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在高位接盤的日本人，在房價崩潰後都怎麼樣了？_風聞

貼一篇新井一二三的文章。

作者簡介：

新井一二三，新井是姓，一月二十三是生日，合在一起就是*“新井一二三”――*一個用中文寫作的日本女作家的名字。

生長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1984-1986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廣州中山大學進修現代漢語、中國近代史、粵語。回國後在《朝日新聞》當了半年的記者。1987年移居加拿大，做自由撰稿人，在英文《多倫多星報》、The ldler等刊物上發表文章。1994年搬去香港，開始為中文報紙寫專欄，作品散見於《明報》《星島日報》《信報》《蘋果日報》，台灣《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國語日報》等等。1997年迴歸日本，目前擔任明治大學講師。

我這一代東京人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東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寫的出生地址是澀谷區紅十字會產院，算是東京較好的醫院之一。比我大兩歲多的哥哥也在同一個地方出生。聽説，奶奶當時對兒媳的決定頗有意見，畢竟她把自己的九個孩子都在家裏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錢到醫院生小孩？説家裏，其實十整天都有很多人來來去去的壽司店後面。母親屬於戰後受民主教育長大的一代，絕不肯服從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後，她還對我訴苦道：“剛懷孕的時候，你奶奶叫助產士診察過我。就是跟鋪子只隔一張紙門的地方，又沒辦法鎖住，隨時會有人拉開門進來的。當時，店裏僱傭好幾個夥計、徒弟，全是年輕小夥子。我怎麼受得了他們好奇的眼光。”

　　看統計，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墜地的孩子當中，在產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點是六〇年，此後在產院出生的嬰兒永遠超過一半（直到二十世紀末，才出現一些人批判產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間的心理鴻溝，主張恢復家庭分娩）。那一年謝國權醫生（台南詩人竹軒謝溪秋三男）寫的《性生活之智慧》問世，用照片介紹做愛姿勢的書轟動全日本，成了總髮行量達三百萬萬本的超級暢銷書。當時，他就在紅十字會醫院當產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見母親多麼會趕時髦！奶奶一個人無法擋住時代潮流的勢頭，最後非讓步不可了。但是，婆媳關係日趨激化。我懂事的時候，父母早已從壽司店搬出來，在新宿區神田川邊只有一間房的木造平屋，獨立經營小家庭了。

　　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二歲半，但是全體社會及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從哪裏弄來了一挺手槍，乃用來發出競賽開始的信號聲，成了我和哥哥整個童年時代的頭號寶物。東京奧運會是戰後日本頭一次舉辦的國際級節目，全國上下齊心祝賀的狀況，跟三十多年後長野冬奧時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樣。為了迎接外國遊客，東京、大阪兩大城市之間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在東京中心區，則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網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數家庭一樣，我家也是為了觀看奧運會直播而買了第一部電視機，乃黑白的樂聲牌。

　　現在許多人都説，奧運會以前和以後，東京的景觀徹底改變了。如今回顧“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講到奧運會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們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東京室內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塌塌米。但是奧運會一來，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時候，家裏每年增添新的電器、生活用品，如：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關起門來開冷氣，在塌塌米上鋪化纖地毯，放西式傢俱，穿着牛仔褲看美國連續劇，或聽英國搖滾樂，大家都覺得很先進、好酷，卻甚少有人介意傳統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時被破壞。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趕快富起來跟美國人過一樣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顯得陳舊落後。之前嚴禁孩子們站着吃東西的父母，後來鼓勵我們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漢堡包；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學美國人就不會錯。

　　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差不多每個家庭的收入都直線提高；不是一部分人發財，而是大家一同富起來的。失業率幾乎等於零，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給上班族保證了一輩子的鐵飯碗。能夠毫無疑問地相信明天一定會更美好，社會風氣相當好。我小時候父親一個人開辦的印刷廠，沒幾年工夫就僱請很多員工了。對曾經貧窮的日本有記憶的，我們可以説是最後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沒有經歷每年購買新一種電器那樣的生活。她懂事的時候，家裏已經有錄像機，或者説，連續劇中的美國家庭擁有的一切，我們家全有了。

