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40年與中國經濟的未來_風聞

內容提要：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本文回顧了中國改革40年的歷程，分四個階段分別對其間採取的主要改革措施和取得的經濟成果進行了分析。探討了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改革建議，對中國經濟未來走向分三種情況進行了預測。

關鍵詞：中國經濟  改革開放四十年  經濟政策 經濟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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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40年與中國經濟變化

（一）中國經濟主要變化

1977年改革前一年，中國人均GDP按當時匯率折算是198美元，2017年為8836美元。如果用人民幣不變價衡量，人均GDP增長了25倍。用美元不變價格衡量，增長15倍。1977年人民幣兑美元的官方匯率是1.7：1，當時人民幣是高估的，實際上高於15倍。總體上，改革期間中國經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77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5%，即80%以上中國居民是農民，而且當時農民的生活狀況很差。2017年城鎮化率58.5%，農村居民下降到少一半。

關於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1953-1977年這25年GDP年均增長率是5.9%，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只有1.7%。這兩個數字可能還有一定程度的高估。改革以後1978年到2017年這40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6%，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長率是7.4%，大幅度高於改革以前。

關於貧困人口，按2010年的貧困線標準（不變價格人均2300元人民幣），1978年農村貧困人口占到97.5%，當時的農村人口幾乎都是貧困人口。2016年這個比例下降到了7.3%，90%以上的農村人口脱貧了。

關於經濟總量，1977年中國GDP折算成美元遠低於很多中小型人口規模的發達國家。改革以後，經濟增長加快，先後超過了俄羅斯、加拿大、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現在居世界第二位。雖然人均GDP還比美國相差幾倍。

（二）改革40年的主要進展

第一，從低效率的計劃經濟轉向效率更高的市場經濟，總體上中國可以説是市場經濟國家了。

第二，從封閉轉向了開放。改革前中國對外貿易非常少，既沒有對外投資，也沒有外來投資，和世界經濟幾乎是不連通的，人員和世界各地之間也幾乎是不交往的，現在變成了一個總體上開放的經濟，而且發展到對美國有兩三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以至特朗普要和中國打貿易戰。

第三，從過去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轉變為混合經濟，實際上民營經濟已經佔了一大半。改革開放前，農業以外基本上是國有經濟，在工業產出中，1977年國有企業佔比77%，其餘部分是集體所有制企業。現在這個比例倒過來了，2017年非國有經濟佔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已達78%，國有控股企業只佔22%。

第四，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以前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和黨政機關工作人員是有保障的，基本上終身就業，看病可以報銷，退休後可以領養老金。但這些保障其他城鄉勞動者和居民都不能享受。農民更不用説了，生老病死完全是自己的事情。現在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基本上有了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村有低保、養老保險、新農合（合作醫療），保障程度較低，但是基本上都能夠享受。現在的主要缺口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

（三）40年改革的實現方式

以上成就的取得可以形象地概括為“摸着石頭過河”，即走一步看一步的漸進式改革。這種改革方式和世界上其他轉軌國家，如前蘇聯及當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俄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推行“休克療法”式的改革，一夜之間廢除原有的國有經濟，計劃全部取消，價格控制全部放棄，企業全部私有化。隨後俄羅斯GDP跌掉將近一半，盧布大幅貶值。1988年時盧布官方匯率是0.5盧布換一美元，黑市價格是5盧布換一美元。實行休克療法以後，貶到5000盧布換一美元，經歷了惡性通貨膨脹，經濟幾乎崩潰。中國漸進式的改革儘管每一步都不徹底，但是基本平穩地度過來了，而“休克療法”式改革帶來了嚴重的危機。

中國的改革道路當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在改革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改革期間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腐敗盛行，這種情況只在最近幾年有所改變。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不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説無限向後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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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全面展開的80年代

（一）主要改革內容

第一是農村改革，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或者叫包產到户，廢除了原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低效率體制，恢復了農户個體經營的方式。這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二項改革是對外開放。1980年建立四個經濟特區，吸引外資，逐步開放自由貿易。80年代中期把特區的一部分政策擴大到天津、上海等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隨後逐步把這些開放政策推向全國。

