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讀《作為中產 我對國家有哪些不滿》_風聞

最近寧南山的長文《作為一箇中產階級，我對國家有哪些不滿意》，討論了這樣一個問題：發達國家的普通白領，收入也是不如我國的年入50萬的中產的，為什麼我國收入比他們高得多的家庭，卻活得那麼累？引發了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的評論。寧南山的文章提出了他的一些個人觀點，也提出了一些疑問和建議，受他的啓發，筆者也和胡總編一樣，寫了這篇個人的評論，希望沿着寧南山的思路，能引起大家進一步的討論。

1 如何看待“中國在中高端產業方面一個個的拿下來只是時間問題”

這個時間問題是沒有錯的，不過有一個前提假設，就是發達國家高研發投入難以為繼。原因可以是發達國家自身遇到了發展的困難，也可以是中國的研發投入追上來，把發達國家的高投入比下去了。

根據歐盟的數據，2016年，美國企業研發投入佔全球的38.6%，其次是日本、德國和中國，中國佔7.2%。當然，中國的研發投入增長是最高的，如果維持這一條件，確實可以推斷“中國在中高端產業方面一個個的拿下來只是時間問題”。

數據來源：https://ec.europa.eu/assets/jrc/eu-scoreboard-2016/

有讀者對中國7.2%的研發比例提出質疑，這裏統計的是研發前2500的企業，是比較高端領域的競爭

但目前，中國與美國的研發投入差距仍然巨大。由於研發投入是決定未來技術突破的重要因素，不難推斷目前美國的技術突破潛力是大於中國的，基於寧南山的“只要技術一突破，中國的規模優勢簡直是無解的存在”這一基本正確的假定，中國產業升級的難點仍然在核心技術突破。

特朗普發起貿易戰，提出遏制“中國製造2025”等中國產業升級的戰略，使得中美競爭的緊迫性更為突顯，目前中美的競爭仍然是不對稱競爭，除了體現在上述的研發經費不對稱，還有公司規模不對稱、市場佔有不對稱、人才資源不對稱、准入門檻不對稱、專利佔有不對稱。

不對稱競爭，不代表中國不能拿下中高端產業，當年解放戰爭，也是不對稱競爭，但中國共產黨依然取得了勝利。寧南山在文中提到，因為中國中微半導體的崛起，德國愛思強不得不開闢新業務，在MOCVD設備領域淡出。上述幾個不對稱，就是中微半導體的董事長尹志堯博士跟筆者講的，尹博士同時也説，在不對稱競爭下，光靠公司的商業運作是不行的，要靠國家的宏觀戰略推動和企業的自立自強結合。而正如寧南山和許多人都提到過的，國家的佈局方面，中國有獨特優勢。

因此，在不對稱競爭下，中國突破核心技術不是沒有機會，但也要知己知彼，看到美國通過高研發投入將技術壁壘越堆越高，現在還不能假定發達國家的高研發投入不可持續。上面提到的歐盟數據，中國大陸只有6家企業進入全球研發投入100強，其中華為、中興通訊、中石油、中國鐵總、百度、中國中車分別位列第8、65、79、91、93、96位。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研發投入100強企業中，來自制藥和生物技術行業數量佔比25%，排名第一，但這個百強俱樂部中最大的領域，被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把持着，國內生物製藥領域研發投入最高的是中國生物製藥，排行只有第619位。

美國的生物製藥研發費用佔全球的46%，中國只佔1%。同時，中國在生物製藥領域的研發投入增長率為27.5%，低於軟件和計算機服務行業（38.3％）和科技硬件和設備行業（35.0％），如果維持研發投入趨勢不變，中國10年後生物醫藥研發投入才超過第二梯隊的日本，離美國尚有很大距離，而研發投入追不上，在核心技術突破的潛力上就很難與美國競爭。

高端領域，全球各類企業研發投入最大的其實就四個，依次是生物醫藥、硬件設備、汽車和軟件服務

總體上，筆者同意這個判斷：中國在中高端產業方面一個個的拿下來只是時間問題。不過對這個時間，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目前中國技術追趕的正面例子，主要是通信、互聯網和高鐵，恰好是進入研發投入百強的這幾家中國企業所代表的，但全球各類企業研發投入最大的其實就四個領域，依次是生物醫藥、硬件設備、汽車和軟件服務，總體上看，這四大領域的基礎核心技術中國都差距較大，甚至在許多方面是依附在發達國家的生態體系中添磚加瓦。而這恰恰是寧南山的系列文章一直不太着重描述的地方。

2 如何看待“房價目前看不到改善的希望，甚至趨勢是在變差 ”

在提出中國產業升級不必擔憂的觀點後，寧南山開始討論他認為中國有變差趨勢的兩個問題，就是房價貴和入學難。

寧南山提出，中國要擺脱“香港模式”和“牢籠遊戲”，不能讓居住資源和教育資源成為了管控人口的手段，不能用長官意志來決定城市有多少人口，而要靠市場和社會規律。

他提到，北京未來5年住宅用地供應計劃，五年提供6000公頃=60平方公里土地，對應150萬套房，平均每套房住2個人，300萬人就住在北京面積0.367%的土地上。那麼問題來了：

