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分心》：那些因為漫不經心而犯下大錯的家長們_風聞
蛋总toshi-我觉得OK2018-08-07 08:51
轉自微信公眾號：大尉説説
今天推薦的是一篇普利策特稿獎獲獎作品。文中寫到的父母，都因為漫不經心的行為遭受了慘重的代價——他們將孩子忘在汽車後座，並因此導致了孩子的死亡。作者採訪了十幾位犯過同樣錯誤的父母，以及相關的專家，探討到底是什麼人才會犯這樣的錯誤，他們之後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同樣揭示了一個無情的世界：每個人都可能犯同樣的錯誤的世界。
致命的分心
作者 | Gene Weingarten
首發 | 華盛頓郵報
翻譯 | 微信公號“一小時爸爸”
1
被告是一個超過130公斤的大塊頭，但他身上的悲哀和恥辱比他還要重。在勉強塞進去的扶手椅裏面，他弓着背在一張接一張的紙巾中抽泣。
他的妻子坐在觀眾席的第一排，煎熬着心不在焉地扭動着結婚戒指。
房間就跟墳墓一樣。證人們正在輕聲描述，但事件中藴含的巨大悲痛讓他們失去了冷靜。
醫院的急診室護士介紹完警方第一次帶被告來時的樣子後，忍不住哭了起來。她記得那時他非常緊張，眼睛緊閉，身體搖晃着，能感覺到他在承受內心深不可測的折磨。
他很長時間內都沒有説話，直到護士坐到旁邊握着他的手。這時他説：我不希望恢復平靜，我不值得從痛苦中獲得喘息，我想感受這一切，然後死去。
法庭審理的是一起由維吉尼亞州政府起訴的故意殺人案。案件的過程沒有任何爭議——
49歲的邁爾斯·哈里森是一個和藹的人，一個勤奮的商人和溺愛孩子的認真父親。但這一切結束於那個夏日——他因為工作的困擾一個個不停地打電話，而忘記了把兒子蔡斯送去託兒所。結果在他辦公室外的停車場，孩子在汽車座椅上呆了9個小時，因7月的酷熱而慢慢死亡。
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無法原諒的錯誤，但是不是犯罪？這是需要法官來回答的問題。
在休庭中的某個時刻，哈里森搖搖晃晃的離開法庭。這時他第一次在別人面前表現出失態，他雙眼低垂快要摔倒，在別人扶住他後，失聲痛哭“我可憐的孩子……”
此時，一羣準備參觀法庭的中學生進入了房間，帶團的老師明顯沒有預料到現場的情況。幾分鐘後，這些睜大了眼睛的孩子被帶出了房間。
庭審將持續三天。而有兩個女人一直坐在法庭後排側邊，她們花了幾個小時的路程趕到了這裏。和聽眾席上絕大多數人一樣，她們並非是被告的親戚、朋友或同事。
“死者的下肢呈紅色和紫紅色……”當法醫開始展示本案最痛苦的證據時候，後排的這兩位女性慢慢依靠在一起。
“腹部的顏色變成綠色……器官自溶……我們稱之為皮膚滑移……死亡時體温達到42度……”年老並矮一些的瑪麗正在發抖；而高個子金髮的林恩則一隻手摟着她的肩膀，另一隻手握住她的手。
當庭審結束後，林恩·貝爾福和瑪麗·帕克斯安靜地離開了法庭，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她們本不想來這裏，但她們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無論是為了被告——還是更復雜一些——為了她們自己。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時刻：有三個有同樣心碎經歷的人同居一室。他們三人都曾經因為同樣無法令人理解的失誤方式，殺死了自己的孩子。
官方的用詞是“高温致死”，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孩子的身上，故事往往是相似的：本來一個熱愛孩子的細心父母某一天因為日常生活的一點變化，變得忙碌、分心、煩躁或者困惑，然後……將孩子忘在車裏。
這樣的事情全美國一年會發生15-25次，貫穿春夏和早秋。
20年前，這種情況很少見，但在1990年代，汽車專家認為副駕駛的安全氣囊會傷害孩子，他們建議將座椅移至後排。而且為了新生兒的安全，座椅應該面向後。
假如有專家能預見這個變化會讓家長看不到孩子，以至於導致這些悲劇的話……唉，誰又能怪他們呢？什麼樣的父母才會把孩子忘在車裏？
事實是，富人會這樣做，窮人和中產階級也會。所有年齡和種族的家長都會這樣。母親出現這樣悲劇的比例和父親一樣多。心不在焉型的人和細節控同樣都會這樣做。半文盲和高等教育也沒有區別。
在過去的十年中，這樣的悲劇發生在牙醫、郵遞員、社會工作者、警官、會計師、士兵、助理律師、電工、新教牧師、猶太教學生、護士、建築工人、首席助理、心理健康顧問、大學教授和比薩廚師的身上。包括一個兒科醫生家庭，同樣也包括一個火箭科學家。
去年某天中這樣的事件發生了三次，這是迄今為止最糟糕的一年中的最糟糕的一天，而且這樣的趨勢還沒有減弱的跡象。