第三是取消限制性政策促使鄉鎮企業迅速發展。農村改革以後，家庭經營提高了效率，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農民在政策允許下開始辦自己的鄉鎮企業，從事非農業生產，包括服裝、玩具、日用品等大批消費品和部分生產資料。當時的國有企業完全按照政府計劃進行生產，結果是生活消費品嚴重短缺，這時候鄉鎮企業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產，迅速滿足了市場需要。開始時鄉鎮企業都是集體所有制，隨着發展，漸漸出現了很多個體經營者和私營企業。這些企業的發展填補了市場空缺，打破了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

第四是國有企業改革。

1978年，四川省率先推行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試點，從幾家企業開始，給了企業幾項自主權，如果超額完成了國家的生產任務，超產的產品企業可以自行銷售，價格可以浮動，不納入國家計劃。試驗很成功，因為企業有了自主權，生產擴大了，利潤增加了，職工可以多發獎金，大家都看得到利益，激勵國有企業向市場靠攏。改革以前企業按政府任務生產，全部產品由政府調撥，利潤也全部上交給政府，企業缺乏積極性。80年代改革中國企開始進入市場，在市場上求生存。四川的試點隨後擴大到全國6000家企業試點，再後來擴大到所有的國有企業。

第五是促進了城市化。過去城鄉之間是隔離的，城鄉居民兩種户口，農民不能隨便進城市，改革期間開始允許農民工進城打工，逐步開啓了城市化的道路。

第六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當時為了避免大的經濟震盪，計劃價格沒有取消，但同時允許國有企業超額完成任務的產品按照市場價格自行銷售，鄉鎮企業從一開始就沒有納入計劃，它們的產品都按市場價格銷售。隨着市場導向經濟部分的發展，市場價格調節的範圍逐步擴大，政府定價的範圍逐步縮小，通過這種雙軌制的方式基本平穩地過渡到市場價格佔主體地位。

第七是財税體制改革。過去地方財政收入全部上交，支出由中央核定。80年代初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實行了叫做“財政分灶吃飯”的改革。地方財政收入按一定比例留給地方支配，不再全額上交，使地方政府有了一定的財權。1983-1984年又實行了兩步利改税，從過去全部企業利潤上交政府變成了交所得税，税後部分歸企業支配。後來又經過幾次調整，使各類企業税負均等化，税制基本上和市場經濟國家相銜接了。

第八是金融體制改革。80年代初已經有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了，但起初是嚴格按業務領域分工的，每家銀行在自己的領域都具有壟斷地位，其後逐漸允許商業銀行間業務交叉、有限競爭。再以後各地方商業銀行都出現了，外資銀行也進來了，大體形成了金融市場。

第九是建立資本市場的改革。過去這是個意識形態禁區，80年代一些企業開始試行了股份制，後於1990年建立了深圳和上海兩個證券市場，於是中國有了資本市場。

80年代改革內容相當豐富，這些只是其中一些主要的方面。

（二）取得的經濟成就

第一，解決了農民的温飽問題。改革前全國糧食產量一直沒有超過2.8億噸，農村老百姓吃不飽飯是普遍現象，推行包產到户改革後1984年超過了4億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農民能夠吃飽飯了。加上提高糧價、開放市場，幾年內很多農户拆掉了土房、草房，住上了磚瓦房。

第二，城鄉差距縮小。農村改革先行，而且取得了重大的進展，農民收入增長加快，城鄉間的收入差距縮小了。1977年城鄉收入之比2.6倍，80年代中期縮小到2倍以下。以後有所反彈，到1990年是2.2倍，仍然小於改革前。

第三，鄉鎮企業快速發展和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到80年代末，超過一億人在農村從事非農就業。

第四，建立特區和沿海地區開放吸引了外資，促進了對外貿易，促使外貿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推動增長的一個因素。

第五，地方政府通過財政分灶吃飯，有了積極性，開始參與市場競爭。這在市場經濟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政府不是企業。但80年代民營經濟還很薄弱，國有企業局部改革只帶來了有限變化，市場仍然短缺，地方政府參與競爭，根據市場需要進行投資，對於改善市場供應、促進地方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不過隨着市場發展壯大，政府需要退出。如果繼續參與資源配置，用行政權力干預市場運行，就會干擾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就是一個不完整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這些年在這方面也確實出現了很多負面的情況。

