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不在於“國進民退”_風聞

        又看到批判“國進民退”的文章了！

       剛在網上看到， 姜超宏觀債券研究發表了一篇文章《海通姜超：要改變的不是去槓桿，而是“國進民退”！》，指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一、國企和平台融資易，而民企融資難；

        二、政府基建投資太多、企業製造投資佔比下滑；

        三、廣義税負過重、土地轉讓收入太多；

        四、國企利潤激增、民企利潤下滑。

        因此他開出的藥方會是什麼，這裏就不必再多費文字表述了。這裏只就他指出的幾個所謂問題進行批判：

        一、相對於國企，民企融資比較難，是正常的市場現象。並且也不構成經濟困難的原因。        

        因為，投入到了市場上的錢，是沒有被政府綁住的。資金之所以不流入民企，是因為民企本身的經濟效益不夠好——這一點姜超自己也承認了【國企利潤激增、民企利潤下滑】。

        既然民企利潤下滑了，它們的融資難度上升不就是應該的了嗎？

        而且在這篇文章裏説到了【到目前為止，發電量增速反映的經濟增長依舊平穩、工業企業利潤增速仍高，這説明不完全是經濟基本面的問題，而是市場信心出了問題。無論是P2P行業的持續爆雷，還是頻發的股票質押平倉，以及大量民營企業債務違約】。

        也就是説，目前被姜超認為的【民企融資難】現象，伴隨的並不是經濟的走壞，而是【大量民營企業債務違約】。這有什麼不對呢？

        當然，姜超對此的解釋是，因為資金都流入國企，所以國企效益好；而資金流入民企少，所以民企效益不好。

        在這裏，姜超違背了基本的經濟邏輯：經濟效益的提高，需要的是市場有效需求的增大，而不是信貸資金的增加。

        如果市場有效需求足夠，經濟效益前景明確，資金流入就會增加；反之就會減少。

        也就是説，他把企業效益與資金流動的市場邏輯顛倒了。

       事實上，政府向市場投放資源也好、引導資源向特別行業投入也好，只要資源進入了市場，就不可能繼續被政府的繩子拴住，而是會自動尋找利潤空間大的地方流動了。

        比如政府把錢給了國企，國企要麼把錢直接投放到經濟活動中，會讓能夠賺到更多錢的私人企業獲得；要麼把錢存在銀行裏，銀行終於也會把它放給能賺到錢的私人企業。

        別説中國的銀行體制導致私人借貸成本高。要知道中國的銀行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國企。沒有經濟效益的貸款是不會做的。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借貸成本高，是經濟規律決定下的世界普遍現象。

        即使在美國，中小企業的借貸成本也比大企業高很多。原因很簡單：對中小企業貸款的風險比較高，而綜合收益比較低。

        銀行從風險效益比較出發，必然要更高的收益保障，在利率與擔保方面，會有更高的要求。美國的大企業遇到困難，美國政府也會給予支援，比如以虧損上百億美元的代價救助通用汽車。中國的私人企業絕大多數都是中小企業，他們的借貸成本高，與美國的中小企業借貸成本高是一個道理。

        因此，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民營企業融資相對困難一點，不是中國經濟中的特有現象。相反，政府為了降低中小企業融資難，做了大量的制度改革，才是中國經濟中特有的現象。

        二、基建投資是改善生產力環境的必須，同時在經濟增速有放緩跡象的時候，國家投資正好彌補了民間資本畏縮不進造成的經濟真空。

        姜超們被西方經濟理論教條束縛思維，認定中國經濟投資率過高使經濟發展中的嚴重問題。卻不懂得從經濟常識出發認識到，  高投資率不是經濟增長的桎梏，相反，政府必然地不能持續高投資，才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無法繼續高速度增長的原因。

        資本利潤率往往與政府投資率的變動正相關。所謂投資率過高，必然講的是國家投資。民間投資沒有不關心資本利潤率的，從宏觀經濟角度分析，不可能過高——只有過低。

        投資會帶來市場有效需求，從而滿足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市場條件。更重要的，這是有效推廣與佈局先進生產力的手段，也是淘汰低水平生產力的必須。

        因此高投資是經濟高速增長的必要條件。邊際效用規律與市場規律決定了政府從市場分割財富佔比必然減少，以及財富必然向少數私人集中的趨勢，也就決定了政府投資能力的必然降低和高投資率現象的必然消失。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中的低投資率，是因為他們的政府能力必然地降低了的結果，而不是什麼經濟發展的要求。

        如果説過去因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水平遠低於發達國家，還有人錯以為是因為發達國家沒有了政府投資空間，那麼奧巴馬的高鐵設想成為笑柄，更證明了他們的問題在於政府能力降低，沒辦法提高投資率，而不是需要低投資率。       