每個事件都有些不同，但一個可怕的時刻是相同的：當家長接到自己配偶或託兒所的電話，意識到他或者她的失誤。他們瘋狂的衝到汽車旁邊，而那裏等待着他們的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每個事件都有它駭人的特質：一個父親將車停在市集旁邊，當他發現孩子的時候，旁邊響着的是歡快的風笛聲；另一個父親試圖從現場的警察身上搶槍，想盡快結束這一切；包括瑪麗·帕克斯在內的一些人，則會開車回到託兒所，她們以為自己早上已經把孩子送到託兒所了，根本沒有注意到孩子的屍體其實就在車的後排。
而田納西州的業務主管查塔努加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在烈日下，他的車子響了三次移動警報，而他看過去沒發現車子旁邊有人，就遙控解除了警報，繼續回去安心工作……
3
在人類的各種失誤中，這種情況對社會關於犯罪、懲罰、公正和仁慈的概念的挑戰最大。
根據國家兒童安全宣傳小組的統計，大約40%的這類事件中，孩子的死亡被認定是可怕的事故——家長因為一次記憶錯誤而一輩子活在內疚之中，這遠遠超過任何法官或陪審團的量刑。
而在另外60%的事件中，基於類似的事實，應用類似的法律，相關部門卻認為家長的疏忽非常大，後果嚴重，必須積極的用重罪來起訴。
就在哈里斯將孩子忘在公司外停車場的5天前，類似的事件發生在東南方几百英里外的地方。
弗吉尼亞州朴茨茅斯有一名叫安德魯·卡佩珀的環衞部門電工，在結束了一個漫長值班後，他從父母那裏把1歲左右的孩子接上，開車回家，走進屋子，然後就睡着了。被他遺忘的孩子，則熱死在車上。
哈里斯被起訴，而卡佩珀則沒有。在各自的事件中，是否被起訴會基於某個人的決定。
哈里斯事件中，這個人是費爾法克地區檢察官雷·莫羅。在用過失殺人罪發起起訴幾天後，他在記者的訪問中這樣解釋原因。
他説：“我們需要重申很多關於兒童保護的事情。當你有孩子之後，你就要擔起責任。在兒童安全問題上，我的態度非常強硬。”
莫羅有12歲和14歲兩個孩子，當他被問到是否能想象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情況時，他似乎被嚇了一跳。他先解釋了一些其他事情，過了十分鐘才回答：“我想説，這是不會發生的，我是個非常警覺的父親。”
而在朴茨茅斯，決定不起訴卡佩珀的是檢察官厄爾·莫布里。他認為孩子的死亡是一個悲劇。警方的調查顯示沒有犯罪意圖，因此不是犯罪。卡佩珀並非無情的用孩子生命做賭注，他只是忘記了孩子在那裏。
莫布里説：“最簡單的處理這種事情的辦法是將它扔給陪審團，但這樣是錯的。檢察官的工作是實現公正，而不是完成業績。”
他説：“雖然不能完全確定，但我相信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在這裏對與錯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清晰，每個遇到類似問題的公務人員都在盡力解決所面對的兩難困境。但公務員也是人，他們的判斷會不可避免地受到複雜的個人經歷的影響。
莫布里説：“你知道麼，在今天説這個事情挺特別的。”他現在有5個孩子，而今天是他曾經的第六個孩子的生日，“她1993年死於白血病，那時候她快滿三歲了。”
説完之後莫布里停頓了一會兒，他不想錯誤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他是根據法律作出的決定，他説“但我可以瞭解失去孩子的感覺。”
安德魯·卡佩珀失去孩子之後被放回家中，在剩下的人生中都將會記得他做錯的事情。而邁爾斯·哈里森則被以重罪起訴，他惶恐無神的頭像出現在報紙、電視和牆上。
他請了一個昂貴的律師。經過幾個月的溝通和證人質詢，最終沒有達成庭外和解。庭審開始了。
法庭聽取了哈里森和妻子講述了他們在40多歲仍然想有一個孩子，於是三次前往莫斯科，並坐10個小時火車到俄羅斯腹地，最終找到收養了他們18個月大的兒子。
他們的鄰居證明看到哈里斯和孩子草坪上嬉戲。他姐姐則説明和夫妻兩個一起用了數週時間，來給不適應環境的寶寶尋找一個理想的託兒所。
在證人席上的還有哈里森的母親，她認為哈里森是一個好兒子和一個完美慈愛的父親。哈里森的妻子則悲痛的描述了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車上，接到他在悲劇發生之後的電話內容——都是完全沒意義的尖叫聲。
最後，費爾法克巡回法庭的奈伊法官判定哈里森無罪。法官基於之前莫布里決定不起訴卡佩珀同樣的法律理由，認定本案中不存在犯罪。
在宣判之後，哈里森喘息地哭泣着。他想站住，而一無所有的他最終跪在地上。
所以如果這不是過失殺人，那這是什麼呢？一個意外麼？
“不，‘意外’是一個不完美的描述”，加州大學埃爾文返校的馬克·沃斯考爾教授是這樣評價的。他是語言學習能力方面的專家。
“‘意外accident’代表着這個事情不能預防，‘事故incident’則聽上去太微不足道了。”
沃斯考爾是富布萊特項目學者，專門研究如何利用筆記本電腦幫助兒童識字。在2003年的夏天，當他吃完午餐後回辦公室的路上，他發現停車場很多人圍着一輛車，警察砸碎了窗户把門打開。
又走近了一些，他才發現那其實是自己的車。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早上他忘記把10個月大的兒子米奇送去託兒所了。米奇已經死了。
