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公知”的界限_風聞

文/呂德文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公知”是當下中國極具特色的現象。任何一項公共話題，**大到國家的大政方針，小到百姓的細小瑣事，總會有“公共知識分子”一本正經地評論一番。但很多評論，卻往往有悖常識，進而招人嘲諷。到底是“公知”羣體的問題，還是社會有病？這本身就是值得觀察的社會現象。**筆者勉強算個社會學者，平常甚是關心公共話題；偶爾也給不同媒體寫寫東西，和諸多編輯記者有深入交流；前幾年，甚至還有一家電視台，碰到什麼問題都要筆者發言，雖讓人汗顏，卻也多少了解媒體生態的另一面。趁着有空，就把關於“公知”現象的“參與式觀察”體會寫下來，供大家參考。

準確地説，在中國語境下，“公知”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一開始，那些市場化媒體確實用“公共知識分子”來指稱那些參與公共話題討論的專家學者。無論其原初動機如何，應該肯定這種作法。因為，公共性是媒體的本質；知識分子關心公共話題，也是他們的權利和職責。大概是從2011年起，“公知”已有其特定內涵，甚至被賦予了貶義色彩。原因何在？恐怕與特定的媒體生態、轉型期社會形態、社會科學精神及“公知”羣體特徵等都有密切關係。

上世紀90年代，隨着媒體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中國媒體出現了體制性媒體的“去政治化”及市場化媒體“政治化”的雙向過程。體制性媒體的專業素養雖比較高，卻受體制束縛而難以及時回應公共議題，甚至有意迴避敏感的社會問題，主動或被動地放棄了媒體本應有的公共性；**而市場化媒體的專業素養雖參差不齊，卻受益於靈活的體制，再加上經濟利益的驅動，敢於討論敏感卻真實的公共話題，反而具有了極強的公共性。**一些運作成熟的市場化媒體為提高其公共話題討論的權威性，樂於借用專家學者的言論；而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專家學者，似乎找到了證明其價值的另一條捷徑，也樂於在公共媒體發表言論。終於，市場化媒體與活躍於媒體的專家學者共謀，塑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知”羣體。其標誌性事件是，2004年9月，南方報業旗下《南方人物週刊》推出了“影響中國50位公共知識分子”，稱讚他們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

筆者研究過以“南方系”為代表的市場化媒體的公共議題操作手法，發現2003年孫志剛事件之後，市場化媒體的典型案例報道及公共議題設置越來越成熟，其關鍵是形成媒體、當事人及知識分子之間的聯盟。媒體不僅充當事件的講述者，更是議題設置、事件進程的操控着，乃至於成為抗爭專家。而當事人則往往被塑造成“新民權運動”的英雄，一些當事人為了獲得媒體關注，甚至樂於配合媒體表演。一些知識分子則就案例報道進行評論，以擴大其權威性及影響力。可以説，在眾多的公共話題討論中，市場化媒體、當事人及知識分子之間，具有天然的聯盟關係；而地方政府往往成為施壓對象，體制性媒體受制於地方政府利益，也往往處於失聲狀態。**問題在於，所謂“旁觀者清”，圍觀者並不總是跟隨媒體設置的議題及話語框架走。尤其是自媒體興起以後，媒體記者及當事人掌握事件真相的權力大大減弱，圍觀者也可以是訴説者。**典型如2009年諸多市場化媒體對宜黃事件的報道，它雖然算是一次“成功”的案例報道，表面上媒體和知識分子都達到了其目的；但當事人卻付出了慘重代價，且第一次出現了圍觀者的另類訴説，挑戰了媒體的權威性。在這種情況下，與市場化媒體共進退的“公知”，僅僅是因為其“屁股決定腦袋”的立場，即容易招致人們的質疑。

