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大國之間該如何協調？_風聞

文|佩裏·安德森

譯|張瀚天譯

校|海裔

【編者按】21世紀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開啓了建立新格局的序幕；而19世紀“維也納體系”的餘音並未消失，當今世界五強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印度似乎在重演當年的大國協調模式，衝突與動盪也依然存在。

與19世紀的世界體系相比，21世紀的全球局勢已開始呈現更加複雜、多元的發展趨勢。唯一的霸權國家美國，凸顯於21世紀特殊的世界政治版圖；崛起中的中國、籠罩在蘇聯覆滅陰影中的俄羅斯、內部隱患四伏的印度都在加速着當今世界的變革。

在這篇文章中，佩裏•安德森試圖就上述問題為我們解讀21世紀尚未成型的世界新體系，並指出建構新體系的潛在危機及多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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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維也納體系”在一戰中的全面崩潰，世界政治格局也迎來了天翻地覆的鉅變。世界上主要政治體之間的角力在20世紀經歷了三種不同的秩序：1918年到1945年，亂世當道，各大國與眾小國各自為營，世界局勢在陣營之間的相互敵對中逐步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淵；其後近半個世紀，世界局勢從根本上呈現以美國與蘇聯兩極開啓並領導的冷戰格局，爭奪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控制或影響。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世紀末，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獨佔鰲頭。

以21世紀世界體系出發，今天，我將就“與19世紀世界體系相比，21世紀的世界體系有何異同”這一問題展開討論。

21世紀“維也納體系”？

從相似之處説起，正如維也納會議過後的世界一樣，當今世界的主要大國也會舉行定期會議：七國集團首腦會議（G7 Summit），八國集團（Group of Eight），20國集團（G20），與過去的會議體系（Congress system）並無二致——所有參會國家都是聯合國（UN,United Nations）的維護者，在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中也絕少有分歧，遵循“大國一致原則”。它們也同樣都是世貿組織成員（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形形色色的條約和國際組織大量湧現。

人權話語提供了19世紀“文明標準”（standard of civilization）的後現代版本。以人權為名，軍事與政治干涉激增，或宣稱自己採取不干涉政策。和過去一樣，冠冕堂皇的説法是，今天的國際體制是為了謀求人類的普遍利益，但在實踐中，亦如過去一樣，大國（Great Powers）憑特權凌駕於體制之上，其中一項特權就是擁有核武器的權利。以上這些，都讓我們聯想到維也納會議之後的國際政治圖景。

圖/Peter Schrank

許多人都同意，如19世紀前期一樣，當代存在美國、歐盟、俄國、中國和印度五個明顯的大國地位人選。而當今世界的五大國——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和印度——他們能否組成新的五強統治（Pentarchy）？在社會結構、政治體系、法定意識形態和經濟發展水平上，這五國比起構建維也納協定的五國來説，內部差異更為複雜。

歐盟擁有最龐大的國民生產總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但仍是一個並不完善的國家聯盟，許多成員國仍保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整個聯盟缺乏中央政府；

俄羅斯雖然失去了蘇聯一半的領土，但依然是世界上陸地面積最大的國家，擁有世界第二大核武儲備，由一個選舉產生的獨裁政權所統治。

即將成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印度，是一個有四億赤貧人口的種姓社會，也是一個在自由民主政體框架內的中央集權而又擁有多元文化的聯邦制國家。

而美國，生活水平超過任何其他大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行業和最強的軍事力量，是一個包裹在一部18世紀憲法外衣之下的、不受束縛的資本主義社會（unfettered capitalism），僅有一半人口參與投票。

中國是一個在共產黨政權領導下的國家，這一政權管治着戰後最富活力的市場經濟。

與滑鐵盧戰役（Battle of Waterloo）之後的幾大老君主國相比，美國、歐盟、俄羅斯、中國和印度這一大國集羣內部的差異，是否更為極端，會不會因此成為它們之間逐步形成一種協調關係的阻礙呢？