沃斯考爾沒有被起訴，但在隨後幾個月內，他多次有自殺的念頭。但最終自殺的衝動漸漸退去，只剩下悲傷和內疚。
他認為我們缺少一個正確描述這類事件的詞彙，同樣，還需要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爭議的悲劇。
5
大衞·戴蒙一邊在華盛頓的酒店吃早餐一邊這樣解釋：“記憶是一個機器，而且它並不完美。我們會希望優先想記住重要的事情，但我們的負責記憶的神經細胞不是這樣。如果你會忘記電話號碼，你同樣也可能會忘記你的孩子。”
戴蒙是南佛羅里達大學分子生理學教授和坦帕退伍軍人醫院的顧問。他這次是來在一個全國科學會議上演講，介紹他關於情緒、壓力和記憶相互關係的研究。
他的研究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的思考進程會從大腦中最複雜的部分，被切換到我們大腦中最原始的部分——一個競爭性記憶系統上。這個系統的設計的和恐龍一樣陳舊：心不在焉、固執、沒有分析能力還愚蠢。
戴蒙自己的記憶力就很糟糕，最近他在開車去商場的路上，突然記起來孫女就在後座上睡覺。他記得是因為副駕駛上的妻子提到了孩子。
他明白假如只是自己開車，也許就會發生不能挽回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他非常明白髮生這種情況的原因。
他介紹説，人類的大腦是一個宏偉但又急就章的設備。表層是更新更復雜的結構，但下面則是和低級生物一樣的原始結構。
大腦最上方是最聰明靈活的部分：負責思考和分析的前額葉皮層，以及負責瞬時記憶的海馬體。底層則是和蜥蜴大腦類似的基底節，負責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覺的行為。
戴蒙説，例如在熟悉、日常線路上駕車這種情況下，人類大腦會讓基底節提供類似自動駕駛輔助儀的作用。當我們的前額葉和海馬體在上班路上計劃自己的日程時候，你的基底節在無意識卻有效地駕駛着你的車。
這就是為什麼你有時候會發現自己從A點開到了B點，但怎麼都沒有關於路上風景，怎麼轉彎之類的清晰記憶。
通常這種責任分工的模式，就像交響樂一樣配合的很漂亮。但有時候卻變成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那樣，讓轟隆隆的炮聲掩蓋了一切。
他做了一個實驗，實驗中讓老鼠看見貓，然後記錄他們大腦中電化學變化。通過這樣的方式他發現無論是突發性還是慢性的壓力，都會削弱大腦高級功能中心，讓他們更容易被基底節所壓制。他發現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這些幼兒在車中死亡的事件裏。
他説：“事件是否發生和之前父母的照料程度是沒有關係的。有重要相關性的因素是由壓力、情緒、缺乏睡眠、生活節奏改變等結合而成。這時基底節開始工作，理智思維則被弱化到無力抵抗。結果是被弱化的海馬體裏的記憶迴路就想電腦程序一樣被強制覆蓋。除非記憶迴路被重啓——比如聽到孩子哭，或者像我一樣被老婆提醒，否則記憶可能完全消失。”
戴蒙這時候停頓了一下。“弗吉尼亞州有一個特別典型的由壓力引發的案例，我前幾年去調研過。那是一個叫什麼的女人來着？”
他把叉子放下，眼光掃過天花板牆壁和地板，然後搖了搖頭。他説因為會議上的壓力太大，他的記憶檢索能力出了問題，他現在想不起來人名。
“林恩.貝爾福？”
“是的，林恩.貝爾福！”
這是十月中旬，林恩·貝爾福正在電話中給新寶寶預訂一個嬰兒彈性椅的帶子，同時試圖緊急安排一個保姆，因為她需要馬上去看婦產科。
她剛拿到檢查報告，她正在排卵，她丈夫在伊拉克，她需要用他的精子來做人工授精，但保姆現在沒時間。她只好抓起媽咪包、帶上孩子，趕快出門上車開走。但是孩子正在鬧，於是她回頭給了孩子一瓶果汁，一邊看着他，一邊看一眼自己頭髮的髮卡。
她笑道:“事實上，我現在已經盡力不一次做太多事情了，我已經讓自己的生活更簡單一些。”
林恩·貝爾福就是通常被叫做A型性格的那種人。她是第一個承認自己性格和2年前她兒子布萊斯死亡有關聯的人。
事情發生在2007年3月30日，那天她不小心把9個月的孩子遺忘在工作的軍法學校辦公室外的停車場裏。那天的天氣只有十幾度，但是在熱學效應的作用下，當天貝爾福的車上温度超過了42度。
有一種沮喪的形象比喻可以描述那天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情。1990年代，英國心理學家詹姆斯·裏森提出了“瑞士奶酪模型”，來解釋為什麼災難性的錯誤會逃過多重的防禦機制而發生。
他把瑞士奶酪切成5-6個薄片疊在一起，每片上面的小洞表示那些微不足道的潛在小漏洞。這種防禦體系很少出錯，但如果巧合下幾片奶酪的小洞都重疊在了一起，整個系統就被突破了。
在貝爾福把布萊斯忘在車上的那天，她一直忙到了深夜，先幫一個必須緊急帶寵物去醫院的朋友看孩子，然後照顧感冒了的布萊斯。
