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版《我不是藥神》：天價藥與髒錢的故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財經雜誌

現實世界遠比電影殘酷很多，比假疫苗與天價藥更可怕的事情是，在美國版天價藥背後，沒有找到任何違法行為

這不是一個新故事，但現在講述大家更願意聽。

這是一個真實版的《我不是藥神》的故事，這次故事的主角，是華爾街的大空頭香椽（Citron）與製藥公司威朗（Valeant）的鬥爭。

這個故事可以清楚看到天價藥是怎麼形成的。

過去兩年，已經有很多媒體從金融的角度報道了威朗製藥的案例。Netflix今年出品的紀錄片《髒錢》（《Dirty Money》），它記錄了企業逐利與公眾、社會之間的深層矛盾，並拋出了一個無解的社會問題——企業因逐利在法律監管的灰色地帶遊走，導致藥價高漲。

可悲的是，就算一切真相公之於眾，威朗的股價下跌了90%，市值蒸發800億美元，依然無法解決患者的境遇。

這部片子是從香椽的一個基金經理的視角拍攝的，她以為藥品和科學都是好事，但她發現不是這樣的，資本是貪婪的逐利的。很多人不喜歡她，也不喜歡空頭，她説做這件事的目的，就是要去幫助被威朗利用的人。

馬丁·史克萊利把達拉匹林的價格從每粒13.5美元提高到了750美元，他最後以證券詐騙罪被抓。但是比起這集背後真正的主角，威朗公司的CEO邁克·皮爾森，他只是個小人物。

故事有三條時間線交叉空頭、威朗製藥與患者：

在邁克·皮爾森（Michael Pearson）接手公司時，這家公司的股價不到15美元，市值21億美元，運營艱難。

根據大空頭的描述，皮爾森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見華爾街的投資者，如果哪個投資者對威朗的股票不太放心，只要跟皮爾森聊聊，就可以安心。加入公司三年，他做了22次併購。

併購背後並不簡單。一般情況下，製藥公司會花費18%的收入用於新藥的研發，而威朗只用了3%。每種被它們併購後的公司藥品，藥價就會大漲。

簡單説，威朗的策略是，找到能夠壟斷市場的藥品，買下這家制藥公司，不做任何研發，藥品漲價來獲取利潤。他的目標，就是為股東賺取利潤。

鏡頭前是一位威爾森氏症的患者，過去她每個月花30美元買藥。

突然有一天，她發現每片藥的價格高達200美元。打開冰箱，她的冰箱裏大概有着價值7-8萬美元的藥。

威朗將她的藥，價格從每個月650美元提高到了21000美元。

繼續吃藥，她總有一天買不到醫療保險；

如果失業，她的醫療保險太高，幾乎不可能找到工作；

不吃藥，會死。

此時，威朗公司的市值從21億漲到了780億。 

空頭在威朗給投資人的財務報表中的腳註中找到了股價高漲的原因——罕見藥物銷售的增長。但空頭髮現，罕見病病人並沒有增加。銷量增長的實質是，他們大幅提高了價格。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皮爾森在國會接受質詢被問到，去年公司排名前30的藥品中，平均價格上漲了78%，而這些漲價不能歸過於研發，因為研發沒有太多花費。

當參議員問到，在你併購以後沒有漲價的？説出一種就行。皮爾森説：“美國沒有”。

空頭研究了幾年威朗製藥，當下班時間大家都在讀小説看劇時，他們在研究威朗製藥的所有材料。

當一切資料收集好之後，剩下的就是等待時機，做空市場需要好的時間點——總統競選成為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2016年，希拉里盯上了藥價，她給公眾唸了一封病人寫給她的信：當時某患者從80年代就開始註冊某公司的藥品，當年每十針180美元；現在，同樣十針，14700美元。

希拉里稱，要阻止這種掠奪性價格。這時，空頭們同步行動了，給媒體和華爾街基金髮去他們的做空報告。

一個月內，威朗製藥大跌，損失了260億市值。 

同時，這種現象並不只存在於威朗製藥一家公司，所有的藥品公司都在使用這種手法。

胰島素價格自2008年以來上漲了3倍，腎上腺素價格上漲了4倍。 

事實上，每當有媒體質疑威朗製藥時，他們會以保險免費為藉口。

從2008年開始，美國的保險費上漲了43%，這些錢最終分攤在每一個美國居民身上。

“我們給董事會發了郵件要求調低價格，你以為這場仗你打贏了，結果一年後價格還是這樣。有時候，你會問為什麼要去打這場仗，如果是我們的女兒，他們不幸得了這種病呢？如果她們每年都要揹負30萬美元的賬單呢？”