　　以奧運會為標誌的近代化，不僅改變了市井生活，而且對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帶來了根本性的調整。比如説，為了趕上奧運會開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網，主要建設在舊水路上的。東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蘇州、威尼斯相比的美麗水城，市內交通以水上航線為主，市民生活無論是交易還是娛樂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關係。看江户時代的浮世繪，很多都畫着水景。然而，一九六八年的明治維新以後，鐵路、公路運輸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內四通八達的運河被放棄不用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奉命設計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師，發現有現成的交通網淪落為惡臭沖鼻的髒水溝，毫不猶豫地決定填平起來了。他們千萬沒有想到，江户城的遺產其實對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確保東京灣刮來的海風經過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後的温室效應成為全球性燃眉大問題時，東京的氣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兩倍，簡直呈熱帶化趨勢，除非恢復綠地和水面，每年中暑喪命的人數只會直線上升。

　　當然，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到工程師的身上去。當年，高速公路上汽車疾馳的情境是進步與未來的象徵，在科學漫畫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現。人們只掛念經濟發展，環保意識尚未興起的時期。東京的各條水路確實骯髒之極。我童年時代聽父親説過，他小時候（一九四O左右）曾經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過鰻魚，覺得難於置信，因為我認識的神田川是發出惡臭，滿處是廢物的渾水坑。每年購買新電器的居民乾脆把舊貨推下河中去。食堂清潔部門開始回收大型廢物是後來的事情。到了世紀末，市食堂才通過景觀條例企圖恢復水邊生態。如今神田川的水質已經有了明顯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適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見過的六十年前。難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會的一場噩夢？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學，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準。同時國內紛紛發生公害案件，經濟高度成長的反面效應逐漸明顯起來了。大學生共鳴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鬥”學運達到高潮，學運分子與警察機動部隊在東京大學安田禮堂展開了兩天的激烈鬥爭，最後三百七十五名學生遭逮捕。參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號“安保反對”（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連我們小孩子也耳熟了。雖然社會上有種種矛盾，但總體來説，大家對未來還很樂觀。那年另一個流行語是“昭和元祿”。江户時代元祿年間是社會穩定、經濟發達、消費生活爛熟的高峯期。戰後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覺非常好，竟想起元祿年間的繁榮了。街上走的年輕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長髮，穿喇叭褲和高跟靴，彈吉他唱反戰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兩年以後，國際文壇上頗有名氣的小説家三島由紀夫，帶領私家小軍隊衝進自衞隊基地，呼喊起義而失敗，最後自行切腹並由徒弟砍掉腦袋的血腥案件發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確印象的第一宗社會案件。有些報紙竟刊登了跟身體全然隔離的三島頭部相片。周圍的大人包括父親和學校老師都不知道該怎樣解釋給孩子好，結果保持沉默了。我當時根本不懂是怎麼回事，只是非常驚愕，覺得特別可怕。長大以後開始看各種評論才開始理解其所以然。總之，三島對戰後日本的美國化膚淺風氣看不順，非得糾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類的極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會上基本認為三島之死是一種文學理念或者藝術審美觀的表現，如果不就是與眾不同的性愛趨向所致的越軌行為。畢竟，他的同性戀傾向是公開的秘密。文章裏又多次提到過切腹場面使他興奮。（二OO五年，炸藥獎文學獎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長篇作品《告別了，我的書》裏探討：如果三島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會否擁有較大的影響力。結論還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國為大阪博覽會（EXPO70）沸騰過一回。“你們好，你們好，從世界各地來的朋友們！你們好，你們好，來櫻花國的賓客們！”流行歌手三波春夫開朗做作的歌聲瀰漫着東京的大街小道。社會風氣確實膚淺得可以。當時，我家已經有了弟弟和妹妹，母親肚子裏還有一個，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父母決定暑假舉家去大阪看博覽會，但是開支要儘量節約，坐新幹線太貴，於是父親開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車去；小轎車後座擠滿了四個孩子，困了就要重疊地睡覺。住旅館太貴，於是託親戚定了某公司休養所，但是一個在滋賀縣琵琶湖邊，另一個在神户六甲山頂，都離大阪相當遠。酷熱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覽會到底看見了什麼，老實説我不太記得。美國館展出阿波羅號從月球帶回來的石頭，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隊好幾個小時才能進去的，好像我們沒有看到。模糊地記得我和家人分開，單獨進去了一個東歐國家的展覽館，似乎是匈牙利的，我買票吃了一種當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醬，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別，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異國風味。當時有個電視知識比賽節目送給冠軍的獎品是夏威夷的團體旅行券。我周圍還沒有人戰後去過海外旅遊。有個同學因父親工作調職而搬去德國，叫我們羨慕至極的。在博覽會嚐到的歐洲小吃讓我長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國會議員田中角榮發表《日本列島改造論》，七月被選上首相。他主張：日本各地建設高速公路和新幹線網絡才是拉近城鄉差距、解決公害的好方法。農民出身，只有小學畢業，外號叫推土機的土木公司老闆成為國家領袖，一時轟動了日本全國，好比他體現了社會的民主化、公平化。媒體紛紛報道田中刻苦奮鬥的經歷，連兒童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記。我從圖書館借來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員工會的成員，一貫批判自民黨政權的。田中角榮是名副其實的推土機，行動能力特別強。上台兩個月就飛往北京會見周恩來和毛澤東，迅速完成了兩國建交的大事業。跟矮個田中比較，中國領導人顯得特別高大有風度；忽然間，日本社會掀起了中國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東京來的一對大熊貓蘭蘭和康康。我和一批同學們去上野動物園隔着玻璃窗看了愛吃竹葉的中國大熊貓。當時它們在日本享有的名氣非常大，大概僅次於推土機首相本人。全國每個玩具店都推銷布做的大熊貓，服裝店則推出售大熊貓花樣的衣服，至於兒童用品，從筆記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蘭蘭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學六年級時，中東戰爭爆發，石油震撼發生了。記得有一天，衞生紙捲開始從超市貨架上消失，有風聞説是石油價格急升的緣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沒有了衞生紙卷可怎麼了得，於是每家主婦都爭先恐後去搶購，沒半天真的賣光了。當時六十多歲的姥姥無所其事地説：沒有了衞生紙卷可以用新聞紙吧。但是，我們一代的東京小孩是從小用沖水馬桶長大的，從來沒有用硬硬的新聞紙擦過屁股（其實，下水道普及的只是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東京東部葛飾區，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廁所裏一直有個大黑洞）。很快，衞生紙卷重新出現，但是比起以前貴多了。莫名其妙的衞生紙卷事件預兆了將要來臨的大變化。第二年，日本經濟創下了戰後頭一次的“零下成長”記錄，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的維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經濟成長到此結束了。