因為寶寶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態一直在車上睡覺，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因為貝爾福計劃把布萊斯常用的安全座椅帶去消防站請專業人士安裝，所以布萊斯被放在另外一個安全座椅裏，位置在駕駛員背後而不是副駕駛，因此從後視鏡裏看不到。
因為另一輛車被借出去了，貝爾福當天還需要送丈夫去上班，所以媽咪包是放在後排座而不是在平時她會看到的的副駕駛位置。因為和一個有麻煩的年輕親戚打電話，然後和老闆電話討論工作，貝爾福開車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緊張的通話，解決別人的問題。
因為保姆換了新手機，裏面只有貝爾福手機號碼沒有辦公室的，所以當保姆打電話問為什麼她沒有送布萊斯過去的時候，電話在貝爾福的錢包裏，沒人聽到。
每一片的小漏洞就這樣重疊到了一起。
沒辦法為將孩子忘在車裏的父母們畫出一個通用的畫像來，我們為這篇文章採訪的13名家長中，有內向的，有外向的，有温柔的，有陰鬱的，有堅強的也有脆弱到可怕的。
上面這些描述都不符合林恩·貝爾福——一個37歲的預備役軍人，曾經在戰場服役，並且也在一直在她兒子的死亡事件上戰鬥着。
她平靜的説：“我不覺得我需要原諒自己，因為我不是故意那樣做的。”
貝爾福身材高大，行動目的性很強，走路會有節奏的搖擺。她的下巴瘦弱但是説話強硬並且不加修飾。她有趣、喧鬧、直白，是那種你馬上喜歡她或者討厭她的人。
是她提議去參加邁爾斯·哈里森的審判，也是她在休庭時走向哈里森，擠開人羣，用胳膊繞過他的脖子把他拉近。她在他耳邊大概低語了差不多1分鐘。
他的眼睛睜大了，然後靠在她肩膀上像孩子一樣抽泣着。她告訴他自己的經歷，她知道他是一個愛孩子的好父親，他不應羞愧。
貝爾福在密西根州的中低收入家庭長大，她生活中有一個被告知是她父親的男人，又有一個她曾經以為家裏的朋友，但後來發現是她生父的男人。
她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離婚了，但又交換後結婚。她的生活中充滿酗酒、離婚和撫養權戰爭。於是她滿18歲後就參軍了。
她有一次在波黑，兩次在伊拉克的服役經歷，從事情報分析和工程管理的工作。她在那裏學會了同時處理很多事情。她因為出色管理了4700萬美元的項目而獲得了銅星勳章。
她結婚生子又離婚。當她遇到加勒特·貝爾福之後一個月，她就決定這個英俊的年輕人將會是她的丈夫了。18個月後他們結婚了。布萊斯是他們第一個孩子。之後靠人工授精，她和在伊拉克的加勒特有了第二個孩子布萊登，現在他們也在用同樣的方法要第三個。
貝爾福暫停了今天的婦產科檢查，而是開車前往軍法學校，來展示她兒子的死亡經過——她在加勒特工作的路邊停車讓他下車，這不是她平時會做的事情。這會讓她在潛意識中做了一個確認標記：送人任務完成。
然後她又指出保姆家所在的位置，當天她很明顯打電話的時候開過了。或者是在和老闆在討論日程的重大變動，或者是在和她侄子在討論如何還賭債。
最後到了弗吉尼亞大學的軍法辦公室的停車場。她將車停在和那天同樣的停車位裏，布萊斯就是在這裏死去的。
“基本就是這樣了，除了旁邊這兩個車位當時是空的。”她説的同時，下車拿走車鑰匙和媽咪包。
這是林恩.貝爾福那令人不安的故事。如果你已經先入為主，認為她的角色應該如何面對世界的話，你更會這樣感覺。
比如説，你也許會設想她應該換一輛車。但這輛配着粉紅色小鈴鐺方向盤套的黑色本田領航員，就是布萊斯死去的那輛。就在他死去的位置幾英寸以外，貝爾福正在解開布萊登身上的安全帶。
她説，“我不認為換車符合財務要求。”
貝爾福的眼睛很冷靜，她的態度很明確：
你對此有不滿麼？
不是所有嬰兒在車中高温致死事件都像本文中説的那樣，只是一些好家長一時記憶的失誤這樣簡單。在另外一些事件中，有些父母有一貫的育兒疏忽前科，或者在嗑藥。
有時候，父母明明知道有危險，仍然故意把孩子留在車上。在一個非常惡劣的案例中，一個媽媽把自己上鎖的汽車當做廉價託兒所使用。當這樣的嬰兒死亡事件被立案起訴後，一些人會因此被判刑入獄。
像林恩·貝爾福這類的案件，一般在起訴過程中雙方就會達成例如緩刑、減刑、社區服務等方式的庭外和解。最終完成整個審判流程的比較罕見。
貝爾福的情況更加少見，她並非以過失殺人最被起訴，而是二級謀殺，如果成立的話，可能被判最多40年有期徒刑。而且作為保釋的條件，她被禁止單獨和任何未成年人相處，包括她唯一的十幾歲兒子。
因此貝爾福聘請了亞特蘭大最頂級的刑事辯護律師約翰·澤維林，這意味着她的丈夫加勒特需要繼續作為軍事承包商的僱員前往伊拉克，好用戰地獎金來支付律師費用。林恩.貝爾福只能獨立面對這一切。
這樣，她開始從過去的悲傷、內疚和自我麻痹，變成了一個敏感而憤怒的人。
8
約翰·澤維林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一個偵探小説裏的古怪天才，雷克斯·斯托特筆下大腹便便的尼羅.沃爾夫。
澤維林的律所在一個有黑色木製百葉窗的漂亮老式別墅裏，而有着和聖誕老人相似鬍子的律所老闆則坐在破洞的皮椅上，而帶着污漬的襯衣上的那些釦子們，很努力的堅持着自己的職責不被崩開。
澤維林認為自己當時首要的工作，是證明在這個案件中，沒有哪怕一丁點的謀殺意圖，起訴二級謀殺是非常荒謬的。