威朗答應國會降價，但最終也沒有降價。實際情況是，他們降低了藥品價格，就沒辦法支付債務。

在片子的結尾交代了這個故事的結局：“我們沒有找到任何違法行為，這才是這件事可怕的地方”：威朗的CEO皮爾森沒有違法行為，法律制裁不了這家公司。

市場的力量開始顯現，這家公司相比於巔峯時期，股價跌去了97%；威朗在華爾街的支持者——比爾·艾克曼損失40億美元；空頭法米·誇迪爾的做空大賺，但她仍然沒有“拿錢走人”，她在等這家公司跌至0。

整件事最可悲的是，患者的境遇沒有任何改變。

現實生活中，沒有人喜歡調查記者與空頭，香椽因為做空，讓那些投資了威朗的人利益受損，被大量的潑髒水。

他們用市場的力量，創造了價值。

這部的紀錄片一共六集，每一集背後都是企業利益與社會道德邊界之間遊走的一個具體案例，威朗只是其中的一例。

對社會有利，還是對投資人有利，這是兩種完全不一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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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投資是良藥嗎？

正好在上週，我跟着一家非營利組織社會價值投資聯盟，連續拜訪了硅谷的諸多慈善基金會與公益組織，包括陳·扎克伯格基金會，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顧問。

我發現，大公司正在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公益的方式也正在發生改變，從過去單純的捐贈變成社會影響力投資。

社會價值投資聯盟在過去幾年，做了這樣一件事：他們發佈了A股上市公司的社會價值報告——“義利99”榜單，經過18個月回測，這個榜單指數不僅跑贏滬深300，漲幅還在持續擴大。

對社會有利與投資人有利，可以是同步的，這被公益機構稱為——“義利並舉”。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硅谷。

這次，我們拜訪了斯坦福教授Ian Monroe，他在斯坦福教授氣候變化與環境污染的課程，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並知道哪些壞公司的存在導致了這些環境問題。

他點名批評了大眾，這也是《Dirty Money》第一集中點名環境污染的公司。

同時，他發現有超過70%的投資者希望能夠投資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但是隻有極少數的基金表現不錯。於是，他成立了自己的二級市場投資基金Etho Capital。

他的投資理念是，不好的企業，最終在財務上的表現也是不好的。

因此他的投資榜單中堅決不投煙草、酒精、武器、石油、煤炭、賭博、犯罪等相關的企業。

比起義利99的榜單和投資組合，他的投資分類中，化石能源與天然氣公司的數量為0，他太熟悉環境問題，這些公司不符合他的價值觀。

從2015年11月到今年6月，他的基金回報指數上漲46.72%，遠遠大於標普500的34.14%。

這種趨勢在二級市場興起只是第一個階段，它在試圖解決股東利益與社會價值的平衡。

除此之外，在科技公司與投資人活躍的硅谷，“影響力投資”也在公益組織與基金會中興起，它更加偏向於一級市場。

“影響力投資”最早是2007年，由洛克菲勒家族慈善基金會提出的。它是指資本通過經濟效益投資來做公益。

在如何界定是否是影響力投資，有一套聯合國的通用標準，各個公益基金也會根據各國的實際情況不停完善。

界定這個投資的主要有兩個指標：一個是做的事情具有社會價值，比如你可以解決50萬人的生活污水問題；另一個是業務能不能指數級增長，比如是隻解決10個人問題，還是解決10萬個人問題。

如果要結合威朗的案例，有一個點很有意思，就是怎麼去判斷一家公司是不是社會價值企業？特斯拉的例子非常有趣。

類似於特斯拉這樣的電動車企業，往往都被稱為“綠色出行”，由於可以不再使用傳統的能源，它到底算不算社會價值企業。

這個觀點我與奇點大學的教授Ramen Nanm討論，他認為特斯拉的存在是為了賺錢，因此並不算社會價值企業；而同行的朋友稱，雖然可以用充電代替汽油，但是生產電池過程中的耗能和污染，並不比直接使用汽車更好。

因此，在企業做的事情是否真有社會價值，還是逐利，既有專業的投資標準評估，羣眾的眼睛也是雪亮的。

友成基金會創始人零慧深耕慈善多年，她告訴我，她一直在幫助中國的一些扶貧項目，慈善基金依賴於捐贈模式影響力有限。

如果能夠自我運轉養活自己，才能讓擴張速度更快，覆蓋範圍更廣。

這次我們拜訪的國際社會影響力組織Impact Hub、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會、陳·扎克伯格基金會，幾乎所有的硅谷慈善基金都在嘗試“影響力投資”，並嘗試自負盈虧。這也是美國西海岸硅谷與美國東海岸紐約的運作方式的區別。