　　我家經濟也到此直線上升，日後卻是有起有落了。還清楚地記得，最後臨墜落前，有一段時間飯桌的情境特豪華起來，不是過年過節還天天擺着雞腿什麼的，叫我預感到不詳了。果然，初中二年級的一天，父親的公司倒閉，聽母親説是買了太多太貴的印刷機。父親則認為上了壞律師的當。他要我長大以後學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會算個賬。父母賣掉所有設備，解僱全部員工，把住家客廳改造成辦公室，開始經營小出版社了。幸虧，早幾年經濟還好的時候，買過一棟舊房子，雖然破舊但是有五間二廳，我們至少沒有失去窩。當年日本有個規則：經濟越不好書賣得越好（社會進入後現代階段後，則不適用了），何況父母賣的是算盤、簿記學、會計學等的習題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買的。他們年紀還輕，起死回生得相當快，但是那幾年裏，我平生第一次嚐到了生活水準下降的滋味。來幫忙的姥姥發現，晚飯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們小孩子早已司空見慣，只要整個鍋裏有幾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沒分到自己的盤子上來也不會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錢，四年以後重新辦起印刷廠了。同時改建住房，乃母親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錢都花在事業上，幾年不停地挺身奮鬥的結果，母親得了胃潰瘍。我高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為了手術住院長達一整月。比我大兩歲的哥哥高中畢業後，只上了半年的職業培訓，便開始幫父母工作。果然是當時的家計情況讓他放棄了升學的念頭。

