我看看！”於是，我只好在他遞過來的紙上慢慢寫起來。——“一大”十三位代表的名字，被我寫出了十二位。許先生看罷朗聲大笑：“好！好！我回國多少次，問過多少個黨政幹部，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上來，他媽地，他媽地！看來你這個年輕人還有點學問。”

此次採訪不久，這位不知何故對中共黨史有莫大興趣的華僑地產商，便把我帶到印尼，專為華社精英撰寫人物傳記。一晃多年過去，許先生早已不在人世，而我也在印尼接觸熟悉了不少其他大佬，寫了將近二十個人物。屈指一算，半數以上皆涉足過房地產行當，規模大小，或賠或賺，都有一點故事。

先説已故的忘年交摯友許孫雄先生。

許孫雄（1936-2007），印尼三寶壟知名房地產企業家，前福清同鄉會主席

許先生老家在福清，1956年初中一畢業，即攜新婚妻子雙雙遠赴印尼三寶壟投奔其父。起先在父親的布店當夥計，後來自己做流動商販，跑遍爪哇各地。他最初跨入房地產大門是從搞建築開始的。那是1962年，當地海關招標建辦公大樓，前往投標的許先生和三五個競爭對手，住在同一個旅館裏準備標書。許氏初入此道，對預算並不在行，但是他知道，只要掌握了競爭對手的標底，就有可能勝出。於是，許想出一個絕招，每天給樓層服務小姐100塊錢，叫她打掃衞生時，把那幾個投標人房間字紙簍裏的垃圾悄悄拿給許。

“我料到其中必有他們計算工程造價的草稿，拿回來就仔細研究，連續研究了三天，果然讓我刺探到重要的情報，結果我做的標書一下子打敗他們，哇哈——中標了！”

海關大樓完工，許先生便用賺到的錢為自家蓋了一座別墅，搬進去沒兩個月，有人找上門來，説是看中了他的房子請求轉讓。那人一出價，令許先生吃了一驚：“我20萬建的這個住宅，他開口就給50萬。”啊呀！我這才知道賣房子比做什麼生意都好賺。”

打這以後，天生懂得隨機應變，花樣百出而交際廣闊的許先生，便在中爪哇的地產江湖騰挪閃躍，摸爬滾打起來。

1980年代末，許孫雄與太太何希明

1972年，許氏輾轉買下三寶壟郊外普吉沙麗的兩座山頭——南北長三公里，東西寬四公里，鬱鬱葱葱，居高臨下，風水不錯。在他苦心經營下，長滿雜草的荒山野嶺，漸漸變成該市婦孺皆知的高檔往宅區，幾百幢造型各異的別墅洋房，業主全是當地富裕華人和軍警政要。後來，許先生當上了三寶壟福清同鄉會主席，做公益搞慈善，需要大把銀子，當僑領的必須帶頭捐獻，他就像賣豆腐一樣，把當初以每平米一盒煙錢的價格買下的兩個山頭（到九十年代，即升值為每平米一台電視機的價格），切一塊，賣一塊，一直賣了30多年。

2007年許老去世，這兩個山頭也被他賣的差不多了。好在他有一個能幹的小兒子偉力，才30來歲，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又撿起了老爸早年做過的建築行當，到雅加達與一位堂兄大佬合作，承包政府工程。這位堂兄儀表堂堂，很有魅力，在印尼政商兩界長袖善舞，背景深厚，而且已經同當時的國會議長結了親家。可想而知，年輕的偉力搭上這條人脈，生意一起步，便高開高走，幾年下來，事業就給他弄到一片紅火。

三寶壟布里區一個華人住宅小區一角。此別墅系筆者同鄉好友——當地電器工廠老闆兼印尼國際日報中爪哇快報分社社長張克順先生的住家

再説筆者本人，參加完孫雄先生的葬禮，滿懷悲痛就從三寶壟去了首都雅加達。稍加安頓，便趕忙操起筆桿，謀生要緊。經人介紹，開始為一位在外島明古魯省（Provinsi Bengkulu）開煤礦的華人老闆洪貴仁先生寫傳記。