他成功了，在初級聽證會之後，控罪被減輕到過失殺人罪。不過他接下來的工作則更艱鉅：他需要想明白在這樣一個戲劇化狂熱的案件如何辯護。
聯邦助理檢察官伊麗莎白·基林的陳詞是這樣的：“一個男孩的生命是不應該這樣結束的。他躺在醫院的擔架上，慢慢地死亡。他的生命消散掉，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澤維林最後需要做一個關鍵的選擇。刑事案件的陪審團往往希望聽到被告的親口陳述。貝爾福贏得了澤維林的喜愛和尊敬，但他是否應該讓她坐上證人席呢？
他問：“你們見過她麼？”
是的。
“那你們應該看到了她是如何用精神的盔甲來保護自己不受這個世界的傷害，她把自己封閉起來，變成一個鬥士。這幫她生存下來。但對於那些希望看到她是如何被悲劇摧毀碾碎的人，這可能會讓人失望。”澤維林最後決定不冒險讓她作證。
他説“我用了另外一種方法讓她‘站上’證人席，這樣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林恩——脆弱，不狡詐，不會裝腔作勢。”
澤維林的方法是給陪審員播放兩盤錄音帶。一盤是布萊斯死後一小時左右，貝爾福在醫院接受警察詢問的錄音。她的聲音中有無法衡量的悲痛，在抽泣和嗚咽中，勉強可以分清她顫抖的話：“我殺了我的孩子，天啊，對不起。”
第二盤是911的報警電話錄音。在貝爾福發現屍體之後的幾秒鐘，她懇求一名路人幫忙報警需求幫助。
澤維林轉了一下電腦，找到一個音頻文件：“想聽麼？”
貝爾福正在重複那一天她下班後的事情。
她從學校153A的辦公室走到樓外。這之前，大概下午三點左右，她終於看了一眼手機，發現有一個保姆打來的未接電話。她回撥過去，但是被轉到了語音郵箱。
她並沒有擔心什麼，因為保姆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們經常打電話隨聊天。貝爾福留言讓她有空打過來。
保姆打通電話的時候，貝爾福就是站在這個地方。在學校前面的一個石板庭院裏，正在正走向停車場。和事發當時一樣，一門南北戰爭時期的火炮，令人不安對準她正在站着的地方。
保姆問她布萊斯在哪裏。貝爾福説“你説什麼？他和你在一起啊！”
這裏距離庭院盡頭大概20米遠，然後有11階台階，再走兩步是另外一個12階的台階。出了門後大概10米左右是她的車。
貝爾福估計當時用了不到半分鐘衝到車旁，但她明白已經太晚了。透過窗户他可以看到布萊斯垂下來的手，他的臉毫無生氣和光澤。她説“就像瓷娃娃一樣。”
幾秒鐘之後，路人撥通了911的電話。
10
錄音的內容讓人無法忍受。大部分時候，你可以聽到一個女人緊張但是準確的跟警方接線員解釋她所看見的事情。開始時電話背景很安靜，然後是貝爾福用盡全力的呼喊，“哦，上帝啊，不！”
然後是幾秒鐘的安靜。
然後震耳欲聾的尖叫聲“不，求你了，不要”。
然後又安靜了幾秒鐘，然後是“求你了，上帝，不要，求你了。”
現場當時發生的事情是貝爾福正在用CPR來搶救。她感覺自己當時被分裂成兩個人：一個林恩是認證過的戰地急救員，她正在有效的進行急救；另一個林恩則是再也不會快樂的失職母親。
吹氣、按壓、吹氣、按壓。每次當抬頭吸氣的時候，她的精神陷入崩潰，然後她則必須要繼續回去搶救兒子。
聽完錄音後，陪審團合議了90分鐘，做出了一致的無罪裁定。
11
陪審員科林·羅斯説：“我認為類似案件從來不應該被起訴。這可能是因為疏忽所致，但這是一個無意造成的錯誤。”
陪審團長詹姆斯·施洛特豪爾是政府的一名巡視員，他不認為起訴本身有問題，貝爾福的案件很複雜，證據需要被公開和討論。
而本案全部一致的判決，也是基於那些證據。他認為這個事件是一個該死的意外，“可以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任何人？
施洛特豪爾猶豫了一下，“恩，也發生在我身上過”。
他介紹説，他的事件沒有這樣災難性的結果，但潛在的問題是相似的。忙碌和壓力，讓他和她妻子有一次把自己的職責搞混了，某一天下班後都沒有去託兒所接孩子。
他説，“我們都回到家，然後開始問：- Lily在哪裏？ - 我以為你去接她！ – 我以為你去接她！”
假如這種混亂是發生在早上上班的路上呢？
“任何人都會”，施洛特豪爾這樣説。
12
沒有為兒童高温致死設立的全國信息中心，也沒有政府機構負責整理相關的數據和統計。
最接近這個功能的組織，是一個位於肯薩斯城某個舒服的家裏，用地下室改造的辦公室。
前銷售和市場專員，珍妮特·芬內爾運營了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名字是“孩子與汽車”。這個組織正在遊説提升汽車的兒童安全性，因此他們維護着全美國最悲傷的數據庫之一。
芬內爾光着腳蜷座在沙發上。她的實習生安博走過來，放下一篇通訊社新聞稿的傳真件，“前壓，停車場，北卡羅來納。”
這裏有一個可怕的術語。“後壓”表示倒車時從後視鏡沒有孩子，或者根本沒有看。“前壓”則基本都發生在SUV或者皮卡這種作為很高的車型上，司機看不到車前方的孩子。此外還有“電動窗擠壓”“兒童啓動車輛”，最後是“高温致死”。
