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在東北亞研究中投入了大量資源，卻無法形成科學的預判？_風聞

張景全：新時代區域理論研究創新芻議

區域發展實踐表明，區域研究已經處於理論大爆發的前夜。國際上的區域發展實踐已經走過了歐盟之路、東盟之路等，早已形成了國際、國內區域發展的繁雜互動。區域發展不僅是一個世界性課題，也是一個民族性課題。

本文發佈於“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張景全。

區域發展實踐表明，區域研究已經處於理論大爆發的前夜。國際上的區域發展實踐已經走過了歐盟之路、東盟之路等，早已形成了國際、國內區域發展的繁雜互動。區域發展不僅是一個世界性課題，也是一個民族性課題。新時代我國區域理論研究創新需要在以下幾方面不斷完善。

傳統地緣政治學的桎梏需要突破

無論是傳統地緣政治學，抑或是批判地緣政治學，都是人類對地理資源稟賦如何影響與塑造國際行為體思想與行為的有益思考。但是，從目前來看，傳統地緣政治學對我國融入世界、推進區域發展、構建區域理論有不少負面影響。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陷阱論”與“衝突論”。

與區域理論研究創新的艱難相比，“陷阱論”總是顯得既神秘，又可信手拈來。各種“陷阱論”既可能成為區域發展實踐中自我實現的預言，也可能成為區域理論研究創新中的緊箍咒。關於“陷阱論”，人們熟知的有，“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等。其中，“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是區域發展中無法逾越的宿命：在一個特定區域內，力量與觀念配置發生變化，就會產生挑戰者與守成者，於是兩者的衝突便不可避免。實際上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對有限區域歷史進程的有限和有選擇的概括總結。

目前，人們熟知的“衝突論”有“海陸衝突論”“挑戰者與守成者衝突論”“鄰國衝突論”等。“海陸衝突論”認為，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必然發生對抗與衝突；“鄰國衝突論”認為，鄰國比鄰而居必然發生衝突。事實上，在一個特定區域內，鄰國比鄰而居是常態，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共處一域也是常態。“陷阱論”“衝突論”乃至“零和博弈”，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強調差異、界限的個體主義思維的產物。如果受制於這些傳統地緣政治讖語，強調區域整體、具有很強羣體主義思維的區域發展從何談起？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從何談起？因此，從羣體主義思維出發構建區域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是一種有益的路徑。幸運的是，我國存在羣體主義實踐與思維的傳統與積澱。

“陷阱論”與“衝突論”長期流行於西方學術界。目前，我國一些學者也沉浸於此。如果我們繼續受制於這些傳統地緣政治學的咒語，何以構建起新時代的區域理論研究？歷史已經無數次證明，幾乎所有的學術創新都是對既有認知的突破或者反動，唯有擺脱傳統地緣政治學的一些陳舊觀念，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才有希望。

此外，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還離不開區域理論研究平台、學術期刊的創新與包容，應廣開學緣，讓具有創意的學術思想能夠生長與呈現。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藩籬需要突破

在學術梳理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恰恰是作為自然科學的地理科學與作為社會科學的近代歷史學於20世紀初在麥金德大腦中相遇，誕生了地緣政治學。從此，地緣政治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繁衍不斷，生息不止。目前，大多數區域理論研究都脱離了自然科學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交叉運用的軌道，在平行的世界裏探究着區域的世界。事實上，一個區域的變遷是自然與社會互動的結果，這需要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疊加研究。因此，在新時代區域理論的構建中，有必要基於區域問題的發展規律，打破單一研究方法的迷思，克服學科分類的精細化，讓自然科學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在21世紀區域理論與方法的構建中再次相遇。

麥金德

在新時代，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與社會科學發展需要走融合之路，區域研究為這種融合提供了場域與機遇。這也是中國科學崛起、理性崛起、和平崛起的時代需要。此前，傳統區域理論研究基本上是社會科學的獨角戲。新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打破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藩籬，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接中，構建區域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交通改進、氣候變遷、性別構成和年齡比例的變化對一個區域的社會影響引起了越來越大的關注。自然科學的區域參與將在傳統社會科學主宰的區域社會中產生蝴蝶效應。

在新的歷史時期進行科學的區域發展建設，構建智慧區域、生態區域、和平區域，需要我們進行區域理論創新，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之路。唯此，新時代區域理論與方法研究才有可能更上層樓。

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轉換需要把握

區域發展需要投入資源，同樣，區域理論研究也需要投入資源。我國在各個區域研究領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既有成功的區域發展案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區域發展案例。那麼，為什麼在投入資源後會產生效果不同的區域發展案例？

筆者認為，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需要關注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及其轉換，這對資源投入後的功效影響巨大。無論是政策制定者，抑或是理論研究者，都需要時刻提醒自己的是，自己掌握的資源永遠是有限的。既然資源永遠是有限的，在一定時期內，就需要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關鍵之處，就需要認清區域發展的主次矛盾。以東北亞區域發展為例，我國已經在東北亞區域發展與區域理論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設置了大量研究機構，產出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但遺憾的是，在東北亞區域，局勢的發展往往並不在我們的預計之內。朝鮮方面一度進行核試驗與導彈試驗；中韓關係與中日關係方面，雖然我們付出了堅實的努力，一度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薩德問題和釣魚島問題還是讓中韓、中日關係一度陷入低谷。儘管我們在東北亞區域投入了大量的資源，在區域理論研究領域也產生了大量的成果，但為什麼我們的理論研究很難為東北亞區域發展提供富於實際價值的預見性研判和解決方案？這需要從事區域理論研究的學者們進行深入反思。

東北亞地圖

關於上述問題的看法見仁見智，筆者認為，沒有抓住主要矛盾，沒有把握主次矛盾及其轉換是區域理論研究出現盲區的主要原因。在東北亞區域國際關係中，存在着大量的雙邊和錯綜複雜的多邊關係。長期以來我們的東北亞區域理論研究機構及其研究人員，因為語言、經歷與知識結構，形成了自己熟悉哪個國家或者語言，就會關注中國與哪個國家的關係，就會把研究機構或者個人資源投向哪個雙邊關係中，而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整個區域的總體研究。這便使我們對東北亞區域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界定混亂，甚至於忽視主次矛盾。多年的區域理論研究後，是持續的區域國際關係困境，往往我們擔心什麼就會發生什麼，區域理論研究無法擺脱實踐上的“墨菲定律”。

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需要研究者時刻提醒自己，在理論與方法設計時，釐清這樣的基本問題：本區域的主要矛盾是什麼？次要矛盾是什麼？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之間存在着怎樣的轉換？只有釐清了這些問題，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才會行穩致遠。

總之，區域理論研究的創新任重而道遠。區域理論研究面臨着眾多的區域實踐挑戰與既有理論的碰撞，我們需要在實踐與理論的互動中執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