在硅谷，他們希望以投資的方式來資助有價值的社會企業，讓這些企業能自負盈虧有擴張性。

在仔細聊過一些案例以後，這種方法與傳統的風險投資很像，不同點是，在基金會的評估體系中，他們以能維持基金會的正常運轉為主，而不像風險投資只評估財務回報。紐約的基金會大多還是以傳統方式為主，因為可以避税。

洛克菲勒慈善基金顧問公司副總裁Heather Grady認為，基金會對一些好項目正在採取“以投代捐”的方式，但是他們並不會強制要求對方接受哪種方式，不管是諮詢的方式、投資還是捐贈，都會以對方舒服的方式為主。

基金會本身也在改變，目前完全獨立運作，去年運營成本為1000萬，他們通過幫助這些基金會找到好的投資標的、並提供一些慈善方向的項目方法，實現了1100萬美元的收入，維持現金流正常運轉。

急救組織“第一反應”就是典型的影響力投資。

一次跑完馬拉松賽事中，創始人陸樂看見身邊的人心臟驟停以後，成立了這家公司，它為中國的馬拉松體育賽事提供急救。

除此之外，他們還會在一些公共樓層里布局現場急救裝備，並對志願者進行培訓。

但是，這樣一家看起來本可以做成公益的組織，在通過公司的方式運作，他們通過培訓費和企業端課程銷售建立了自己的商業模式，並且獲得了騰訊的第一筆投資。

合夥人陸俊告訴我，這筆投資是騰訊創始人馬化騰親自批覆的，他認為這樣的公司除了具有商業價值，還有社會價值。

事實上，他們本可以用馬拉松賽事養活這樣一個小團隊。但由於中國懂得急救的人的比例大大低於國際比例。

他的第一要務是擴張，通過投資，他可以快速把業務佈局到各個省市，甚至出海。

跟他聊完我不禁感嘆，市場化運作的方式，資本的進入，都是比慈善更有效的普及急救的方法。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硅谷，我曾經寫過多篇教育的稿件，不管是個性化教育Altschool還是位於硅谷紅木城的Summit公立中學，這兩個案例中都有陳·扎克伯格基金會的影子。

以Summit高中為例，當硅谷的老師們找到一些個性化教育的方法，並且經過時間檢驗，這些方法對升學率有顯著的提升時，全國各地的老師會到這所學校取經。

後來，為了節省老師一對一輔導學生的時間，同時把這個模式擴張向美國全球，扎克伯格為這所學校捐贈了工程師，開發了一套教育軟件，將這所學校的教育精華和個性化管理做成模塊，提供給美國其他一些公立學校使用。

通過教學軟件，好的教育方法也可以快速在美國擴張。

所有這些，都不再是簡單地捐贈，而是在科技手段下，找到新的方式讓有意義的事情更快地擴張。

這種擴張不依賴於一方持續的沒有回報的付出，而是企業能自負盈虧甚至略微盈利。

這讓我想到做這次採訪的動機，社投盟曾跟我聊起來：有一些符合社會價值投資的公司，需要最新的思想和科技的方法讓業務規模化，有很多雙贏的事情可以探索；另一邊，有很多科技創業者，他們並不能下沉到普通人的世界，有很多更底層的真實需求需要被發現。

比如一家區塊鏈公司，為非洲國家提供低廉甚至免費的太陽能電，又用富餘的電去挖礦，這樣既提供了廉價的電，甚至讓不能用電的人用上了電，推廣了清潔能源，又同時讓生態鏈的合作伙伴們通過挖礦賺到了錢，很多人有能力但又發現不了這類機會。

科技正在指數級增長，如果公益不跟上，也會落伍。

這件事給我的啓示是，社會的發展不是一個零和博弈遊戲，而明明有很多雙贏的商業模式和投資方法。

不管是最近的性騷擾、天價藥還是假疫苗，還是有很多人在想辦法讓世界變得更好。

正如我跟這些社會企業家在奇點大學上課，他們告訴我，最大的啓發不是某個知識點，而是這羣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從思維上啓發了你。

一個好的社會，少不了政府與監管的作為，好的制度的設計。但拋開這些，好的社會是所有人共同構建的，比如對學者與知識的尊重，對作惡的勇於發聲，對工作的專業。調查媒體、空頭、有效的資本市場、公益組織、甚至是普通人炒股時每一次價值選擇，一個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