當然，即便確有形成協調關係的跡象，這一過程也遠比1815年的過程更為緩慢和坎坷，因為它所形成的前提條件，並不是出於徹底地擊敗共同敵人的目的——比如拿破崙（Napoleon），儘管他背叛了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但仍然被君主們視為恐怖的革命後果之一；它的前提條件也不來自退回全面戰爭的危險，維也納會議恐懼這種全面戰爭，視之為革命的伴生物。

當今世界，核恐怖平衡早就已經消除了大國之間軍事衝突的傳統演算方式：其他形式的適度敵對可能會重現，但決戰沙場的情形，已大為減少。另外，隨着西方在冷戰中的勝利與蘇聯的解體，曾長時間存在的全球遍佈意識形態傳播與反叛中心的圖景，已不會重新出現。

日趨複雜的協作基礎

假如今日的大國既不恐懼戰爭，也不擔心革命，它們之間的穩定協作還能建立於怎樣的基礎之上呢？毫無疑問，一定是更為庸常（prosaic）、也更為複雜的基礎。

能促使當今的大國達成協議以領導世界的，並不是源於相關國家間戰爭狀態或底層社會革命的危險，而是他們經濟上的相互依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這種依賴使他們必須捆綁在一起。不僅在於今日商品市場跨國聯繫程度之深遠超往日，更在於自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以來，資本和貨幣市場超越國界之間的互聯互通，已經達到了即便是在古典自由主義高峯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也難以想象的程度，而僅僅幾十年之前，連哈耶克（Hayek）這樣的新自由主義先鋒仍抱以懷舊的姿態回眸那個美好年代。

因此目前對世界政治穩定的主要威脅，並非來自軍事衝突或激進暴動，而是來自經濟失調的連鎖反應——正如我們自2008年以來所目睹的那種情形，以及生態危機的到來——如生物圈的持續變暖。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過去會議體系的當代形態才被創制出來，這一產物並不是為了平息王朝衝突或領土爭端而召開的外交峯會，而是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們的集會，旨在熨平各方在貿易、利率、幣值和碳排放目標等實質利害關係上的分歧。

顯然，矛盾與衝突依舊存在。每個大國都有自己的經濟和生態議程，加之各方的領土關切或主張，國與國之間的政策規劃並沒有必然的兼容性。但正如19世紀歐洲的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一樣，這些矛盾點已經在實踐中被解決或壓制了——儘管這一過程多多少少伴隨着摩擦。

主要原因在於，各國對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諸原則，均抱有一致的務實的支持態度。雖然它們為了在體系中獲取相對優勢而玩弄手段，但全球化不僅統一了所謂“國際社會”的統治者們的深層客觀利益，也整合了它們各自主觀看法的核心基礎。

由此來看，21世紀早期的世界，與兩次大戰之間以及二戰之後意識形態兩極分化的世界，有着天壤之別。但是，有效共識的前提條件也與19世紀截然不同。經濟的不穩定，以及影響更深遠的生態危機，都是當今統治秩序不得不面對的威脅，這是因為各個大國的政權合法性都依賴於經濟的持續增長，後者發展速度的快慢繫於各國預期和客觀條件。任何持續的經濟衰退甚至崩潰，即便沒有引起直接的選舉或社會反彈，仍有可能造成與今日的統治秩序相牴觸的局面。正是對這一危險的共同憂慮，讓國際秩序的頂層集團緊緊地整合在一起。

在這個被平定（pacified）的秩序中，如1815年之後一樣，依舊存在區域性失衡，即存在與秩序原則相矛盾的戰亂地區。令人驚異的是，這樣的失衡與1815年情況相當類似。19世紀被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佔領的歐洲地區造成了類似的區域動亂，並最終導致維也納體系的崩盤。到了21世紀，昔日奧斯曼帝國的中東（Middle Eastern）屬地及其在穆斯林（Muslim）世界的外圍地帶，爆發了同樣的地區騷亂。

當地時間2016年7月16日德國柏林，多國民眾手舉土耳其國旗，

高舉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肖像和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標語牌走上街頭遊行示威，

