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甘膦 ，一個無辜的“反轉”靶子_風聞

**草甘膦是全球農業生產中使用最為普遍的一種除草劑，至今已應用40餘年，在全球160多個國家登記和使用。**近日，網絡上個別聲音，試圖將草甘膦與農業轉基因技術強行捆綁在一起，藉此混淆視聽，誹議轉基因技術安全性。草甘膦與農業轉基因技術之間究竟是否有關聯，草甘膦對可持續農業有怎樣的貢獻？小轉在此為大家答疑解惑。

草甘膦與轉基因，本質上是兩回事兒

草甘膦是一種廣譜滅生性除草劑，由美國化學家John E. Franz於1970年合成，並於1974年在美國作為除草劑登記註冊使用。農業轉基因技術則是一種現代育種技術，通過引入外源基因培育出更高產和抗逆性更強的作物品種，直到1996年才在美國大規模推廣應用。從時間上看，草甘膦比轉基因作物商業化早問世20多年。

由此可見，**草甘膦與轉基因沒有直接關係。**但為什麼草甘膦會和轉基因技術強行聯繫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隨着農業技術的發展，部分作物基於生物技術成功引入耐草甘膦基因，農民得以更有效地管理田間雜草。耐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拓展了草甘膦的應用範圍，轉基因作物也伴隨着草甘膦使用得到了發展和推廣應用。

但轉基因作物的性狀種類遠不止於耐草甘膦這一種，草甘膦的應用範圍也同時包括轉基因與傳統作物。因此，將草甘膦與農業轉基因技術混為一談是缺乏事實依據的。

圖片來源：中國農業出版社《草甘膦與轉基因：一場科學邂逅》（2016.10, ISBN978-7-109-22136-9）

“轉”與“非轉”，都在用草甘膦

草甘膦同樣作用於非轉基因與轉基因作物領域。草甘膦低毒、環保、高效，在160個國家都有售。資料顯示，2015年全球草甘膦市場份額分別為南美（35.5%）、北美（23.4%）、亞太地區（21.6%）三個主要農業區域佔據了全球草甘膦市場的前三位。

圖片來源：”Glyphosate Market Forecast to 2022”, MARKETS AND MARKETS

對中國而言，草甘膦不僅在中國農業中發揮重要作用，也是近年來是中國最大的農藥出口品種。 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出口草甘膦達47.7萬噸，佔中國農藥總出口量的34.76%，約9.96億美元。

在應用及未來發展趨勢方面，草甘膦更是體現出其在全球範圍內廣泛適用的特點，其使用量的持續增長不僅體現於美國、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等轉基因作物種植國家，還預計在德國、法國、日本等非轉基因種植國家保持增長，證明草甘膦與農業轉基因技術之間不存在必要關係。

圖片來源：”Glyphosate Market Forecast to 2022”, MARKETS AND MARKETS

數據顯示，2015年草甘膦在全球範圍內的非轉基因作物領域中的用量達到35.68萬噸，僅比其在轉基因作物領域的用量少13.45萬噸。未來，由於糧食需求的增長，非轉基因及轉基因作物領域中的草甘膦用量預計均有望穩定增長。

圖片來源：”Glyphosate Market Forecast to 2022”, MARKETS AND MARKETS

此外，保證農作物產品安全健康，關鍵是控制草甘磷在農產品表面的殘留量，即——將危害控制在沒有風險的水平之下。而農藥殘留有專業的標準，與農業轉基因技術也沒有半毛錢關係。

一起算筆賬，沒有草甘膦會怎樣？

草甘膦是現代農業中的重要工具，如果沒有它，農業生產及農民收入究竟將蒙受怎樣的損失呢？

圖片來源：Glyphosate Task Force (www.glyphosate.eu/glyphosate-basics/waht-glyphosate)