　　我小學、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學校，高中則考進了國立名校：東京教育大學（現筑波大學）附屬高中。同學們的父母親幾乎清一色是大學畢業生，其中不乏醫生等社會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沒有上過大學，高中畢業就在社會上做事的人。父親在爺爺創辦的壽司店當廚師，白天有空時還做皮鞋賣過，母親則當美容師。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他們分別為十歲和八歲的的小孩，均在食堂命令下離開家人和老師同學一起在外地農村過着避難生活，回到了東京，不僅自家的房子連帶整個地區都在美軍空襲中早已化為灰燼。父母親告訴我：在廢墟般的東京成長的一代，先得考慮如何吃飽穿暖，即使想讀書也根本沒有條件。但是，我上了國立名校就發現，其實跟他們同代的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少讀過大學的。説實在，只有小學畢業搞土木的田中角榮當首相而轟動全國，就是其他領導人全有大學文憑的緣故。看看在他前後掌權的佐藤榮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沒有一個是例外的。推土機首相的好日子沒有維持很久，上台的兩年以後發生的金錢醜聞迫他辭職，我還沒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個流行語叫“一億總中流”。中央食堂每年施行的輿論調查中，被問“你家經濟狀態屬於上層、中上、中中、中下，還是下層”，回答説是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則超過了百分之九十。這十五年裏，國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為二點八倍，絕大多數日本人的生活確實改善了。同時，隨着都市化的進程，從前很明顯的白領/ 藍領區別不再容易看得出來了。穿着西裝系領帶，開着私家車上部的公司職工了，到了職場就換穿工作服而從事生產線勞動，沒人覺得奇怪了。結果，很多其實屬於藍領—工人階級的日本人，一廂情願把自己劃為“中層”；我們家也不是例外。父親雖然中學畢業，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闆，雖然有起有落，從未窮到捱餓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覺還不壞呢。誰敢説我們家屬於下層？

　　然而，在高中同學們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嚴重的創傷。母親受的打擊好像比我還厲害，陪我參加入學典禮後，她再也不肯來我學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錢，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壓倒了我們的。比如説，我父母沒有閲讀的習慣，至多看看報紙翻雜誌而已，當然沒有什麼藏書可説；同學們家倒有高達天花板的書架，裝滿的東西名著是家庭成員聊家常時候的話題。又比如説，我父母喜歡跟着爵士樂跳舞，哥哥則玩吉他、搞搖滾樂，在親戚朋友中，我們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學卻是從小聽古典名曲長大的，個個都會彈鋼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絃，放學後的課外活動項目中，竟然有交響樂團、歌劇團。我當時連一次古典音樂會都沒有去過，更何況歌劇演出，聽到從附小上來的名媛們哼着意大利語歌曲，不能不受到極深刻的階級震撼。要參加體育社團吧，騎馬、帆船等專門屬於上流社會的項目可不少，叫我只好從遠處嚮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歲就發現了日本社會的 establishment，也意識到難以跨越的階級鴻溝。到底從哪裏來的區別？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農，我祖先則是吃不到乾飯的貧農。