抗議土耳其軍事政變。（圖/東方IC）

在我們交談的當下，正有七場戰爭在這一區域發生或持續擴大：從利比亞（Libya）到索馬里（Somalia），遍及也門（Yemen）、敍利亞（Syria）和伊拉克（Iraq），一直延伸到阿富汗（Afghanistan）和巴基斯坦（Pakistan）。甚至在歐洲，如前南斯拉夫（the former Yugoslavia）的命運所昭示的那樣，奧斯曼統治遺留的衝突和混亂，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在阿拉伯（Arab）世界內外，歐洲殖民主義（European colonialism）和西方世界對石油的需索，延續並激化了這些奧斯曼歷史遺留問題，以至於穩定已成為這一地區遙不可及的夙願。

獨一無二的霸主：美國

到底是誰在挑起這些地區的戰爭？正如其前任一樣，當代大國秩序並不是平等者之間的聯合體，等級制度始終暗藏其中。然而，不同於復辟時代的歐洲（Restoration Europe），現有秩序內部不存在兩個霸權力量。

美國依然享有“後冷戰時期”（post-Cold War）無可撼動的獨尊地位，享有諸多眾所周知的戰略優勢——鉅額財富、優質教育資源、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軍備力量、國際儲備貨幣等等，但最常引發質疑的就是美國的債務問題。當美國要依靠對手的資助來維繫自己的貿易國地位時，它要寄望於何種方式主宰一切呢？

對這一點，其辯護者指出，雖然美國如今持有的公共債務數量幾近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九十六，但仍低於1945年的相對值，也同樣低於現在的日本，相比英國在戰勝拿破崙次日近百分之二百七十的峯值，更是九牛一毛——彼時英國即將迎來擴張成為世界帝國的黃金時代。

當然，與1820年代的英國債務和1990年代的日本債務不同的是，美國的持債者多來自海外，接近於歷史上典型的半殖民地國家債務形式，而非帝國主義國家債務形式。但是這些債務支撐起美國的龐大進口額——主要是中國和日本，作為美國債務的持有方，他們也需要通過對美出口以維持自身的經濟增長——加之其所擁有的債務量已經十分巨大，如果債權國拋售債權，將會引發所持債券價格災難性的下跌。

由此可見，債務國和債權國互相綁架了對方。辯證地看，大國間結構性衝突最大的潛在爆發點，正是其經濟利益上互相依存的最有力確證，而任何新的大國統治也必須建立在這一依存性的基礎之上。

美國的霸權地位雖處於外部赤字的陰影之下，但尚未受到實質影響，其得益於兩個方面。

其一，在意識形態上，大國之中，唯有美國致力於輸出自由市場與自由選舉的資本主義自由（the capitalist liberty of free markets and free elections）信條，原則上這一信條可以適用到任何地方。

其他大國的官方立場都是特定國內環境的產物，他們既沒有能力實現類似水平的普世化，亦不以此相標榜。中國的情況即清楚地印證了這一點。中國拒絕任何將自己塑造為他國的模範的主張，更不必説更加力所不及的俄羅斯和印度了。歐盟也同樣如此，在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它幾乎都和美國一樣，就是多了那麼一點裝腔作勢，但作為一個異於他者的超國家政治體，置身於這樣幾乎全由民族國家構成且由最古老、最強大的國家領頭的世界格局中，它缺乏廣泛的號召力。

另一個支撐起美國霸權地位的條件，自然是它獨一無二的地緣優勢：美國獨據大西洋與太平洋兩個天然屏障，使之能與對手在地理位置上隔絕開來；而其他大國都與潛在或事實上的對手接壤，如歐盟與俄羅斯，俄國與歐盟、中國，中國與印度、俄羅斯，印度與中國、巴基斯坦。