在芬內爾的牆上，有幾十個孩子的相片，有些很自豪的舉着小手指，彷彿在説“我兩歲了！”，“我三歲了！”相片明顯是在這些孩子最後的生日上拍的。
芬內爾見了很多高温致死事件的家長，其中有些人現在和她的組織一起工作。她沒有主動去尋找他們。
這些父母看到芬內爾名字的原因，大多是在他們失眠的深夜裏，在網上搜索有沒有其他同樣的在這種悲劇地獄中生存着的人的時候。
芬內爾説，“關於這些父母有一種誤解，這些人往往其實是溺愛和關注孩子的類型，他們會購買嬰兒鎖或者安全門，這些事件的發生是記憶出現問題，不是關愛的問題。”
“有些人認為，有幾分鐘不注意孩子是可能，但不可能8個小時忘記他們在哪裏。但實際上他們沒搞明白的是，這些父母的印象中他們早已把孩子送到了託兒所。他們認為孩子過的很開心，被照顧的很好。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沒理由擔心或者總去確認寶寶的情況”
芬內爾認為起訴這些家長是毫無意義並且殘忍的。不可能靠着監獄的威脅，就能嚇阻家長出現這類錯誤。
她認為問題的答案是提高汽車安全性能和讓公眾意識到這類發生的確可能發生：一時的記憶喪失有可能會導致可怕的結果。
她所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
“我真的不太想……”她的眼睛移開了，不太想有目光的交集。“一個孩子死前把自己的頭髮完全都扯光了。”
多年來芬內爾一直在遊説通過一項新法律：要求新車安裝一種安裝座椅傳感器，當汽車熄火後如果安全座椅仍然感應到有孩子的重量就會報警。
去年她幾乎成功了。2008年的卡梅拉-古布蘭森兒童安全交通法案中，要求提高後視鏡和電動窗的安全性，同時還要防止兒童不小心啓動車輛，本來這法案例中還包括汽車安全座椅感應器的要求，但沒出現在最終法案上。
支持者從中去掉了這個條款，他們擔心強大的汽車廠商會因此遊説抵制整個法案通過。
還有幾個後加裝的產品可以在孩子被留在車裏的情況下警告父母。這些產品都不是大廠家生產的。這些產品和幾年前3個前NASA工程師的產品遇到了同樣的市場問題。
2000年，克里斯·愛德華茲，特里·馬克和愛德華·莫德林開始研發一種用重量感應器和鑰匙警報器構成的相關產品。
這工作的起因是他們的同事凱文·謝爾頓，他不小心把9個月大的孩子遺忘在NASA蘭利研究中心的停車場上，導致孩子死亡。基於航天技術，這個產品很簡便、相對廉價而且效果不錯。
珍妮特·芬內爾對這個產品有很高的期望，她覺得產品背後的故事，加上NASA的技術保證，可以創造出大眾廣闊的傳播度和接受度。
可5年過去了，這款產品仍然沒有上市。發明人找不到願意生產它的投資人。最大的問題是法律責任：如果你製造了這個產品，但它發生故障並有孩子死亡的話，你就會面臨鉅額的法律訴訟。
另外一個巨大的問題是心理學：市場研究顯示這個產品銷量不會好。
問題很簡單：人們從不認為自己會犯類似的錯誤。
“我之前就是這樣認為的，我讀了相關報道文章，然後我想‘這些家長都在想什麼呢？’”
米奇·特里是德州梅匹爾的一名承包商，一個身材魁梧但眼神柔和的人。當發現自己的錯誤的時候，他在一輛卡車的駕駛室裏，而他6個月大的女兒則在60公里外的停車場上，炎熱德州陽光下某輛鎖着的車裏。
所以，他瘋狂地駕駛着10米長的大貨車，託着成噸的電線杆大小的木材，以160公里的時速衝向那輛小轎車。
在2005年6月的那天，特例剛剛失業。他找到一份給天主教堂修建圍牆的臨時工作。他記得把大女兒送到託兒所，但在送小寶寶去另外一個託兒所的時候，他接到一個新工作的電話。這讓他分散了注意力，一個致命的分神。
35歲的特里沒有被起訴，他被懲罰的方式似乎不那麼明顯。
特里是南方浸禮會的成員，在米卡死前，他們每週日都會在教堂呆一天，從早上的聖經學習到晚餐。但現在他們不再去教堂了。他説這太混亂了。
“教堂裏每個人都説會祝福我們，這讓我感到罪惡，我沒有感到被祝福。我感覺被上帝弄錯了，我也錯怪上帝了。我不知道怎麼處理這種情況。”
過了4年，他仍然無法走近那天工作的教堂附近，那天他的女兒在外面，而他在裏面，正修建一堵將要懸掛十字架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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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件惡意疏忽的事件……他應該被判死刑。”
“我懷疑他是用這種方法告訴妻子他不想要孩子。”
“他太忙於慶祝賣出房子了。房地產行業的人就這樣道德崩壞。”
這些是2008年7月10日華盛頓郵報網站關於邁爾斯·哈里森兒子死亡事件的報道文章下面的留言。
在每次類似事件發生之後，現實世界裏差不多的言論也都會出現，只是時間和地點每次不同而已。大眾對這類事件的反應不只是憤怒，有時候甚至刻薄。
紐約奧巴尼的一個臨牀心理學家，艾德·希林克相信他知道這種反應的原因。他主要研究嚴重汽車事故中倖存司機的心理問題。
他認為，在那些很明顯非主觀故意的事故，甚至不是父母的過錯造成的事件中，公眾對於這些父母也過於嚴厲了。
他説，人類的有一個基本需求，他們需要相信並且堅信這個宇宙不是殘酷無情的，可怕的事情不是隨機出現的，如果你是負責和警覺的人，這些災難是可以避免的。