　　日本所謂的名門中學，主要意味着升學成績好，具體來説考上東京大學的人數多。同時，越是程度高、難考進的學校，越有標榜自由主義的趨勢。學校當局對學生的管理相當鬆弛；沒有制服、沒什麼校規，跟其他學校比較，自由得多了。我們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學生沒有區別，一點不拘束地泡咖啡廳也去酒吧，盡情享受名門生的特權。同班男同學們，一來出身不錯，二來書念得也不差，即使沒考進東大也都上了好大學。幾年以後畢業找工作時，他們的職業選擇頗為保守，除了繼承家業做醫生的少爺們外，很多要麼做了高級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財閥旗下的銀行、商社、製造業公司。女同學的選擇當時還很有限，成績最好的人都做了醫生，其次則做了學者，任職於普通企業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沒有很快被迫辭職，也不能擔任重要職務。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們多數人畢業本科後的第二年，男女僱傭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證兩性就業機會該平等了。但是，法律歸法律，現實是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會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該系一年級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學生當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佔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連一個女教授都沒有。果然，政經系校舍內沒有女廁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裏後來添蓋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極了。我選的第二外語是當年算冷門的漢語，結果兩班同學共一百名中，竟然僅有我一個女學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後，學漢語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語以外，這些年最多人學的外語就是中國話了。如今在早大政經系也有多半學生選修漢語。但是，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經濟交流還不太緊密，剛建交時期的中國熱稍退了以後，只有少數人在學習漢語的。作為惟一的女學生，我在漢語課堂上無法避開老師的視線，非得努力學習不可了。好在我對這門課，一開始就特別喜歡。

　　當年我們系的漢語主任士著名的音韻學者滕堂明保老師；他是日本中國語文學界的泰斗，本來做東京大學教授，卻在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中支持學生造反而辭職，轉到早大來當客座教授。後來回想，我深深感覺到，由滕堂老師親自教一年級學生漢語是老天爺給我送來的人生禮物。記得第一次上課時，他在桌上放下索尼錄音機，一按扣子就傳出來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音樂，前奏完畢後，女高音開始唱：“北風那個吹……”接着，全體學生跟着老師練習四聲：“媽、麻、馬、罵”。那瞬間，好像一股電力通過了我整個人，被雷劈了一般，從頭到腳全身發抖。漢語美麗極了！説我對中國話是一見鍾情，一點兒也不誇張。滕堂老師看見我的表情，馬上建議説：“你真要學好，光在大學每星期上兩堂課是完全不夠的。去日中學院吧。上傍晚的課，每個星期三次，學費很便宜，而且我當院長。”

　　我選修漢語，主要出於對遠處的嚮往。在早大的入學申請書上填寫“第二外語選擇”時，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種語言當中，對我最有“異國魅力”的就是中文。自從在大阪博覽會場嚐到了東歐風味以後，我是一直憧憬遠處的。小時候，接觸到外國文化的機會少之又少；偶爾被父母帶去橫濱中華街吃飯，我都興奮至極。好熱鬧的大街小巷邊，擠滿着大餐廳笑飯館，大紅大綠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顏色不一樣，而且門前掛有全雞全鴨之類，有的更是扁制過的。哇，多麼特別！可以説，橫濱中華街食一九六O，一九七O年代東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國領域。進入青春時期，別人大多熱中於英美文化，我卻始終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歲，自己看書學過一點西班牙語。十四歲，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寬之以東歐、蘇聯為背景的小説。十六歲，在高中上了兩年的德語課，但被複雜的語法嚇壞了也嫌語音不悦耳。當年，“漢文”還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課之一；把古漢語用古日語念下來，很不好啃。但是，我們滿喜歡聽老師講有關古代中國文人的種種插話，比方説，愛酒如命的大詩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國語”課本收錄的魯迅作品《故鄉》（竹內好譯），對我們的影響也相當大，幾乎每一個同學都能背誦最後兩行，登場人物閏土又親切得猶如住在遠處的老朋友。對我來説，中國文化一方面並不陌生，另一方面由於政治上的距離於社會體制之不同而覺得非常遙遠。兩個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來就造成了很強烈的“異國魅力”。