洪貴仁當時已近80歲了，記憶力很好，他告訴我其家族是1864年從中國逃難來到印尼的。“為什麼逃難？因為我們姓洪。那一年太平天國滅亡了，天王洪秀全在圍困中死去，他是廣東的的洪姓，可是那個時候，我們福建的洪姓也會受到連累，很多族人怕滿清朝廷追殺，就漂洋過海，逃到了印尼的龍目島。”

洪先生雖然是印尼土生土長的第三代僑生，但青春年少之時，卻在中國上海讀過中學和大學。1957年暴發反右運動，風聲日緊，大陸各級組織到處磨刀霍霍，他這個回國求學的華僑資本家少爺總感到脖子上冷颼颼的，便帶着新娶的一位上海小姐，坐上輪船一走了之。

1958年，剛從中國上海回到印尼龍目島的洪貴仁和太太蔣藴華

 洪貴仁回到印尼經商，開始是從銀行貸了一筆款子，跑到偏遠蠻荒的伊利安島上做糧食生意。伊利安原始落後，當地土著以遊牧為生，以森林為家，他們不穿衣服，女人最多在腰間圍個草裙，而男人皆赤身裸體手執弓箭，由於經常來往於森林之中，保護陽具便成男人們最重要的事，所以男人都用一個瓠瓜做成的硬殼安全套，套住那話兒，套子由兩條繩子繫着，一條綁在腰部，一條拴住陰囊，起固定作用。

洪貴仁懷揣貸款去那裏時，伊利安尚未完全歸屬印尼國家，沒過多久，中央政府為爭取當地人民的擁護，緩解他們的極度貧困，出台一條特殊政策：印尼盾在伊利安就地升值18倍，這樣一來，當地土著居民手中的財富馬上增加了18倍，於是，伊利安大多數人便自主選擇歸順印尼。

一羣伊利安查亞省的土著男子從田野走過。他們驍勇好戰，械鬥幾乎是這個民族的體育運動

印尼政府為鼓勵企業在當地發展，同時宣佈，在一定期限內，凡企業在島上因經營已經賺取到的印尼盾，在島外也可按1比18升值。也就是説，在伊利安賺取的1塊錢，拿出島就可變成18塊。嘖嘖！你看看，你看看，人家印尼中央當年出台的政策，簡直就是派神仙在天上給那些人撒餡餅。不，應該是比撒餡餅更讓人爽！我敢説，如此優惠的奇葩政策，普天之下恐怕算是空前絕後了。

結果，洪貴仁幸運地成為此項政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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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您在伊利安輕而易舉賺得這筆錢，實在叫人羨慕嫉妒恨啊！怎麼會有這麼好的運氣！”我恭維他説。

洪先生咧嘴一笑，狡黠地眨眨眼，又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其實那個時候我初期在伊利安賺到這18倍的錢，連本錢也沒有自己出，全部是向政府銀行申請的貸款。可惜我膽子不夠大，貸款也不多，不然單單靠這個1比18的升值政策，我就早早發了大財。”

在印尼，華人要做大生意，在政府或者軍警界沒有關係不行。洪先生那時年輕，也深諳此道，他初到首都，人脈不廣，因此要法子走走上層路線，至少要找一些大人物做靠山。

1963年，洪貴仁夫婦和印尼人經理（左一）在伊利安查亞省與當地土人的合影

那麼，洪貴仁認識了哪些大人物呢？他説他當年從剛從龍目島來雅加達時，曾有幸進總統府覲見了開國領袖蘇加諾總統，並在總統府認識了當時印尼國家銀行的行長，從而抓住機會申請到一筆去伊利安創業的低息貸款。

他之所以有機會見總統，又涉及到另一個好心有好報的故事。

原來，洪貴仁有一個同族堂伯父洪孝龍先生，住在印尼古邦島上。印尼尚未獨立時，蘇加諾東奔西跑搞民族解放運動，不止一次被荷蘭殖民當局逮捕流放，從1933年到1939年，蘇加諾曾在古邦島隔壁的弗洛勒斯島上一個叫英德（Endeh）的偏僻村鎮，度過了五年的流放生涯。洪先生堂伯父洪孝龍當時是隔壁古邦島很有名望的僑領，他對蘇加諾非常崇拜，就利用生意之便時常去弗洛勒斯島的鄉下去看望蘇加諾，並儘可能在生活及傳達信息方面，對處於困境中的蘇加諾多有關照。患難見真情，蘇加諾後來當了總統，對此念念不忘，多次打聽過洪孝龍的情況。洪貴仁小時候聽堂伯父洪孝龍講過這段歷史，於是就想以此為由頭，去拜見一下蘇加諾。蘇加諾身邊有一位聰明能幹的私人秘書司徒眉生，洪貴仁剛好認識。他便找到司徒眉生請他幫忙引見。他又寫信把堂伯父洪孝龍從古邦島請到雅加達，很快在司徒眉生安排下，洪貴仁就跟着堂伯父還有他的一個兒子，三人同行進入了戒備森嚴的總統府。