        有一種説法，高投資率會導致消費偏低。他們不知道投資最終都會形成民眾的收入。而民眾勞動收入的增加，才應該是消費增長的條件。

        如果國家財政都被用於支持民眾消費，先進生產力的推廣與佈局就會受到阻礙。民眾不是因為從工作中獲得收入而增加消費能力，必然導致“養懶漢”現象的蔓延。人懶了，生產力水平沒上去，對經濟的危害才是可怕的。

       至於姜超詬病的【企業製造投資佔比下滑】，正好是民企在面對市場困難喪失信心，出現導致經濟困難增加的“民退”現象。如果此時國家不增加投資，民企的信心將更為降低，“民退”現象當然會更加嚴重。姜超是要這個市場結果嗎？

        三、判斷廣義税收是否過重，應該以經濟發展的結果為標準

         經濟價值內容分為工資、利潤、税收三部分。政府的各種收費及國企利潤，本質上也屬於税收範疇。税收是否合理，以它是否影響了經濟正常發展為標準。

        一個國家只要經濟發展正常，就證明税收合理；如果經濟發展太慢，就證明税收擠佔了資本的必要利潤空間；如果經濟過熱，則證明税收水平太低，延緩了生產力進步。

        需要明白的一個問題是，生產力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但並不是經濟發展本身。

        在一定環境下，經濟發展與生產力進步是互相矛盾的：經濟過熱的時候，資本投向科技進步的方向會減少，會導致生產力進步放緩；同時，生產力進步會導致資源生產效率提高，資源稀缺度降低，也會導致資源的財富屬性降低，從而造成經濟運行困難。

        在經濟規模偏小的時候，因為就業問題嚴重，政府會降低税收在經濟價值中的比重，增大資本利潤空間，以促進經濟發展；當經濟規模擴大，勞動力供應趨於緊張，就會導致工資佔經濟價值比重升高，擠壓資本利潤空間。這時候資本家會要求降低税收。

        然而在發展中經濟體，這時候應該做的是促進產業升級而不是減税。

        不過度搞福利、限制公務開支、給創業和小微企業減免税都是應該的。但是給企業減税則不應該。

        因為，當前中國經濟中的嚴重問題，不在於資本不足。

        在這樣環境下給企業減税，就是在既有生產力水平上擴大資本利潤空間，會導致資本在相對較低水平上更快增值與流入。資本間競爭加劇的結果，將是資源過多流向低效率產業，不利於產業升級與生產力進步。而且，勞動力成本會在經濟水平不高的基礎上過快上升，對以後的經濟結構調整不利。

        發展中經濟體相對於發達國家，還有科技更新的空間，應該通過科技更新實現產業升級，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不降低工資絕對水平的同時，在生產力與經濟水平提高的基礎上，擴大資本利潤空間。

        如果用減税的方法擴大資本利潤空間，資本將沒有產業升級的動力與壓力，會導致經濟在低水平盲目擴張，而且競爭過度的結果，將會是利益外流與資源浪費。

        發達經濟體科技水平已經是一流，要進一步提升科技水平，需要等待科技創新的突破，這個相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科技更新來説，難度很大。因此產業升級必然很慢。在工資水平上升擠壓資本利潤空間的環境下，要保持資本不因為利潤空間太低而流出、導致經濟規模偏小，就只有減税了。       今天的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不應該學發達國家的減税政策。

        四、今天的國企利潤激增是好現象。

       當民企利潤高、 國企利潤低的時候，被説成是國企效率不高；國企利潤增長，如今又因為民企利潤下滑被詬病。總之，國企就是必須拿來詬病的。這是不明白國企的經濟意義的表現。

        國企不是一般的企業。一般的企業只是資本的盈利工具，國企是國家對於社會再生產流程的調節與管理工具。

        因此，對於國企的評判，不應該以盈利為主要標準，而應該以生產力水平、科技進步狀況為衡量標準。至於國企是不是盈利，那是國家財政必須關注的事。當然，如果你要買國企股票，也得看他的盈利狀況。但是這不是問題——不盈利的國企股票你別買就好了。

        現在社會輿論中對於國企的評判常常自相矛盾：

        國企不盈利，就説是“殭屍企業”；

        國企盈利了，就説是擠壓了私企的市場空間——這個在邏輯上倒是正確的。

        “殭屍企業”當然應該退出市場；擠壓私企的市場空間，也應該退出市場。總之，國企就應該退出市場就對了。

        可是從國際經濟現狀與發達國家經濟史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國企不發達的國家，經濟都發展得不好：

        印度、菲律賓等等大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都不如中國發展得好；

        而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以後幾十年中，曾經大力發展國企經濟，伴隨的也是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自從他們實行了國企私有化以後，他們的經濟增長就再也沒有快速過。