　　高中、大學時期，我經常因沒趕上“火紅的年代”而感到遺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學生，早已失去了對政治的興趣，連文學都開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後現代風氣正在成氣候。大學校園和平安靜卻充滿着頹廢的享樂主義。只有少數男同學認真上課，其他人則從大白天起忙於打麻將，到了晚上就帶着女校學生去迪斯科舞廳。她們打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時裝雜誌《JJ》一模一樣，有時像衝浪族，有時像美國常春藤大學女生，始終沒有個性可説。因為政經系裏的男女不平衡實在過頭，我在大學總覺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學生多數來自外地，沒見過世面，不懂得都會生活，和我那些瀟灑成性的高中同學比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於對早大環境的疏遠感，我一方面去參加跨大學的文化活動，另一方面又相當積極地上日中學院的課了。那裏有不同年齡的學生們，小的跟我一樣歲數，大的則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齡三十出頭。有些人為了專業、工作的需要而來學中文，個多人純粹出於個人興趣。他們的學習態度比我在大學的同學認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當時三十多歲，曾經經歷過“火紅的年代”的一代人。他們普遍崇拜毛澤東的新中國，有的在“文革”時期作為日本學生代表團坐船去中國參加過交流活動。我開始學漢語時，中國已經開過三中全會，早進入了改革開放階段，但是在一衣帶水對岸的中國話學校，清一色的日本學生還在和聲唱《不落的紅太陽》，還有高年級同學們在聯歡會上唱的一首歌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擊隊之歌》！

　　我的大學時代正巧是東京學這一門學問興起的時候。文學評論家磯田光一寫的《作為思想的東京》已在一九七八年問世。他在文中指出：東京不是一個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為的年輕人從全國各地要“上”來的“ 中心”。就像田中角榮小學一畢業就離開冬天下大雪的農村而到東京，從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會梯子，最後做了國家首相一樣，很多日本人都把東京當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長的東京人始終是少數，多數是從外地來奮鬥的新居民；他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這是經過明治維新，江户城改名為東京市就開始的現象；連天皇家都是那時候從京都搬過來的異鄉人。戰後復興期，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越來越集中於東京；相對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許多。日本沒有上海之對於北京。洛杉磯之對於紐約，從頭到尾只有一個東京，使得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別嚴重。

　　這樣想來，我在故鄉東京感到異化，也許可以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老東京作家谷崎潤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散文《思東京》裏，慨嘆過他曾經優美的故鄉被鄉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紀以後，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學們包圍時候的感覺也有所類似。外地人可以“上”東京，我作為東京人，卻得另找個方向，就像谷崎潤一郎中年以後遷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關西地區的精緻傳統文化中。從高中一年級起，每逢假期我都一個人坐長途火車到各地旅行；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澤、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從東京往日本國內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動一定是“下”去的；作為胸懷大志的年輕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個座標軸。

　　一九八二年，大學二年級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辦護照，平生第一次坐飛機，平生第一次從上空看見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參加華僑補習學校為外國人舉辦的暑假漢語進修班。中國民航班級入夜後才離開了成田機場，飛越東海後向北，於北京首都機場落地時候，周圍是一片漆黑。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巴士，忽然看見了天安門上亮堂堂的毛澤東肖像。長安街上幾乎看不到其他汽車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燈下，竟有些年輕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魯迅所描述，也像我在東京看過的影片《城南舊事》、《駱駝祥子》。那夏天，我終於發現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對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東京迪斯尼樂園隆重開幕了，不僅小朋友，連大人也爭先恐後去享受美式娛樂。大學生也不例外，男女雙雙約會去，有些人更購買了通年卡經常去。我自己卻怎麼也興奮不起來：一方面，始終不太欣賞美國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東京人的寶貴記憶。迪斯尼樂園所在地東京灣北岸，我小時候曾經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淺灘。一手拿着小鍬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濕的沙灘上蹲下來挖洞，發現小小的貝兒在噴出鹽水，是多麼令小孩子驚喜的經驗！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別豐收，塞滿了好幾個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還送給鄰居朋友，場面真熱鬧愉快。跟美國公司攜手的投資商把那淺灘填平起來建設徹頭徹底的美國式的主題公園，甚至禁止遊客帶飯糰（即傳統日本食品）進場，由我看來豈有此理。