並且出於各自的國內原因，這些國家從根本上保持了內向性，對它們而言，外部問題往往受制於內部局勢——這也是它們常常迎合美國霸權的原因。在這個輻輳結構中，各方與華盛頓的關係總是比另外四方內部的相互關係更為重要。而霸主美國恰恰相反，它是當前大國體系中唯一真正外向的國家，美國領導人在國際問題上的關注經常比在國內問題上更持久其行動也更為果斷。

因此，美國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突出地位，即便在原來的大國協調秩序中亦無能出其右者。正如我先前所述，一度共同掌握歐洲霸權的英國與俄國，在當時的世界舞台上也互為競爭對手，因此這一霸權自身更為鬆散，也易為當時“五大國”的另外三國——奧地利（Austria）、普魯士（Prussia）和法國所容忍，因為英俄兩國佔據了歐洲大陸的雙翼，在另外三國所處的歐洲大陸中心並無直接存在。

相較之下，美國才是一個真正的世界霸主，此種霸權連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都未曾達到：美國在五大洲都設有軍事基地，能在二十四小時內向世界任意地區投送大量精鋭部隊。這就意味着，不同於19世紀英國或俄國的地位，美國能夠任意干預其他大國所處的區域環境，而其他國家在美國所處的西半球區域都無法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美國實際上能以拒絕或命令的方式公開指示其他大國，告訴它們能主張哪些領土：禁止中國與俄羅斯收復其歷史上曾擁有的台灣與克里米亞(Crimea)，同時命令歐洲吸收土耳其（Turkey）入盟。

其他諸國的角色

通過以上幾種方式，美國超過了19世紀歐洲協調體系中兩位聯合霸主的地位。如果我們以其他大國與超級大國的合作程度為指標，來評判21世紀大國協調體系出現的可能性，那麼當今其他大國的角色較之當年又如何呢？

如果以2000年前後若干年為基準，這種合作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足以讓人相信新的世界體系正在形成。畢竟在21世紀初，美國已能夠在俄、印的援助以及中國的默許下入侵併佔領阿富汗；它還能夠獲得安理會的支持和協助，佔領伊拉克；同時在其他大國的配合下對伊朗實施經濟封鎖；那時中國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歐盟和北約（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勢力毫無阻礙地就擴張至俄羅斯的邊境；印度成為美國的核夥伴。海灣戰爭（Gulf War）之後，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總統宣告在主要大國共識基礎上建立“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當時無人提出反對主張，而十年之後的情況看來是對他的確證。

今天的關鍵問題是什麼呢？首先是國際體系的顯著變化，動搖了俄羅斯的國際地位。

回望拿破崙戰敗後的歐洲協調體系，成員國包含四個戰勝了拿破崙的國家：英國、俄國、奧地利和普魯士，也包括完敗的法國——拿破崙曾經統治的國家。在維也納會議重組歐洲勢力版圖時，戰勝國出於謹慎並沒有怠慢法國——不剝奪其原有領土，不將其排除於協調體系之外，也不以其他方式對其進行嚴厲懲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敏鋭地意識到，它們在法國扶植的波旁（Bourbon）復辟王朝缺乏民眾支持和民族的合法性（national legitimacy），這些戰勝國擔心，把一個過於屈辱的和平協定強加於法國，只怕會侵蝕這個王朝的政治基礎，最終釀成他們最恐懼的另一場法國大革命。反革命的審慎態度促使他們對戰敗國法國採取了温和的處理方式。

蘇聯的覆滅意味着西方世界最終成為冷戰的贏家，與當年反法同盟（War of the Fourth Coalition）擊敗拿破崙一樣具有決定性的勝利再次重演，然而此時西方世界已不必像反法同盟對法國所做的一樣，從外部強加任何復辟政權。

葉利欽（Boris Yeltsin）時代的精英們在後蘇維埃（post-Soviet）時代心甘情願地投入資本主義陣營，其熱忱甚至遠超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s），與此同時他們滿腔熱情地接受了美國在經濟和外交上的領導。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對當時的俄國外長科濟列夫（Andrei Kozyrev）有句著名的評價，形容他更像是美國駐莫斯科領事。