最後想説的是，草甘膦本質上是除草劑，比農業轉基因技術“大了20歲”，兩者是兩回事兒！農作物病蟲草害防治，不靠科技靠，靠人力？刀耕火種，倒退歷史？又是何苦呢？

附贈“草甘膦寶典”——常見問答Top5

1 草甘膦致癌嗎？

**按標籤説明使用草甘膦是安全的，不會給人類健康帶來任何不合常理的風險。**包括世界衞生組織（WHO）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成立的農藥殘留聯席會議（JMPR）、美國環保署（EPA）、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德國聯邦風險評估研究所（BfR）、加拿大有害生物管理局（CPMRA）、和澳大利亞農藥和獸藥管理局（APVMA）等在內的全球多家監管部門和獨立的科研機構也就草甘膦的安全性進行過評估，反覆重申草甘膦不致癌。

2 食用噴灑草甘膦的植物對人類健康是否有影響？

噴灑草甘膦不死的轉基因植物為何與非轉基因植物一樣安全。原因一：傳統植物天生含有一種蛋白質 / 酶 EPSPS，它能產生植物生長所必需的芳香族氨基酸，而草甘膦的作用是阻斷這種酶。原因二：美國各地多個區域種植這些植物，用草甘膦治理，對這些植物生產的所有可食用的部分進行廣泛分析顯示，轉基因植物的組成成分與同一地點種植的傳統植物相當。原因三：美國環保署及全球其他機構對各植物的除草劑用量和除草劑噴灑時間做出了限制，以確定該除草劑在植物材料本身中的分解情況以及在土壤中的降解速率的科學數據為依據，最終確定了生長季初可以噴灑的草甘膦量。

3 草甘膦殘留與環境和人類健康、包括自閉症患病率增加，是否存在關聯？

完全沒有證據顯示草甘膦使用的增加與自閉症譜系障礙（ASD）患病率的增加存在任何關聯。由於抗草甘膦作物的廣泛使用，草甘膦的使用增加了。而且同一時期ASD 的患病率似乎也在增加。但僅僅因為兩件事同時發生，並不意味着存在因果關係（或就此而言存在任何其他關係）。如，1997年至2007年，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28%；但也沒理由相信草甘膦使用的增加造成了這一變化。沒有可靠的假設來解釋草甘膦暴露如何可能會引起 ASD。經常為自閉症撰文的研究科學家 Emily Willingham 指出，綜合各種證據表明“診斷的替代性以及認知度和認可度的加強是（ASD 患病率增加的）主要驅動因素”。她還表示，“幾乎沒有公開的證據”支持農藥暴露與 ASD 診斷有關這一觀點。

4 草甘膦擾亂人類的生化路徑嗎？草甘膦與罹患自閉症、老年痴呆症、肥胖症、厭食症、肝病、生殖和發育障礙、癌症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嗎？

最早提出該種假設的，是麻省理工學院（MIT）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一名計算科學家Stephanie Seneff 博士。儘管Seneff博士是一位科學家，但她不是植物學家、分子生物學家或人類疾病專家。她利用 MIT 的關係和博士頭銜製造無證可循、訴諸權威的論點。她的假設源於“外源性符號熵”（Exogenous Semiotic Entropy），發表在付費刊登（OA）、影響力非常有限的物理學雜誌《熵》 (Entropy)上。沒有證據顯示該論文通過同行評審。事實上，該論文只提出了多種假設，無一經過檢驗 ，只是試圖讓草甘膦與常見健康疾病產生關聯。這些疾病關聯均不受現有的毒理學測試、實驗支持，也不受草甘膦暴露與人羣患病關聯性觀測的支持。

5是否有科學證據表明草甘膦對胎兒構成潛在威脅？

關注生殖和發育安全的科學家着眼於兩個不同的信息來源：**動物研究和流行病學調查。在上述的兩種來源，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或重複性的流行病學證據可以證明與草甘膦有關的發育影響。**包括美國環保署（EPA）在內的全球法規監管機構已經對草甘膦進行過全面評價，沒有發現任何能夠將草甘膦與生殖和發育缺陷相關聯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