最後，從70年代末到整個80年代改革期間，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進入了快車道。1978-199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9.2%，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8%，是中國有史以來老百姓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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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改革

（一）兩個標誌性事件

90年代有兩個標誌性事件對改革有重要意義，一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二是1992年召開了中共十四大。1989年以後，有幾年出現了改革的停滯和局部倒退，有些已有的改革措施在往回收，有些地方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受到打壓，有一股力量要把經濟向改革前舊體制的方向拉。1988年全國鄉鎮企業就業9500萬人，1990年減少到9200萬人，減少了約300萬人。企業減少了38萬户。個體私營企業更受到打擊，但缺乏具體統計。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其中有震撼力的兩句話是：“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誰不改革誰下台”。這得到了大部分地方政府及民間各界的廣泛支持和積極反響，促使改革重上軌道。1992年下半年召開了黨的十四大，明確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1992年後的積極變化

第一，1992年以後對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障礙、政策障礙減少了，民營經濟重新獲得了較快的發展，市場經濟以其自身的邏輯繼續擴展。

第二，1994年實施分税制改革。80年代財政分灶吃飯、利改税等改革給了地方和企業很大的自主權，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中央財政收入比重下降，政府財政收入在GDP中佔比越來越小，造成政府財政緊張。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税種劃分收入，建立了一套較規範的税收體制，解決了中央財政緊張的問題。但事後看這一改革也有考慮不周之處，財權上收比較多，地方政府一度財源比較緊張，有些地方政府連工資都發不出去了。為解決這個問題，給了地方政府徵地賣地和支配土地收入的權力，以補充地方財源。但這一體制後來負面影響越來越大，帶來了諸多問題。當時的分税制改革，在更大程度上是政策和制度的調整。

第三，住房改革。改革前城市居民沒有自己的房產，從80年代開始試點，90年代推廣，把企業職工、機關幹部住的公房以很低的價格售出，從此城鎮70%-80%的居民有了自己的財產。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四，國有企業改制。80年代國有企業進行了有限的改革，還有很多體制問題沒有解決。到90年代中期，中小型國有企業全面虧損，成為嚴重負擔，只有大型國企還有少量盈利。當時中央決定“抓大放小”，對大企業加強管理，並推進了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對經營不善的中小型企業採取租賃、重組、出售、直至關門倒閉等措施，很多殭屍企業被淘汰掉或改製為民營企業。從1996年到2000年，國有工業企業總數從11萬户下降到5萬户，但改革後經營狀況大幅度改善，利潤總額從400億上升到2400億元。改製為民營企業的大多數都扭虧為盈。這一改革對提高企業效率起了重要作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的改制過程透明度低，不規範，出現了低估國有資產、幕後交易、利益輸送、對待下崗職工不公平等情況，值得總結經驗教訓。但總體上90年代後期的國企改制對經濟起了積極作用。

第五，社會保障體系自90年代開始建立，90年代後期國有企業改制導致大批員工下崗，有些生活陷入困難。此後加快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形成，覆蓋面逐步擴大。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形成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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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的改革

2000年代的改革中特別重要的有如下幾件事。

第一，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從此中國成為國際分工體系的平等成員，世界大門對中國打開，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第二，取消了農業税和農村相關收費。80年代農村改革後，又出現了很多新問題，導致苛捐雜費越來越多，農民負擔日益加重。2006年國務院取消了農業税和相關收費，又增加了對農民的種糧補貼，對農村居民是非常重要的改變。

第三，政策調整促進了城市化發展。以前的城鎮化政策強調“積極發展小城鎮和小城市，嚴格限制大城市的規模”，2000年左右進行了政策調整，變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2003年又發生了孫志剛事件，導致廢除針對城鄉流動人口的收容遣送制度。此後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城鎮化率在此10年間從36%上升到了50%。

第四，擴大了社會保障覆蓋面。2000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1.3億人，到2010年擴大到3.6億人，城鎮基本醫療保險覆蓋4.3億人，覆蓋面擴大到非就業城鄉居民。

90年代和200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相比，內容相對減少，但並不意味着改革已經完成。不過已經推出的這些改革仍然發揮了重大作用。

在2000-2010年這十年間，經濟繼續保持了年均10.6%的高速增長，居民收入年增長率8.2%。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加入了WTO以後，出口增長加快，10年間年均出口增長20%，強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另一個原因是城市化發展加快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顯著的帶動作用。