為什麼不能給這300萬人的居住空間增大一倍，提供北京0.734%的土地來居住呢？為什麼要用土地供應把中國的年輕人徹底困住，讓中國人在有限的空間互相爭奪和競爭。

為什麼呢？他在文中追溯到2003年的國務院文件關於土地供應的規定，使政府成為唯一的供地來源。他認為這樣做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使房地產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二是以長官意志使土地供應成為實現“人口規劃”的工具。

不過寧南山在文中沒有提到，今年1月15日有一則消息，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説，我國將研究制定權屬不變、符合規劃條件下，非房地產企業依法取得使用權的土地作為住宅用地的辦法，深化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推動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政府將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

簡單説，如果辦法實現，就是非房地產企業，如果你手中有土地，也是可以拿來建住宅的。這就意味着政府將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同時，開發商也不再是一手新房的唯一供應者。

對於中產階級意味着什麼呢？就是企業可以拿定向轉讓的產業用地，給員工建設住宅；核心員工、技術骨幹，中高層將優先獲得房子。這無疑將提高企業留住核心人才的吸引力，對於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都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可以説，這是一箇中國政府促進產業升級的大殺器。

尹志堯博士就和筆者説過，中國要打贏不對稱競爭，國家的推動重點支持和企業的競爭力發展要緊密結合起來，既不能把企業搞成缺乏靈活機動力的國企，也不能全靠各個公司單打獨鬥一盤散沙，要靠資金、人才和政策三個腿的支撐，才能實現跨越式發展。

被地方政府認可的創新企業獲得“建房權”，不僅能使政府重點推動的產業得以快速發展，也可以幫助解決寧南山文中提到的中產階級的“不滿意”。當然沒有十全十美的政策，這項還在研究中的舉措肯定在現實中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不過筆者依然抱有很高的期待。

展望了未來，接下來，就要回答一下過去，給過去和現狀一個解釋和交代。

中國在房地產上確實是學習了香港的模式。梁振英就説，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事，一件事是香港迴歸，另一件事就是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

1988年1月25日至2月13日，虹橋26號地塊國際招標文件起草組赴香港學習。圖為王安德和梁振英

2014年的一次採訪中，梁振英自己是這麼評價的：

“通過土地使用權的批租，地方政府能夠取得批租款、賣地的收入，使得城市的開發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地賣出去了，錢進來了，用這個錢再做基礎建設，開發更多土地，再投放市場。基於這個良性循環，使得我們上海和內地其他城市能夠發展起來。”

那次採訪中還提到一個數據值得關注，上海居民家庭住房擁有率達到70%多，比香港高，除了流動人口住房擁有率比較低，常住有固定户口的居民差不多都有房子了。

為什麼要學習香港這套辦法，對寧南山的幾點疑問，筆者談一下自己的認識：

中國的城市化要實現高速發展，依賴土地財政是效率最高的辦法。廈門大學趙燕菁教授《土地財政：歷史、邏輯與抉擇》一文對此有專門論述：

土地私有的城市，公共服務的任何改進，都要先以不動產升值的方式轉移給土地所有者。政府需要通過税收體系，才能夠將這些外溢的收益收回。税收財政的效率幾乎完全依賴於與納税人的博弈。制度損耗帶來的利益漏失極高。而在土地公有制的條件下，任何公共服務的改進，都會外溢到國有土地上。政府無需經由曲折的税收，就可以直接從土地升值中收回公共服務帶來的好處。相對於“徵税”的方式，通過“出售土地升值”來回收公共服務投入的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城市政府不僅可以為基礎設施融資，甚至還可以以補貼的方式，為有持續税收的項目融資。

而關於上海的住房擁有率高，趙文也有解釋：

在中國，居民購買城市的不動產，相當於購買城市的“股票”。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住宅有如此高的收益率——因為中國住宅的本質就是資本品，除了居住，還可以分紅——不僅分享現在公共服務帶來的租值，還可以分享未來新增服務帶來的租值!因此，中國的房價和外國的房價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前者本身就附帶公共服務，後者則需另外購買公共服務。

接下來，就是要回答寧南山代表大城市中產提的問題：為什麼要用土地供應把中國的年輕人徹底困住，讓中國人在有限的空間互相爭奪和競爭。

其實寧南山在文中有提到，通過產業轉移來實現人口的轉移，實現全國均衡發展和佈局，我國目前在做的雄安新區就是一個嘗試。雄安新區的規格已經説明，中國在為“增加年輕人的空間”做了頂層設計的努力。

那麼，為什麼不是“一個城市如果有能力發展出大量的中高端產業，有能力吸納那麼多人口，那麼應該是他有能力吸納那麼多人口，我就給他供應多少土地，降低人口密度，擴大生存空間。”