1939年蘇加諾（後排中）被放逐弗洛勒斯島時與第一任夫人英吉（中排右二）及其他親友合影。洪貴仁的堂伯父洪孝龍正是在這裏認識蘇加諾，並和患難中的他建立了友情

洪貴仁知道蘇加諾喜歡收藏各類藝術品，便事先從一個古董商那裏買來兩個中國清朝時期的大花瓶，獻給總統做見面禮。

蘇加諾與老朋友洪孝龍久別重逢，歡喜之情自不必説。他對一同前來的洪貴仁這個華僑帥哥也很親切。這是1962年7月，雅加達正舉辦第四屆亞運會。蘇加諾總統當場寫了一張紙條給洪貴仁，説：“啊哈！年輕人，帶上我這封介紹信，你可以隨意去雅加達任何體育場觀看各種比賽而不必買買票，怎麼樣？喜歡嗎？”

在這次會見中，洪貴仁看到還有一個印尼官員在總統身邊，那人就是當時的印尼中央銀行行長。洪貴仁抓住時機，也和行長進行攀談，相互留下不錯的印象。他因此很快拿到去伊利安投資的貸款，也享受到了政府後來的優惠政策，真可謂，是天路一通，路路通。

中年時代的洪貴仁

上世紀七十年代，發了財的洪貴仁去新加坡看望一位堂兄。堂兄對他説：“老弟，你要趕緊買地置業啊！手中有多少錢都要拿出來，再把房子抵押，汽車抵押，甚至把褲頭汗衫抵押，也要用來買地。你看我在新加坡講吃、講穿、講汽車、講洋房，那都不算什麼。但我手中有土地，當初3塊錢一平方米買下來的，現在脱手就是300塊，整整漲了100倍，而且還有增值的空間哩！”

洪的這位堂兄洪敦樹，乃是新加坡當時最高檔的五星級酒店——香宮的老闆之一。而香宮大酒店就是他拿出了當初用3塊坡幣一平米買下的土地，與另一位大名鼎鼎的馬來西亞企業家首富郭鶴年合作經營的。

堂兄一席談，使洪貴仁從此涉足地產行當，在印尼到處買地，有了大片土地又開發森林，又開辦煤礦，幹得渾身是勁。

洪貴仁公司在印尼明古魯蘇努峯煤礦的運煤碼頭

2009年，原本一心要當“煤電大企業家”的洪氏，看到中國房地產價格這幾年向上竄升的勢頭堪比火箭，覺得自己在印尼做煤老闆還不過癮，終於按捺不住，一個猛子又扎回中國。他在浙江嘉興的一個鄉鎮簽訂了一個新城地產開發項目，總投資超過8000萬美元。這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在簽約會上發言説，他承認自己年紀大，但並不認為自己老，“我還想做一個房地產大企業家。”

1994年時任中國領導訪問印尼，應邀出席印中友好協會舉辦的歡迎宴會。圖為該會副主席洪貴仁、周伯達等華社精英向江主席敬酒

洪貴仁與時任印尼國軍總司令卓科將軍交談

傳記完成之後，有一次我和洪先生在雅加達見面，得知他為了國內的房地產項目，不顧年事已高，每個月都飛來飛去，就勸他不必這般舟車勞頓，在印尼也一樣可以做房地產大佬。老先生搖搖頭：“印尼已經民主了，徵地拆遷，平民百姓不同意，政府就無計可施。

我故意嚴肅地問他：“難道説中國不民主嗎？”

 “中國當然也民主，但中國還有一個戰無不勝的絕招。”

“什麼絕招？”

洪先生呵呵笑道：“民主集中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