在這10年間，民營經濟繼續快速發展。2000年非國有工業企業佔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50%，到2010年達到72%。民營經濟在此期間繼續保持為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在這個期間，政府加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快速發展，也對經濟增長做出了一定貢獻。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若干嚴重的問題：

第一，腐敗越來越嚴重。第二，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基尼係數從0.41上升到0.48，進入了世界上少數收入差距特別大的國家行列，差不多可以那些收入差距極大的拉美國家相比。第三，國有投資大幅度地增長，政府配置資源強化，對市場的干預在增加，影響了經濟效率。第四，貨幣政策保持了持續寬鬆，導致債務槓桿率大幅上升，金融風險加大。第五，投資率上升，消費率下降，投資效率顯著下降。第六，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經濟結構失衡變成一個突出的問題。最後，政治體制改革一詞在此期間也變得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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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來的改革及當前經濟狀況

十八大以後加大了反腐力度，對腐敗蔓延起了顯著的遏制作用。2013年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 “市場要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該決定包含60項改革措施，具體有300條以上。這些改革措施具有重要的意義，但目前看來進展仍不理想，只有部分領域的改革有推進，還有大量的改革措施在等待落實。

這期間的一個積極的變化是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有所抑制，基尼係數最高的時候（2008-2009）達到了0.49，近幾年略有下降，在0.46-0.47之間波動。這期間推進結構再平衡有所進展，但更多地還是處在治標階段，還沒有實質性觸及深層次的體制原因。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7年間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長。但2010年以後逐漸下降，過去3年都在7%以下。這意味着結構失衡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困境。這期間民營經濟的增速也在明顯放緩，在工業中去年首次低於國有企業增速，是一個不太好的信號。長期以來積累的產能過剩、房地產庫存過大、槓桿率過高、效率持續下降等結構失衡的因素在這個期間起了主要的作用，拖累了經濟增長。最近幾年雖然推進結構再平衡有進展，但是很多政策還是靠行政手段落實的，並非靠市場實現的。例如去產能，是靠政府定任務、下指標實現的，而導致產能嚴重過剩的一些深層次體制問題還沒有解決。

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結構失衡造成全國的資本生產率從2000年以後逐漸下降，而且降得很快。

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在80年代和90年代平均在0.5左右，2016年已經下降到0.14，投資效率明顯降低。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過度投資、低效率投資和消費不足。在2000-2010年期間，消費率大幅度下降，資本形成率（投資率）大幅上升。2010年消費率從過去的60%多降到48%，投資率從30%多上升到接近50%。2010年以後略有回升，投資率小幅度回落。但是現在的投資率比過去80到90年代仍然高10個百分點，消費率低10個百分點。

消費率和投資率的變化原因何在？過去十幾年間政府投資大量增加、加上寬鬆的貨幣供應不斷刺激投資，是主要原因。有些人認為政府投資多了是因為老百姓儲蓄太高，不消費，拉不動經濟增長，政府不得不用這些儲蓄來擴大投資。這個解釋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數據。在總儲蓄結構中，從2000年到2015年政府部門在總儲蓄中所佔比重從-3.6%上升到正的9.5%，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金融部門的儲蓄佔比也上升了五個百分點，而非金融企業部門和住户部門的比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由此可見，儲蓄率和投資率提高的原因並不是老百姓提高儲蓄、不消費了，政府才被動地進行投資以拉動經濟增長，相反政府在擴大投資中扮演了一個主動的角色，在提高投資率的同時也提高了政府的儲蓄率。從可支配總收入的佔比變化，也可以看出是政府部門和金融部門的比重上升，而居民收入佔比是下降的，從2000年的67%降到2015年的61%。因此可支配總收入的分配在這些年發生了一些不利於居民收入和消費的變化。