　　二十一歲的我對周遭現實感到疏遠，寧願被魯迅、老舍、巴金等中國作家帶到另一個世界去。獨自坐在白天都昏暗的咖啡館裏頭，一個詞兒一個詞兒查着字典看五四小説，我的心臟不由得撲通撲通跳起來。當初搞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忽而想通：這難道不是戀情麼？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賓館頂樓的迪斯科。回東京後，馬上申請去中國的公費留學，幸虧順利通過了選拔考試，出發日期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國，第一年在北京外語學院漢語進修班，第二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繫上課；每次放假都背上揹包跑去神州各地：從沿海到四川、雲南、東北、內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島，越遠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對中國的理解主要來自當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對中文的掌握則來自旅途中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談中，真得感謝中國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塊人民幣的獎學金了。一離開家鄉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輕時候的經驗。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結束以後，我回國畢業當了記者，可是老夢想這海外，不久就提出辭呈，訂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票。根本沒有想到這一趟會是從多倫多到香港長達十年的大漂流。

　　永遠改變了日本社會的泡沫經濟，是一九八五年由紐約廣場飯店的國際金融協議開始的。之前，一美元換二百四十日元，廣場協議以後，則換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購買力一夜之間翻了一倍。很多人趕緊跑到國外去搶買名牌皮包。回到國內炒股炒地了。本來節約勤勞的日本民族，忽而全變成了投資家、投機家。我偶爾從國外回東京探親，不管是家人還是朋友，大家異口同聲談着股票、外匯、房價、銀行、利率等。股票和地價都越炒越熱，東京舊市區的土地總價格竟等同於全美國了。在新宿等鬧區，幾乎每個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裝、名牌鞋子，花大筆錢喝最高級的紅酒、白蘭地到酩酊大醉，然後不怕車費多貴都要打的回郊區的住家去。那幾年的日本，簡直開着沒完沒了的嘉年華，或者説是天天過年晚晚過節的全面性瘋狂。

　　經濟過熱的副作用很快就明顯了，本來一點不值錢的小塊土地，在短短几年內升了幾倍，竟值幾百萬美元了：這麼一來，傳統的長子單獨繼承製行不通了，因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爺爺奶奶留下的壽司店，成了父親兄弟姐妹八個人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親三姐妹互相打官司爭奪的對象。官司總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間的感情，鬧了徹底彆扭以後，再也沒有辦法修復的。於是，我結束十餘年的海外生活回國時，父母雙方親戚之間的往來差不多都斷絕了。可悲的是，我家並不是例外，很多東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幾年裏都解體了。同時，傳統習俗也在那幾年內消失了。比如説，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團聚的場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後回家吃年飯。小孩子收到壓歲錢，並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則去母親孃家吃吉祥食物、年糕，並再一次領到壓歲錢。可是，泡沫以後，那些習慣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參加旅行團到國外去過年，為了休息，也為了省事。果然，更加合理化、計算化思考壓倒了古來的生活文化。

　　泡沫經濟只維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達高峯，一九九O就破裂。看最後決算，雖然有些人在炒買炒賣中發了大財，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來的錢沒來得及還清，結果破產或背上重債了。本來經營壽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機遊戲中抽了大王吃大虧，最後失蹤的。此間媒體把九十年代稱作“失落的十年”。在廣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開始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價值觀念的大調整；然而，當時的日本人還在泡沫中集體跳着瘋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後則茫然若失好幾年，沒有及時去對應外面發生的重大變化。結果，國民經濟長期停留在低迷狀態。九十年代末，一些評論家開始用“第二次戰敗”這個詞，中國，美國等國家的經濟很活躍，相對而言，日本的國際地位下降得很厲害，有必要重新復興了。幾乎同時普及的“全球化”一詞實際上意味着“美國化”，讓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業進行裁員，一些銀行差不多倒閉而被國有化，客觀情況非常嚴重，但是，很多人還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有自己的銀行户頭裏還有儲蓄，不想認真去考慮國家財政面臨的危機多麼大。