戈爾巴喬夫（資料圖）

蘇聯解體使俄羅斯失去了原屬沙俄（czarist empire）的大片地區，包括18世紀甚至更早就已劃入俄國領土的斯拉夫地區（the Slav lands of Ukraine and Belorussia）。葉利欽為了謀權放棄了這些領土，加上大規模的腐敗和政府經濟管理上的無能，所有這些都極其不得人心。為了使經濟重回正軌，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上台之際，也極力迎合美國。但是，得到歐盟支持的華盛頓不顧本國強硬派冷戰人士的警告，公開蔑視俄羅斯，違背老布什的承諾，把北約擴張到了俄羅斯邊境，企圖直插俄羅斯的後院——高加索地區（Caucasus），還試圖在烏克蘭（Ukraine）扶植親美政府，以達到對俄羅斯的合圍。此舉招致俄羅斯的反擊，俄政府收回克里米亞作為報復。此後美國和歐盟對俄實施經濟制裁，時至今日俄羅斯仍深受其苦。

換言之，西方遵循了一條與維也納體系戰勝國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改當時在處理法國時的謹慎，對俄羅斯實施嚴厲壓制。導致十二年前熱衷參與美國所界定的“國際社會”的俄羅斯走上修正主義之路，它拒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現狀，並志在扭轉這一格局。

然而俄羅斯所謀求的改變是極其有限的，其主要訴求是，儘管人口和領土大大減少，俄國仍應被承認為一個值得尊敬的大國。為了重獲這一地位，俄羅斯在中東積極部署軍事力量，以挫敗美國和歐洲國家意在推翻敍利亞政府的行動——俄羅斯這一行動本質上是解除制裁的談判籌碼。這些行動不會對美國主導的金融和商業體系構成威脅，相反，俄國的精英們仍試圖融入這一體系。知曉這一情況的美國精英們也寄望於此，所以他們對俄國的經濟壓迫至今還沒有放鬆的跡象。只要這樣的情況繼續發展下去，想要回到使完整的大國協調成為可能的那些條件，其前景陰雲密佈。

那麼，在潛在的21世紀五強統治之中，另外三個大國又如何呢？

歐盟面臨着英國迫在眉睫的脱離，也面臨着緊縮政策和移民湧入所導致的民怨，更不必説歐盟內部南北國家羣體之間以及東西國家羣體之間與日俱增的政治分歧。在此境況中，歐盟已經不再自命為照亮人類未來的光明燈塔。深陷於不斷加劇的內部問題中，歐盟在國際舞台上早已不是一個自主行動者。雖然實際付出了遠高於美國的代價，它仍順從地執行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並遵守美國對中國的設備貿易禁令，協助美國在北非（North Africa）和中東的軍事行動。它的自主空間僅限於與華盛頓的財政、商貿爭端問題上。

印度雖然經濟發展迅速，且也在尋求與美、日建立親密戰略伙伴關係，但它受到一系列因素牽制：東北部和西北部的維穩壓力，與巴基斯坦的持續衝突，加上國民教育水平和基礎建設方面的滯後，使其無法在國際上扮演與其人口規模相稱的角色。

最後，中國又怎麼樣呢？從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訪華到克林頓（Bill Clinton）的第二個任期，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大約三十倍，在此期間，中國在安理會只行使了一次否決權；而在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四倍，2011年到2014年的三年間，又增長了四倍。中國上一次獨立行使否決權還是在1999年。自那時起，中國的所有投票都和俄羅斯一致，而後者運用自己的否決權更為任意，雖然不如美國那麼頻繁——美國在這方面一直是冠軍。

而中國在行使否決權上態度的變化，其意義不言而喻：在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在財富和力量上的偉大崛起，伴隨着對美國霸權一貫的外交迎合，這遵循了中國六朝時代的格言：“韜光養晦”，即“隱藏實力，等待時機”。甚至在遭遇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Belgrade）使館時，這一綱領也未曾改變。近年來，隨着中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韜光養晦”開始讓位於“有所作為”。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中美兩國關係在許多方面繼續保持着合作：兩國間緊密的經濟往來，對全球變暖的共同關切，多形式的文化交流等。