用固定資產投資數據看，國有控股單位（包括政府投資和國有控股企業投資）投資與GDP之比在1990年是15%，2000年是18%，2010年25%，2016年達到28%，是不斷上升的。在此期間政府的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衞生支出佔GDP的比重雖然也有上升，但是幅度有限。公共教育支出在這些年份從2.5%、2.2%，上升到3.6%、3.9%，公共衞生支出從1.0%、0.7%上升到1.4%和1.9%。和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相比，2010年我國公共教育支出佔3.6%，中等國家平均水平佔4.1%；我國公共衞生支出佔1.4%，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佔2.7%，都比我們高。我們各級政府過度熱衷於固定資產投資，但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得不夠，這是導致結構失衡和經濟增長乏力的最突出原因。事實上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並不是無條件的，在投資率過高的情況下，投資效率下降，消費受到擠壓，反而會拖累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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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改革着力點和中國經濟展望

（一）政府改革

過去有一種説法，所謂中國模式或者説中國特色，就是由政府來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們的政府是強政府，可以把全社會的資源集中起來辦大事，所以比市場經濟國家發展更快。這個道理對嗎？改革以前政府幾乎集中了全部社會資源，但只換來了中等速度的發展，而且老百姓的收入是長期低增長的，二十幾年生活沒有明顯改善。改革以後轉向了市場經濟，放手讓民營經濟發展，增長才進入了高速軌道。所以，把中國特色或者叫做中國模式概括為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一個片面的概念。在改革期間，對經濟增長最主要的貢獻是市場的貢獻，是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做出的貢獻，這是第一位的，政府也起了作用，如基礎設施投資，修了高速公路，建了高鐵網，這些對經濟確實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當作中國的主要或唯一特點，否則中國就不是市場經濟國家。

第一，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目前我們面臨的很嚴重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理順，各級政府常常還是GDP導向，為了提高GDP增速用行政的力量擴大投資，替代市場，干預市場，干預資源配置，造成過度投資，帶來了低效率，反而影響了經濟健康增長。這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擺清楚造成的問題。因此政府需要推進改革，首先需要改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第二，政治體制改革和建立反腐敗的制度基礎。反腐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體制弊病沒有根本消除，權力過度集中，行政透明度低，缺乏民主監督，腐敗仍然有制度基礎。這是需要改變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現在有一些小的進展，但還沒有看到重大突破。未來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仍然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

第三，政府職能轉變。政府在物質基礎設施投資方面進展迅速，但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仍然嚴重不足，比如公共醫療、教育、户籍制度、收入轉移支付等制度建設，也包括建立一套法治體系。突出的問題是政府改革長期滯後，即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後。近期需要做的是政府職能轉變，向服務型政府轉型，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理清楚，把資源配置交給市場，在市場失效的那些領域政府要承擔主要責任，包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基礎設施建設、法治建設、推進科技進步等。

（二）宏觀政策

貨幣政策長期寬鬆的狀況必須改變。近期有好轉，2017年M2增長率終於從過去的每年百分之十幾降到8.2%，雖然仍高於GDP增長，但比以前顯著放緩了，這是一個積極的變化。這個改變如果能夠持續下去，未來有望避免重大的金融風險。否則，中國經濟增長還將繼續面臨爆發金融危機的危險。

（三）產品市場的改革

在這方面，雖然市場早就在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民營經濟對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仍未充分實現公平競爭。一些產業部門壟斷程度還高，競爭性企業負擔還偏重，政府的審批、干預偏多。近期在減少政府審批這些方面有進步，但還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例如在不同類型的企業間，如國企和民營企業之間，大型企業和小企業之間，還沒有做到事實上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因此在產品市場上所需要的改革，首先是要實現公平競爭。

（四）要素市場的改革

未來要素市場的改革要解決股市到底是資本市場還是賭場的問題。在房產市場上，要解決房子是用來住的還是炒的這個問題。目前土地市場是由各級政府壟斷，獨家徵地、獨家賣地，抬高了地價、房價，對收入分配有嚴重的不良影響。土地制度改革需要推進，要解決政府獨家徵地獨家賣地，還是由市場來配置土地資源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説了，要形成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直接入市，農民宅基地可以流轉。但是這些方面還有種種限制，改革進展非常有限。在銀行體制方面，現在還是大銀行主導，行為還不完全市場化，進入門檻太高，小型民間金融機構沒有發展起來。這妨礙了小微企業融資和發展。在投資領域，政府參與過多。

