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七日立秋，“多餘的話”紀念瞿秋白同志_風聞

八月七日，立秋，節氣上來講，基本上要和夏天説再見了。

   這個日子還有些別的意義。九十一年前，在白色恐怖的籠罩下，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

1927年這一年，對中國共產黨來説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份，而且這一年是20世紀上半頁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水嶺和前哨燈。

八七會議召開前不到三個月，因國民黨的“清黨”運動被殺害的共產黨人已經數以萬計，人頭滾滾血流成河。

在“寧漢分裂”的小氣候下，武漢國民政府在汪精衞的領導下曾發佈通電斥責蔣之分裂行為，武漢三鎮一度是中國共產黨為數不多的和平區和保護區。

然而在八月初形勢急轉直下，汪亦宣佈“分共”，從寧漢分裂到寧漢合流，八七會議就在這種極為嚴酷的國內環境下，是黨中央轉入地下後召開的第一次重大會議。

中學歷史課本上，第一次出現了瞿秋白的名字，他主持了這次會議。

瞿當時是政治局常委，而且兼管農委、宣傳部，並任黨報總編輯，中學歷史課本附有一張他的插圖，書生模樣，文氣甚重。

瞿秋白

之後很快他成了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

不得不説，帶着濃郁書卷味道的瞿和黨的最高領導人這個稱號，看起來確實有相當程度的違和感，儒生的英氣和黨務工作的複雜、險惡，這種非現實感賦予了瞿的人生以悲劇般的魔幻現實主義色彩。

被命運的洪流裹挾着，用他犧牲前自己的話説，“陰差陽錯”。

當時像瞿這樣的黨內的高級知識分子不在少數，但有着沁人的詩人氣質的人物或許只有瞿一個。他在黨內高級幹部中還有兩個突出特點：身體最文弱，有一步三喘的病象（肺部一直不好）；眼鏡的近視度數極高。他在臨終前曾有這樣的獨白：

可笑的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筆者後來讀過一些瞿的相關傳記，開篇幾乎必説他在1899年出生在江蘇常州的一個破落地主階級家庭中，而且要重筆説他的家庭背景是如何中落的，以凸顯他投身革命的“階級背叛性”。

他的父親瞿世瑋才華橫溢，沒事聽聽音樂搞搞繪畫，活的是一種散淡的隱士風，不治家業。母親金璇也是大家閨秀出身，精於詩詞。

生長在這樣一種家庭，瞿秋白肯定遺傳了父母在智識層面的優秀基因，如果不是恰逢亂世，瞿或許成為一個寄情山水，灑意詩畫的風流才子品行。

然而在父親去世後，家庭雖曾被伯父一度接濟，但窘迫程度之快之深還是超過了他的想象。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媽媽有過一次對話：“咱家都窮成這樣了，為什麼還要養着一個僕人？辭掉她，或許我們還能多一口飯吃。”他媽媽這樣回答：“僕人是咱們家的體面，是一定要有的。”

自那時起，自尊和體面成了瞿秋白一生揮之不去的心理阿基里斯之踵——母親最終受不了不再體面的生活，喪失了養尊處優的生存環境，她寧可不活——服毒自殺。

年僅17歲就喪父喪母的瞿秋白，比同齡人更加深刻體會到了“陋室空堂，當年笏滿牀”的悲愴感。

所以，當五四運動的激流沖刷着華夏大地的時候，在眾多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中，瞿秋白表現得卻相當異類，他的字典裏更多的是生死參悟而非革命民主，這種奇異的精神氣質一直伴隨着他，無論在上海，在武漢還是在莫斯科，以及在他人生中的最後一站福建長汀。

    二十八歲就成為黨內一號人物，作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政壇明星，他內心卻有別樣的味道。從二十二歲起，他就未曾遠離政治的血腥和殘酷，對處在青春期的中國共產黨來説，人畜無害的瞿秋白成了派系紛爭和利益交換的緩衝墊，尤其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需要俄語極佳的中間人。

他對路線之爭的消極態度反而在很多時候是他的“保護傘”，能讓他以代理人身份遊走在上海、莫斯科和中央蘇區之間。

1929年瞿秋白與夫人楊之華，女兒瞿獨伊在莫斯科

他曾説，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便是在莫斯科和被斥責為“托洛茨基同夥”的那個小組成員一起，晚飯後談詩論藝，撫琴唱和，儘管當時的莫斯科也並非路線鬥爭的飛地，但短暫的蓬頭突鬢，曼胡之纓的文人豪氣，在逼仄的政治苦悶下的短暫釋放，能讓他獵取稍許的閒暇。旅居莫斯科時，或許是極少數他在入睡後不會夢到母親自殺的驚怖景象的時候。

然而，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機關被徹底破壞之後，莫斯科的霧凇沆碭，滬上的餘舟一芥，都被國民黨圍困着的中央蘇區取代。

一次又一次的圍剿與反圍剿，愈加嚴酷的軍事鬥爭的熱浪蒸發掉最後一絲的詩意。新人勝舊人，本不負責軍事調配的瞿秋白被新任的共產國際的皂隸們視為雞肋和異端型人物，他被排除在黨內核心決策層之外也是順理成章的。

作為中央蘇區留守突進的黨內一脈，沒有參加長征，這個命運的裁決最大限度地成全了他的悲劇性人格。閩西的叢林中月色蒼涼，東方將白，瞿秋白即將走向人生的終點。

與黨內同僚的峨冠盛筵，和文友詩朋的樓船簫鼓，一起化成了那篇人生的訣別書《多餘的話》，開篇即言：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説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説可不説的了。

與瞿秋白同志前後腳犧牲的還有另一位黨的高級領導人方誌敏。福建長汀一生槍響，兩個月之後，方誌敏在南昌亦英勇就義。按照古典戲曲的演繹模式，瞿與方應該會被改編為“雙星歸位”的一出歷史劇。

如果説方踐行的是共產主義之幾乎毫無瑕疵的超聖品格，瞿在某種意義上算是“即凡而聖”：“霧裡看花的隔膜的感覺，使人覺得異常地苦悶、寂寞和孤獨，很想仔細地親切地嘗試一下實際生活的味道。”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犧牲前

直到生命中的最後一刻，他仍沒有放棄對革命意義的思索，對自身所謂“消極頹廢”的自我解剖是一種別樣的殉道：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瞿選擇了一種詩意般肉體和世界訣別的方式，用俄語高唱着國際歌，他的靈魂在那一刻肯定不再苦悶、寂寞和孤獨：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秋白不休，亦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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