但是，只要對美國決策者及其智囊們的文獻有浮光掠影的瞭解，就能看出兩國建立更深層合作關係道路上的重重阻礙——兩國的戰略目標互不相容，透過表象來看，二者都不是安於現狀的大國。

從長遠來看，中國不會任由遠隔萬里的美國在其家門口的東海以及西太平洋沿線實施海洋霸權，這是一種公然的對本地區的帝國主義干涉。如其他大國一樣，中國會努力掌控自己的海域。在這方面，美國當下並不僅限於遏制中國。

作為美國最傑出的中國研究專家之一，阿倫·弗裏德伯格（Aaron Freedberg）明確指出：“脱去外交辭令的外衣，美國戰略的終極目標，就是促進一場革命——哪怕是一場和平的革命——來推翻中國的一黨威權國家，並以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取代之”。換言之，美國的目標不僅是要維護它在太平洋的控制權，而且是政權更替。這些目標之間的衝突仍然被掩蓋着，但要是認為衝突會輕易消失，那不過是幻覺。弗裏德伯格指出，兩國都認為，時間站在自己這一邊。

“全球化”與大國協調

這一現狀在哪些方面偏離了本世紀大國協調的前景呢？

資產負債表至今仍然隱晦不明。一方面，這樣一個體系的物質基礎毫無疑問是存在的，這就是流行語“全球化”的真意，即對後現代資本主義實踐與原則的共同擁護，在這一資本主義形態中，金融市場將世界上各個國家和經濟體結成日益緊密的互聯網絡，在這一網絡中，對單個國家的危險變成了對全體的危險，正如2008年的危機以及整個世界迄今尚未擺脱的漫長餘波所證明的那樣。

在這個物質基礎之上，出現了一個廣泛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上層建築，體現為世界領導者們之間的持續會晤與商討，以及關於“國際社會”的一套修辭：這一社會由全體國家組成，並致力於解決共同問題。對這一敍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版本，但核心主題是相同的。籠罩在這個國際社會之上的，是超級大國的安全框架。

如果這就是國際圖景的全貌，那麼合作性的大國協調早已蓄勢待發。但是，存在着一個潛在的全面阻礙力量。霸主並不滿足，或者尚未滿足於主導一個由全球資本主義（planetary capitalism）所統合的秩序，在這個體系裏，它必須尊重其他大國的地區利益，以維護秩序的穩定。相反，在兩個主要方面，它違背了維也納會議體系藉以建立大國協調的基本準則。

首先，作為冷戰的贏家，美國並沒有創造和解基礎上的和平，而是向失敗者施加充滿羞辱和報復的懲罰性和平，一反當年歐洲的反革命政治家們對法國的態度。

其次，美國顯然並不滿足於建立在市場原則共識之上的世界經濟體系，更希望進一步追求世界政治體系的霸權化：如弗裏德伯格所言，單單資本主義是不夠的，必須是按美國標準所描述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這也違背了舊的大國協調體系原則，舊的體系只確保革命得到鎮壓，從不試圖把特定類型的君主制強加於其成員，而是謹慎地尊重成員國的自主和多樣性。

這種超級大國的自我標榜能持續多長時間呢？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曾使美國在一個世紀內謀得重利，如今卻已經不利於美國的發展，美國在國際產出中的份額下降，國內因收入增長停滯引起的動盪與日俱增。

單從經濟趨勢推斷，完全可以料想到一個美國榮光不再的未來世界。那時，美國將會面對眾多替代性權力中心——中國、歐盟、印度——這些國家雖然還達不到美國的軍事影響力，但它們的人口規模都大於美國，在經濟資源上也相當或接近於美國。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和唯一帝國主義霸權國家的霸主地位將成明日黃花。

但那時，霸權會消失嗎？不會，如果我們記起霸權這個詞彙的另一個更深的含義，它並非來自修昔底德（Thucydidies）和希臘（Greek）城邦，而是由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通過分析列寧（Vladimir Lenin）和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而提出的，它並不指涉國家間的權力秩序，而是直指社會中的權力體系。