這麼説來，“公知”是特定媒體生態的產物，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媒體生態改變了，“公知”形象自然會跟着改變。客觀上，真正對市場化媒體權威發起挑戰的，的確是近些年來媒體生態的根本轉型。一是上文提及的，隨着自媒體的普及，媒體權力迅速衰弱，過去紙媒時代市場化媒體掌握事件報道的主動權，以及議題設置的操作權，已經弱化不少。二是更為重要的是，體制性媒體“去政治化”的趨勢得到了一定緩解。現如今，體制性媒體積極介入社會問題，參與公共話題討論，使得媒體市場化競爭更為激烈。而客觀上，體制性媒體的資源、渠道和專業素養，都要比市場化媒體高，市場化媒體“政治化”的優勢已經不復存在。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在市場化媒體上發表一些大而無當，或者説“壓線不越線”言論，已經很難説服眾人；被各種事實“打臉”也就在所難免。

按理説，媒體市場化程度越高，話語競爭越激烈，對理想型的公共知識分子——“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的理想者”，其實是有利的。原因很簡單，媒體都需要有學養、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來增加其競爭力。但這幾年，“公共知識分子”卻蜕化成了“公知”，説明“公知”羣體本身也有問題。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唐世平教授所言，“公知”羣體主要是媒體人士或文史哲或法學學者，他們不是長呼短嘆，就是借古諷今，卻無法提供基於社會科學研究基礎之上的解釋（見唐世平：《不是長呼短嘆，就是借古諷今——“公知”為何成了貶義詞》）。**細究起來，原因可能比“公知”羣體的知識結構過於單一、陳舊，還要複雜一些。用一句話來説，就是“公知”其實是有界限的，但很多人卻又出於各種原因，非要對各種問題發表言論，越界之事常有，出洋相的時候也就多了起來。**更為奇怪的是，多數已經成名的“公知”，為維護自己的聲譽，出錯了還不老實認賬，幹出些小孩子般掐架的事來。圍觀者中，認真者覺得其胡鬧而不嚴肅，起鬨參合者視其為一種娛樂表演，總歸是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相距甚遠了。

中國歷史上其實不缺“公共知識分子”，遠的不説，單是上世紀80年代，就有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參與公共事務，且眾所周知，參與的程度還不低。不過，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基本上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士大夫精神的延續。其基本特徵是，多數介入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都秉持理想信念而行動，並不建立在嚴謹科學的研究基礎之上；甚至於那些社會科學學者，其“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也大多與其專業背景無關，只與“知識分子”這個身份有關。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啓改革開放進程的中國，僅僅秉持士大夫精神而介入公共事務，多少有點不合適適宜。這也就難怪，為何那次介入會失敗。這是因為，經過幾代仁人志士的努力，中國已經告別了傳統社會形態，其國家性質、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乃至於意識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改變；新中國治理國家與社會，也主要依靠現代科學技術及政治制度，而非傳統政治理念（這其中，士大夫階層及精神起到關鍵作用）。**進入90年代，一大批知識分子走入學院，中國社會科學也進入了專業化階段。很多學科主動放棄了“改造社會”的衝動，這其中，經濟學和社會學表現尤甚。現如今，標準的社會學論文基本上不再提對策，其工作只限於敍述和解釋問題。**只不過，直至今日，中國社會科學的專業化水平並不高；更麻煩的是，其主體性仍然缺失，遠未形成一套適合於解釋中國問題的話語體系。如此，哪怕是嚴肅的學者運用“科學”的專業知識來參與公共議題，隔靴搔癢或離題萬里的情況，也是常有的。

歷史弔詭之處就在於，實踐總是快於理論；中國社會轉型太快，根本就等不及成熟的中國社會科學來解釋或改造。偏偏上世紀90年代起，中國社會轉型出現了諸多問題，迫切需要專家型的知識分子介入。平心而論，如果純粹當做一種“社會事實”，市場化媒體催生出媒體人士和文史哲或法學學者這兩類“公知”，有必然性。多數媒體人一開始介入公共事務，既可能是職業理想，也可能是年輕人特有的激情所致；而多數“公知”，多少都留有80年代的記憶。於是，這兩類羣體的結合，使得“公知”羣體及其實踐具有鮮明的特徵：他們關心的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全新議題，但他們的解釋話語卻是80年代殘留的民主、自由、憲政等“大詞”；他們高舉“公共知識分子”的旗幟，卻很難擺脱市場化媒體與生俱來的特殊利益驅動；他們着眼於個案，卻有意忽略社會結構及宏大歷史進程，以及其它社會羣體的感知。人們只所以普遍對“公知”羣體不滿，當然有轉型社會中必然存在的潛在的情感、意識形態乃至利益衝突的原因；但更為重要的是，“公知”羣體離現實太遠，遠不能回應這個社會及普羅大眾的訴求。