他相信在高温死亡案例中的這些父母被妖魔化是因為同樣的原因，“我們很脆弱，但我們不想被提醒這一點。我們希望相信世界是可以被理解和控制的，假如我們遵守規章，我們就會安全，世界就不會傷害我們。
所以當其他人身上發生類似的事情，我們必須把出事的人和我們自己區隔開。我們不希望自己和他們有相似的地方，假如我們和他們是一類人的話，就太可怕了。所以他們必須是怪物才可以。”
在林恩.貝爾福被無罪釋放後，夏洛特斯維爾新聞網的上面出現了這樣一條評論：“如果她需要腦子裏想那麼多事情，就最好把腿閉緊別要孩子。他們應該把她關在夏天的汽車裏看看會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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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貝爾福在拉克斯維爾的家裏，瀰漫着香燭和一點點媚俗的甜味。
布瑞登在曾經屬於布萊斯的嬰兒彈椅上開心的咿咿呀呀，然後在同樣屬於布萊斯的拼花被上爬來爬去。貝爾福則和以往一樣一心多用：一遍給在伊拉克的加勒特發短信，一遍檢查布瑞登的尿布。
她説：“人們説我是一個堅強的女人，其實我不是，我只是把悲傷留到一個人的時候……”這時安撫奶嘴從布瑞登的嘴裏掉了出來，她把它衝乾淨，放回嘴裏，“因為在我內心深處，我覺得自己沒有權利把悲傷給別人看。”
她説，那個展現給世人的外殼，是她很小心打造出來的。“我想消失，搬到一個沒有人知道我是誰，知道我做過什麼事情的地方去。但我不能這樣做。我必須告訴別人我是誰——我是那個殺了自己孩子的女人，我跟布萊斯許諾過我一定要這麼做。”
她在醫院抱着兒子的屍體時候許下這樣一個諾言，“我吻了他最後一次，我告訴他我多麼的抱歉，我説我會全力去做任何事情，來保證同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另一個孩子身上。”
貝爾福用一種很符合她個性的方法來實現這個諾言：她成為一個現代女性版的“老水手”。
她會在山姆會員店之類的地方，半強迫般地拉着陌生人主動聊天，引出孩子的話題，然後告訴他們她對自己的孩子做了什麼。就像一個你需要直面的警示寓言。
和其他發生類似事件的父母不同的是，貝爾福任何時候都會接受採訪。她和“孩子與汽車”組織合作，不斷的重複講述自己的故事。
她永遠一致地堅持那些帶有一點點憤怒，永遠自我中心，有時候會引起爭議的觀點：任何人都可能發生這類事件，這是錯誤，但不是犯罪，沒有人應該因此被審判。需要新的汽車安全設備來避免這類事件。她很少表現出疑惑或者特別痛苦。沒有人見她哭過。
“事實是，痛苦從來沒有減少過，它從來不會變的遲鈍，我只是暫時離痛苦遠了一點，直到我回到一個人的時候。”
貝爾福不願意去想布萊斯生命最後的時刻。一個好心的醫生有一次告訴她，她兒子可能沒有受到太多的痛苦，她心中緊緊的抓住這根稻草。
她相信布萊斯在死去時候毫無恐懼，被安慰他的天使所包圍。貝爾福相信神會無條件的愛我們，並且幫助我們，這給她安慰，也讓她疑惑。
她説“16歲高中時，我被我的約會對象強姦，然後去流產了。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我的朋友和媽媽。在流產的時候，我跟上帝祈禱，在我以後能照顧好他的時候，請他把孩子帶回給我。”
所以……？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貝爾福擦掉了眼淚，“……有時候我會想這是上帝給我的懲罰。我殺掉了一個孩子，因此在我生命最幸福的時候我另一個孩子被帶走了。”
貝爾福看着正在地板上和艾莫娃娃玩的布瑞登説：“有時候，我希望我生他的時候就死掉。”
她哭了起來，這時候，那個鬥士不復存在了。
“……這樣的話，加勒特就可以有布瑞登，而我也可以和布萊斯在一起。”
邁爾斯·哈里森坐在星巴克的調味台旁邊，一張接一張的用紙巾擦乾眼睛。
“我深深地傷害了我妻子，但她原諒了我。而這讓我更難過，因為我沒辦法原諒我自己。”
在他無罪釋放的幾個月之後，哈里森仍然痛苦地活在公眾視野裏。
他的頭像又回到了報紙上。這次是因為俄羅斯外交部正式提交了對他無罪釋放的抗議，並且威脅不再允許美國人領養俄羅斯兒童。這成為了國際事件。
幾個月來，他一直拒絕接受本文的採訪。但在2月初他説他準備好了。
“我祈求能得到俄羅斯人民的原諒，美國很多值得擁有孩子的好人，而有很多俄羅斯的孩子需要一個家庭。不要因為我的錯誤懲罰任何其他人。”
哈里森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在蔡斯死後，他回到當地的教堂，牧師和其他教友讓他有單獨的空間悲傷。然後牧師過來擁抱了他，輕輕説“你可以隨時來這裏找我。”
這是珀賽爾維爾的邁克爾·凱利牧師。而除夕夜一條剛下過暴雨的路上，邁克爾牧師停下來想搬開一棵倒下擋路的樹，但另外一棵樹此時倒下砸中了他，不治身亡。