如果世界是由諸多國家組成，並且這些國家都認同今日所理解的的自由市場和自由選舉學説——即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標準樣式——這一社會秩序將擁有空前的霸權力量，卻不需要任何的傳統霸權實體。這既不是空想，更嚴峻的是，也不在任何方面與當前的美國的帝國功能相矛盾——這在美國最清醒的理論家們的評估中已得到印證。

2003年7月，即伊拉克戰爭幾個月後，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發表了著名的文章《不動聲色的霸權：掌管世界的十條規則》（Supremacy by Stealth —Ten Rules for Managing the World）。文章鋪陳的兩個主要觀點，迥異於“修昔底德式霸權”，而應和了“葛蘭西式霸權”的兩大要素。

羅伯特·卡普蘭（圖自其個人官網）

在第一個觀點中，由於新時代“人員和資本的大規模流動，稀釋了主權的傳統含義”，卡普蘭借用來自哥倫比亞（Colombia）、也門、薩爾瓦多（El Salvador）、阿富汗、蒙古（Mongolia）和西非（West Africa）等地公開或隱秘的戰爭經驗，力圖找到一套有效的基本原則，以服務於美國的霸權實踐，他將這一實踐表述為“為航空和信息時代而設計的、沒有殖民地的美國霸業（imperium），在這一時代，人員和資本的大規模流動，稀釋了主權的傳統含義”。

總體的原則，如其所言，是“輕而致命”（light and lethal），即運用“力量的節約”來達到關鍵目的。他認為，這是冷戰最後十年的歷史經驗。他寫道：

“1967年，我們‘默默無聞的專業人員’，在玻利維亞（Bolivia）協助追捕並處死了引發半個地球騷動的埃內斯托·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薩爾瓦多的五十五名特種部隊（Special Forces）官員的業績，超過了在越南（Vietnam）的五十五萬多名士兵。智利（Chile）雖遭受了皮諾切特（Pinochet）的惡行，但私有化仍然使得後阿連德（post-Allende）時代的智利成為拉丁美洲唯一可與亞洲四小龍相抗衡的經濟體。在西半球，美國對政治現狀毫不掩飾的形塑，不需安理會的支持，但同時，它也不想陷入泥潭。”

卡普蘭更指出，這種滲透模式如今已經成功擴展到美洲之外。

“儘管在許多地方，我們沒有像昔日的英國一樣站穩腳跟，但我們的軍事實力，以及配套的訓練和養護，仍然有助於我們與當地政權的結合，9·11以來，美國情報人員已經秘密遍佈於各國的情報機關、軍隊和警察機關”。

在這樣的條件下，可以更迅捷、有效地秘密使用暴力。

卡普蘭還預見了奧巴馬任期內無人機的發展，他認為，

“未來的科技，比如可以像大核彈頭一樣制導的子彈，以及可以追蹤個人神經信號的衞星，將會使暗殺的可行性大大增加，並讓美國在追殺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那樣的統治者時，降低對平民的傷害。至於國際法，只有當戰爭作為與和平對立的另一種狀態存在時，才有意義。由於戰爭的爆發越來越不對稱，出其不意成為最重要的變量，能用於跟國會或聯合國進行民主磋商的時間越來越少，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軍政要員必須因勢做出閃電般的決定。在這種條件下，所謂來自國際社會的批准將會逐漸被架空——即便各方都嚴肅地否認這一點。”

當全面的軍事幹涉不可避免地來臨——例如伊拉克的情況——美國就應該重拾它在美西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後粉碎菲律賓（Philippines）起義時所用的手法。

卡普蘭的上述思考完全可以被視為當代美國軍國主義最令人膽寒的目錄，公開而無情地彰顯着美國新的總體力量。但這一看法的真正興趣在於其對於“同意”（consent）——葛蘭西的霸權概念的另一面——富有遠見的構想。在此，重要的不是卡普蘭冷靜羅列出的美國帝國霸權實踐，而是他所描繪的美國戰略視野：