　　我對泡沫時期的社會風氣非常反感，當初以為經濟冷卻一陣會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靜下樓重新過樸素踏實生活的話。可是，後來的發展卻不如我所願。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世界受了“9·11”的大沖擊，日本則在小泉純一郎領導下越走越非理性。社會上，氾濫於各媒體的流行語是“贏組VS輸組”。在新的經濟環境裏，不是大家一起過樸素踏實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協力復興國家，而是兩極分化日趨懸殊，不屬於“贏組”就屬於“輸組”的弱肉強食時代已經開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億總中流”的美夢，即使只是夢；二OO五年的一本暢銷書就叫做《下流社會》，消費市場分析家三浦在文中預測，今後的日本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屬於上層，百分之四十五屬於中層，百分之四十屬於下層，而越年輕的一代越有可能從中層滑到下層去。

　　前些時，我參加了高中畢業二十五週年的校友會，甚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層階級出身，名牌大學畢業，任職於第一流公司的同學們，幾乎無例外地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悲觀。有一個人，東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後加入了大銀行，在當時看來是保證高收入的穩定選擇。誰料到，十多年以後，一些大銀行消滅，一些互相合並，一些竟被外資收買。他很尷尬地報告近況説“我已經在第三家銀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聽了那家銀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讓人家更加尷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們，處境也好不哪裏去。對自己的職業最滿意的似乎是東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供職於大藏省（現財務省）的一個同學。最保守的選擇，獲利最多；這是低成長社會的悲哀。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大多同學們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們一貫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經濟新聞上曝光的市場強人呢，如Livedoor的崛江貴文，樂天公司（網上購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雖然都是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名門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兩人也分別在日本興業銀行和食堂通產省做過事，但是都是中途離開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我們一屆剛超過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齡；那麼市場強人多數比我們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崛江則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這些市場強人當中，沒有一個是東京人，他們要麼在關西或者在九州長大，十八歲單兵獨馬“上”來東京，氣勢勁頭之大是東京少爺們學也學不到的。谷崎潤一郎在《思東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罵為“敗北的江户兒”；他們有都會人的瀟灑，但是缺乏奮鬥的力氣，於是在社會大轉變的時刻，總是跟不上潮流，必定為敗者。一百年前的江户兒是，現在的東京人是也。

　　崛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強人的辦公室都設在東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裏。二OO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層綜合大樓是“贏組”公司的根據地，老闆們又集中住在鄰近的住宅塔。用大眾媒體的説法，“HILLS”是“贏組”中的“贏組”。二次大戰後的六本木，因為曾經有美軍基地，附近出沒的洋人挺多，失意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場所特別繁榮，東京第一家漢堡包店、比薩店都開在六本木（於是日本人習慣性地把香港蘭桂坊形容為當地六本木）。高中時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學帶去白人顧客佔半的高級俱樂部，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薄荷色燈光下目眩過。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費大眾聖地；在泡沫經濟時期，其熱鬧庸俗的程度，稱得上是大人的迪斯尼樂園了。後來，一時落為滿街都是東歐妓女的低級紅燈區。誰料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六本木竟會起死回生為東京的新經濟中心。

　　我回國定居已有八年多，這些人一直住在東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個多小時的地方。但是，心裏上的距離則遠多了。是我年紀大了？還是屬於“輸組”了？不能否定的一點是：我也甩不掉的“敗北的江户兒”屬性。

　　附記：二OO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門）公司得總經理崛江貴文（俗稱Horiemon）因違反證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幾乎同時，他頭號手下的遺體在沖繩縣飯店客房裏被發現，令人懷疑該案件有相當複雜的背景。才半年前，崛江在執政黨推薦下參過選，給捧為新一代年輕人得榜樣，然而，情況一變，落水狗被打得可慘。他曾發出的一句話“金錢能夠買一切”成了道德觀念敗壞到底的鐵證據，這回被形容為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風氣墮落的象徵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後，崛江付三億日元（約合兩千萬元人民幣）的保釋金而重新獲得了自由。三個月內，他瘦了八公斤，讀了兩百本書，看起來並沒有憔悴，精神好煥發的樣子。雖然失去了公司的經營權和大部分財產（因股價猛跌），他還是擁有六本木HILL的豪宅；大概正在俯瞰整個東京而思考下一個棋子該在哪裏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