一方面，無論目的是否在於高速推進城市化進程，確實有壓縮住宅用地比例的傾向（住宅用地佔比例37%，出讓金比例卻佔到82%）。另一方面，教育、醫療等配套公共服務設施，需要逐步建設，確實不可能一蹴而就。沿着趙燕菁教授的思路，如果把就業環境和公共服務都算到住宅用地的出讓金裏，這個比例也不能説離譜。

寧南山文中説的深圳福田某小區，建於1984年，居住品質比不上內地縣城，單價8.4萬元以上，也正是因為學區房，也就是公共服務的原因。

“為什麼不能給這300萬人的居住空間增大一倍，提供北京0.734%的土地來居住呢？”問題就在於，有了雄安新區的戰略部署，北京是否能夠或應該在5年時間裏，開發更多土地並提供足夠的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同時不造成學區房競爭加劇，教育、醫療水平等差距過大。寧南山自己也説了，深圳實在太小了，44.6%的土地開發規模也不算低了。那麼，把雄安新區放在北京公共服務轉移的整體規劃中，再討論北京的土地供應，可能就需要更復雜的思考了。

3 如何看待“現在養育孩子成本最高的部分就是教育”

其實，房價，教育和醫療三座大山，對於美國人來説，也是一樣壓力山大。

我們舉一段網友提供的例子：

紐約遠郊，學區像樣點的普通獨立屋都要賣五十到一百萬刀，一般大概兩百平米左右四五十年的舊房，房貸地税加房屋保養維修裝修每月五千多吧，兩娃每月託兒所費用三千多，如果孩子上中小學了學校免費但得存孩子大學學費生活費，想上好學校的話準備給每個孩子存至少五十萬吧，只想上公立普通學校也得存一二十萬吧。夫妻兩人年收入二三十萬的話，交了聯邦税州税社安税養老金等後拿到手每月實拿一萬到一萬五，算算還剩多少可以用來消費的吧。

對於寧南山作為一個家長的抱怨：

目前搞的減負，剝奪了我“不給孩子報課外班”的選擇權，孩子在校學習時間太短，我被迫只能轉向課外機構來彌補。

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評論説：

教育部門應當開展新的調研，如果確有必要，就應該增加學生的在校時間和教育大綱規定的學習內容，把孩子們花在培訓班上的時間，通過在校正規教育彌補過來。應當儘量做到學生只要好好在校上課，其他課外培訓班可以基本不上。

胡總編的角度，筆者就不重複了。網上還有一些別的意見，我也摘引如下，作為對比：

好地段的房子和好老師都是稀缺資源，什麼叫做稀缺，也就是説無論怎麼分，都不可能每個人都分到的，必然是有的人有，而有的人沒有。那麼怎麼分呢？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簡單，誰有錢歸誰。其實你們不能把他們的情況當作是“維持社會分層的工具”，而應該認識到那是資本主義運作方式下必然的結果。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就產生了問題，該怎麼分才公平？如果按文中的抱怨，我住深圳，我買了那麼貴的房子，我子女的教育就不應該再花那麼多錢，那麼我可以給你們打包票，結局就是窮一點的地方，一個好老師都沒有。為什麼要限制公立學校的教育時數呢？那是因為，它既然沒辦法做到公平的讓每個人擁有好的教育資源，它就只能做到讓每個人只有公平的較差的教育資源。請一定要理解這句話的意思。解決之道也有，把老師工資提高到一萬塊錢每月，那麼就有更多精英人才願意當老師了，但是你們同意嗎？同意就按這個做，但是肯定要多繳税，因為天上不會掉餡餅，天上也不會掉好老師。

對上述意見，筆者雖不完全同意，但確實，在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學校，存在生源外流，師資外調，教育生態嚴重惡化的趨勢。教育公平並不是發達地區中產階級之間的公平，當中產階級都在抱怨教育還不夠好的時候，誰來關心社會中下層的利益。

另外，這裏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許多人主張延長公立教育時間，是希望減少留給課外補課的時間，對沒錢給孩子補課的家長來説當然相對“公平”，但對希望給孩子在教育上額外投資的家庭來説就覺得“不公平”。延長公立教育時間，迫使人人都學同樣的時間，是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接受，是不是適合每個孩子？這個問題上，希望學生們自己能夠有發言權。

説到底，上不上課外培訓班，終究是每個家庭自主的選擇，和中國的公立教育質量是否合格，並沒有直接關係。

筆者想談一下根本性的評價問題，中國教育到底辦得怎麼樣？

201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3699萬人，佔世界高等教育總規模的比例達到20%，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2.7%，高於全球平均水平。這説明，中國培養了世界上最多的大學生，跟上了中國產業的發展步伐。

中國大學絕大部分（其實也包括小學、中學）都是公立學校，學費低。幼兒園學費高，要考慮到幫家長把孩子帶大，場地、安全、衞生、師資本來就應該有一個較高的標準。

綜合以上來説，就是中國使用有限的資源在儘可能多的人口中實現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這是中國教育的成功之處。

筆者也認同對於減負、奧數重視下降等問題的批評，不過這些批評應該是建立在以上這個根本性評價的基礎上，任何時候，都應該先抓住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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