正因為它們引起劇烈變遷，自由主義帝國——如威尼斯（Venice）、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和美國——為自己的失敗埋下隱患。因此，它們必須異常狡詐。我們不能想當然地看待任何事物——一百年前，英國海軍還是戰無不勝的隊伍。由中國掌管的世界，由法德主導的歐盟聯合俄羅斯掌管的世界，或者由聯合國掌管的世界，都將比現在的世界糟糕得多。因此當下的最高道德標準，必須是維持現狀——並在審慎的前提下增強——美國的強權。

​權力的目的不是權力本身：從根本上説，它是為了維持有序世界的關鍵特徵這一自由主義目的。這些特徵包括對財產的基本尊重、政治穩定、從務實視角理解的自由理念、經濟自由以及從文化視角理解的代議制政府。目前，正是美國的力量，也只有美國的力量，才能夠作為一個組織原則，推動自由市民社會在世界範圍內的確立。在世界歷史上一個充滿危險和動亂的時刻，美國肩負起了這一責任。

舊的冷戰體系曾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作為國際事務的主導範式，但現在顯然不復存在了。那些未來可能扮演地區穩定力量的勢力——印度、俄國、中國和歐盟——各自面臨不穩定、力量未充分發展或是不自信、不自由的問題。二三十年後，孕育新體系的條件可能會成熟，這一體系中有多個有影響力的行動者，以不斷有機演化的依存關係為基礎，組成新的政體結構。但是，在那個時代來臨之前，維持最低限度秩序和穩定，仍主要是美國的任務。如果我們足夠明智，就能認識到一個基本事實：我們是一個短暫的帝國霸權，我們受命經營一個帝國，而這個帝國等待着自己被淘汰。

結語

所有的歷史圖景都有缺陷，而所有的霸權都是不完美的。但如果我們不僅觀望這個充斥着美國強勢話語的當下世界秩序，也翹首以盼它的未來走向，我們就不應無視這一未來構想的內在邏輯。

從歷史來看，作為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一般都需要一個單一霸權來制定規則，並監管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嵌入民族國家的資本陣營之間的互動表現。歷史上缺少霸主的時期通常都是不穩定的時期，此時另一種意義上的霸權——不是一個資本陣營對另一陣營的穩定支配，而是在各個資本陣營內部，資本對勞動的支配——也受到威脅。

今天，美國霸業最深刻的理論家們所預期的，是一個不需要霸權充當國家間穩定器的新國際秩序，在這一秩序中，霸權性的穩定已經在各國內部得到普遍的保障。這一變化的發生條件被卡普蘭總結為 “自由市民社會的全球擴散”，以及世界主要國家間“不斷演化的有機依存關係”。

就前者而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都會沾沾自喜地統計全球“開放社會”和“正常運行的市場民主體制”數量，以及落後國家在這兩方面所取得的進展。至於“不斷演化的有機依存關係”，除了持續的七國集團首腦會議（G7 Summit）、八國集團（Group of Eight）甚至G9峯會，還有東亞與美國間互嵌的依存關係——東亞向美國市場出口商品，美國向東亞的銀行出口債券，跨領域的國際投資力量使各個領先國家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併為互利共榮而努力，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關於這種世界體系該如何被稱呼，我們有兩種均來自德國但卻大相徑庭的描述，對18世紀末的康德而言，我們面前最終會出現夢寐以求的諸共和民族的聯盟，它被稱為“永久和平”；而對20世紀初的考茨基而言，屆時我們將會淪為一個被他冷峻地命名為“超帝國主義”（Ultra-Imperialism）的秩序的臣民。一切皆無定數，但我們應該銘記這些可能性。

註釋：

*譯者張瀚天，北京大學法學院2016級法學碩士。校對者海裔，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政治學博士。本文為佩裏·安德森教授應北京大學“大講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之邀，於2016年10月20日在北京大學發表的第二次演講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