近些年來，一些從事社會科學研究，且專業素養較高的學者，也熱衷於介入公共話題討論。金融學者不單要對金融問題發言，還要對三農問題、土地制度及城市化發言，乃至於國家政治改革也要説上幾句；社會學者講述及評論社會問題也就算了，談談政治議題也無妨，卻連經濟問題、外交關係等一切公共議題都要發言。更為奇怪的是，一些學者還和演藝明星互相唱和指點江山，娛樂圈竟然也出現了不少“公知”大V。**客觀上説，這種具有專業素養的經常越界的“公知”，跟人們普遍批評的“公知”，有一定區別。他們比媒體人士、文史哲及法學學者顯得更有理性、更具策略，更善於“講故事”、含沙射影，也更善於捕捉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焦慮心靈。**因此，這類“公知”在社會觀感上，其實並無太多的負面形象，反倒是有不少粉絲。但是，他們和一般意義上的“公知”羣體並無本質不同，當他們在專業之外發言時，秉持的仍然是某種理想信念，甚至很可能是非常小我的情感動機；他們的話語框架，仍然跳脱不出那些與中國現實相距甚遠的“大詞”。當然，最大的相同之處是，他們和那位著名的“大V”一樣，都享受着粉絲擁戴帶來的權力快感；其言論，很大程度上是為圈粉、迎合大眾，而不是真正的批判重建社會——他們從來不會在公共話題上“得罪”粉絲，哪怕其專業素養告訴他們，事情並非如此。

因此，當前中國“公知”的真正癥結在於，知識分子離現實太遠、脱離人民羣眾太久。“公知”們總説自己代表普羅大眾的利益，替弱勢羣體説話；可鉅變的中國，普羅大眾的利益何在？弱勢羣體在哪裏？他們不屑於深入研究。“公知”也偶爾張口閉口家國百姓的，可他們中的很多人的身份早就不是中國人了。國家真正有難，國人的愛國情懷有點迸發時，“公知”總喜歡拿“理性”當遮羞布，反咬一口説別人是“愛國賊”。“公知”們最喜歡説的一句話是“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衞你説話的權利”。可是，近日他們中的一些人卻以清華校友的身份，發公開信要清華開除自己的教授——而這個教授，僅僅是因為幾年前發表了一份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術報告而已。知識分子脱離現實，變得虛偽，一是表現為部分人士還活在自己給自己營造的理想信念中，糾結於特殊的人生歷程而不可自拔，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周遭世界正在發生的鉅變。二是中國過於龐大、轉型太快，專家學者基於專業化路徑，確實很難把握如此複雜的現實；但為了那一點“忍不住的關懷”，管不住自己的嘴，説一些“外行話”。**前者終究會走入歷史的垃圾堆，後者則涉及到學術倫理：這類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恐怕還得反省一下專業精神。基於社會科學訓練的專家學者，其最為可貴的價值是實證精神；而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信條——實事求是。**就現在的媒體及政治生態而言，一個真正秉持社會科學精神，真正深入現實、深入人民羣眾的學者，其實是很容易獲得“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的。因為，“公共知識分子”和專家一樣，乃是現代社會分工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最後，還是要為“公知”（不是“公共知識分子”）説一句公道話，哪怕他們經常越界，脱離現實自當“清流”，甚至為着一己之私泄憤，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們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不該否認，他們在維繫正常社會生態系統中的地位也該得到承認。但是，他們也應該坦然接受對他們的批評——畢竟這是開放社會的邏輯使然。要是“公知”能增加一點反省意識，多一些專業素養，秉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或許對這個社會更有益處。只不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公知”羣體也會更新換代，就隨他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