哈里斯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系列的事情，似乎任何事情都分崩離析了。但他很驚訝的是，他的婚姻還在。
在他們家，哈里斯和卡羅爾一直將蔡斯的房間保持原樣，牆上四處都掛着他的相片。哈里斯説，“我們有時候會一起看他的相片。我看到卡羅爾在哭。她不想我看到，但是我還是看到了。我感到特別的愧疚和痛苦。”
哈里斯説他知道他和卡羅爾不太可能再被允許收養一個孩子了。
他的身體前傾，聲音中夾雜了哽咽的聲音，和他在法庭上最羞恥的那一刻一樣。
“我欺騙了她，讓她成為了一個母親。” 星巴克裏的人都轉頭看了過來。
“她本來應該是這世界上最好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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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時候有人接聽了電話，但是沒有説話，電話裏只有電視調到非常大的聲音，過了一會電話就掛斷了。過了幾天他再接電話的時候，電視聲音還是那麼大。他説“過幾天再打來吧。”第三次，他接了電話。
你還好麼？
“我不知道，就這樣試着一天天過下去。”
安德魯·卡佩珀的聲調平坦，就像恍惚一樣。他的句子短促而截斷。他是那個幸運的朴茨茅斯環衞電工。邁爾斯·哈里森被起訴，而他沒有。他不需要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
你現在一個人生活麼？
“是的”
她離開你了？
“是的，她很受傷，我猜她在用自己的方式處理。”
你會感激他們沒有起訴你麼？
沒有人回答。
安德魯？
“我會為我父母感激他們，不會為我自己。他們怎麼懲罰我都無所謂，我每天都會用所有的方法懲罰自己。”
你確定自己還好麼？
“我試圖不去想這件事情，當我開始開始想的時候，我就會變得……”
變得如何？
在很久很久的沉默以後。
“就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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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生活簡單化的一部分，林恩·貝爾福辭去了工作。但生活又會變得稍微複雜一點，因為她又懷孕了。10月那天她做的人工授精成功了。寶寶將在7月出生。
貝爾福的律師要求法庭刪除她被起訴的記錄。為了讓無罪釋放的人能重新開始，這種要求一般都不會被拒絕。但在這次檢察官大衞.查普曼不同尋常地提出反對。
在法庭外面，查普曼是這樣解釋的：“反對刪除的確是非常罕見的，但我們還是這樣做了。這是因為案件的嚴重性，也因為這是一個完全無助的嬰兒的死亡的唯一公共記錄。”
在半天的聽證會後，法官同意檢察官的意見，因為貝爾福不能證明她會因為記錄而收到不公平待遇，所以記錄會繼續公開保存。
之後貝爾福一如既往的在新媒體上平靜的回答一些問題。她的話沒有感情或者歉意：她在考慮上訴，她將繼續為了引起公眾更多的關於將孩子留在車裏的危險而發言。她的話聽着總是有那麼一點點冷。
加勒特·貝爾福終於回家了，在伊拉克的18個月裏他負責分析叛亂分子的爆炸物，瞭解他們的技術，最終爆炸物的來源。
因為律師費用，他延長了2次駐紮時間。加內特今年30歲，外形醒目帥氣高大，沙色的頭髮向後直梳，有一種走在狂風中的男人感覺。
加勒特在剛回家的時候，氣氛很尷尬，溝通中總有停頓感。當他隨便問起布瑞登在幹嘛的時候，林恩就會過度反應，好像他在懷疑她的育兒能力一樣。但他説，現在慢慢好了一些。
布瑞登9個半月了，和布萊斯死的時候同樣大。而林恩又開始做惡夢了。
在悲劇發生前幾天，她做了2個惡夢，現在她回想起來就像預言一樣。一個夢裏面她不小心讓布萊斯淹死了，而另外一個則是死於火災。貝爾福相信這些夢是上帝告訴她，讓她準備好忍受將要發生的一切。
最近她夢到布瑞登的嬰兒車突然滑開衝向車流。不過，這次她不認為同樣的事情會再次發生。
加勒特輕輕的説，“我不能再承受一次了。”
所以，他們的生活中存在着問題，他們正在處理它。他們兩個人都説很有信心維持住這段婚姻。
當加勒特上班之後，林恩談起布萊登的出現是如何幫助他們好起來。她認為這個家庭是被祝福的，因為他們有機會有另外一個孩子。
“你能想象你失去唯一的孩子，而且沒有希望再有孩子的感覺麼？你能想象那有多絕望？”
因此她做了一個決定。她確認過這種做法的合法性，沒有任何機構可以阻止私人收養行為。她需要一個精子捐獻者和一個卵子捐獻者，因為她不想用自己的卵子，這樣太個人化了。
她到底在想什麼？
貝爾福慎重地解釋道，邁爾斯和卡羅爾值得擁有另一個孩子，他們會是非常好的父母。
你也許會很快喜歡或者討厭她這樣一個女人，她很堅強，很嘈雜，根據你的視角，你會覺得她讓人耳目一新或者令人厭煩。但首先，她很有決斷力。
貝爾福説她已打定主意，如果邁爾斯和卡羅爾被拒絕再次收養孩子，如果他們用盡辦法但是還沒有孩子的話，作為禮物，她將幫他們代孕一個寶寶。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