        這是為什麼？因為國企市政府調節社會再生產流程的工具。

        經濟是社會再生產在私有制社會里的表現形態。社會再生產好了，經濟才會好。而社會再生產發展的根本條件在於生產力進步，這一點與經濟的要求一致：只有生產力進步了，抵消了經濟成本上升的因素，才有市場競爭力，可以從市場交易中贏得財富。

        而生產力的進步依靠的是科技進步。科技進步需要的財務成本往往是私企不願意承受的。

        在這樣情況下，國企就可以在政府財政的支持下，超越經濟發展水平階段的需要，進行跨越式科技進步行為，保證科技進步的相對快速、持續。也就可以保證生產力進步的相對快速、持續。於是也就可以保證經濟競爭力的持續強勁。

        國企還有一個作用是私企不可替代的：當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私企為了資本的安全，必然地會退縮。市場各方越退縮，市場需求越萎縮，市場預期就會越悲觀，惡性循環的結果將是市場的崩潰。

        這時候國企必須根據國家的要求不顧自身的財務利益，維持乃至於擴大市場活動規模，提供市場急需的有效需求，遏制市場崩潰的趨勢，防止私企的大批量倒閉。

        正是有了國企的上述作用，西方發達國家在二戰以後才能夠在國企作用下持續幾十年的經濟較快的發展；

        也正因為後來沒有了曾經的國企活動支撐，他們的經濟增速就再也沒有快起來過。也正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沒有中國的國企經濟規模，他們的經濟發展始終無法像中國一樣發展起來。

        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的國企經濟規模，才有了這幾十年的經濟奇蹟。

        需要解釋的是，國企支撐的是社會再生產，並不是經濟本身。因此經濟還得在以私企為主的環境下才能發展起來。所以原來沒有私企的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的經濟成長受到了體制的壓制。

        之所以經濟必須在以私企為主的環境下成長，是因為經濟活動是以私人的財富為目的，與社會再生產以滿足社會消費為目的不同。只有讓私人的財富效應彰顯，才能夠激發每個人的進取性。這在經濟社會里，是社會再生產發展的必要形態。

        這樣解釋了以後，應該不會有人質問我，“為什麼計劃經濟體制要改變為市場經濟體制”，這樣的問題了。而國企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則是事實與邏輯都可以證明得很清楚的。        人們之所以很容易被攻擊國企的輿論所忽悠，主要有如下原因：        1、不明白社會再生產與經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兩個要求不同的現象。

        社會再生產的要求是通過發展生產力，提高資源生產效率，用日益充沛的資源滿足社會消費要求；        經濟是在社會再生產基礎上，通過市場交易，擴大私人的資源控制權。

        社會再生產的資源增加是全體社會成員共贏的條件；

        而資源控制權——也就是財富——的競爭，則是零和遊戲，資本家擁有的多了，普通民眾擁有的就少了。

        2、不明白企業不創造財富，只是通過市場交易瓜分市場價值，也就是瓜分社會財富，成為資本的利潤——資本的利潤不過是社會財富的組成部分。

        因此，不能因為國企沒有實現企業利潤而歧視國企；相反，我們應該看到，國企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源生產與資源交流中，為私企在市場上獲得利潤空間，從而為經濟活動的可持續進行，所起的的特殊作用，而特別地予以尊重。

        3、社會上一些人故意只説國企中的負面現象，對於私企存在的負面現象一概不提。

        其實私企的問題更多，所以他們中間因為適應不了市場要求而倒閉的，更多出國企很多倍——否則的話，社會上豈不人人都成為企業主了？只不過一些人説國企的時候，只説不好的現象，説私企就説蘋果之類的成功現象，而不説私人企業中的龐氏騙局現象。甚至為私企的非法現象進行辯護。

        國企的存在，是與經濟倫理要求一致的。但是與經濟社會的財富規律不一致：

        當經濟過熱的時候，國家調節經濟的效果會首先從國企的收縮體現出來；

        當經濟偏冷的時候，國企又必須不顧企業財務效應，輸出資源以支撐市場。

         當然，這麼做的結果是國企財富的損失與國家財政的萎縮。長期持續的結果，是國企最終將退出市場。

        而私企的發展是與財富規律要求一致的。財富規律決定了社會的貧富分化不可遏制，將導致市場的崩潰。因此私企的發展其實與經濟的倫理要求是相悖的。

        國企好的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就好，於是私企就發達；

         私企發達的結果，會導致國企逐漸的退出市場。

        而國企退出市場的結果是經濟發展的逐漸惡化，私企的處境也會逐漸惡化。

        這是市場規律現象，不是人們的意志可以改變的。不過不同的環境下，國企存在的時間延續長度會有不同。人們如果能夠理性認識到這個問題，可以讓國企存在的時間更長一些，那麼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好時期也會更長一些。        所以，姜超們指責中國經濟中的“國進民退”現象，是違背經濟邏輯與世界經濟歷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