整體來看，要素市場發育仍然不良，影響了資源配置效率，也影響了收入公平分配。

（五）國有企業改革

過去國有企業職能定位不清楚，比如在競爭性領域，國有企業應該是扮演一個平等競爭者的角色，還是單獨強調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國企在管理制度方面，政企分開沒有完全解決，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黨組織和企業之間應有什麼關係的問題。黨領導企業是在大政方針方面領導，黨組織起的作用是監督企業依法依規經營，還是由黨組織代替企業的董事會進行決策或干預企業經營決策？競爭性領域的關鍵問題就是實現公平競爭，優勝劣汰，誰做得好誰就有理由做大做強，誰效率低就需要改革，再不行就淘汰。

在天然壟斷性領域，國有企業要發揮重要作用，但並不是説國企壟斷就不是壟斷了，國企如果不能擺正企業和公眾利益之間的關係，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因此，不光需要政府監督，還需要社會監督。此外還要防止和減少行政性壟斷。

在公益領域，像醫療、教育，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破題，要讓公益性企業或者公益事業單位迴歸公益，但同時還要防止官僚化、行政化的趨勢。這些領域也需要引進競爭機制，讓民營企業進入，兩條腿走路。這可以推動公立機構提高效率。

（六）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這方面已形成了一個大體上全面覆蓋的體系，但要注意城鎮裏仍然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沒有城鎮户口。這些新城鎮居民，即“農民工”，長期在城市裏打工，但多數不能入籍，大部分沒有納入到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重大缺失。户籍改革有些進展，但需要加快。目前與新進城的人數抵消後沒有減少多少非户籍人口。而且有些大城市還在驅趕農民工。

目前公共服務和再分配體系仍然還有很多缺失，對減小收入差距作用很有限。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待推進。這些方面如果不推進的話，就沒有辦法實現一個公平、有效、合理的分配。

（七）財税體制改革

在税制改革方面，需要實現更公平的賦税。如居民的個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税是累進的，從3%到45%，而資本所得、財產所得、偶然收入税率都更低。我們一直要説實現所得税的綜合計徵，但這一點到現在沒有做到。公共資源的管理有待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有待改善，特別是政府支出的重點需要從投資轉向服務於民生。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也要轉到民生方面。

（八）改革的落實

現在有很多改革雖然已經寫在文件裏了，但沒有實現。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在很多方面很多地方還沒有落實。如果改革只有頂層設計，沒有基層創造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難以獲得成功。依法改革道理上是對的，但是改革如果沒有先行先試，依法改革能走得出去嗎？法律不改，改革可能走不出去。可是如果先改法律，沒有社會實踐，沒有社會各階層的積極參與，光靠頂層設計和少數法學家參與，這樣的改革能夠推進嗎？

（九）未來的增長趨勢

我們在考慮若干制度和政策因素影響的條件下對未來增長進行了預測。根據模型分析的結果，設定了三個場景。一是常規場景，基本按照過去幾年的趨勢進行外推，假定仍然只有局部的、部分的改革，貨幣政策只有小幅度的調整，但做不到去槓桿。二是危機場景。假定像前幾年那樣槓桿率還在繼續大幅度地上升。第三場景假定加快幾個關鍵領域的改革和政策調整，其一是貨幣政策恢復中性，經過幾年時間轉向去槓桿，其二是通過改革和政策改變引導消費率和投資率調整，使消費率回升到66%左右，投資率逐步降到34%左右。其三是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和政府膨脹趨勢受到約束。三種場景模型演算得到的結果差異非常大。

按照改革和調整的場景，我們到2030年人均收入可以達到兩萬美元，中國可以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

按照常規情景，未來只能達到中速增長，2030年我們還處在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間的邊緣地帶，可能仍然低於中等收入國家上限。

按照危機場景，未來平均增長至多保持在3%，到2030年仍然是一個相對偏低的中等收入國家，這期間和其後可以説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三種不同的情況都與未來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改革推不動，實際上還有可能向反市場的舊體制倒退，社會有可能兩極分化，使得結構失衡常態化，增長逐漸停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改革能夠推進，中國還有巨大的增長潛力，2030年以前中國可以順利加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也可以成為一個更加公平、和諧、充滿活力的社會。總之，改革是大家的事，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才能推進。歡迎關注微信公號“曉偉看世界”

作者簡介：

王小魯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新金融》2018年第7期，據作者2018年6月在上海《鴻儒論道》論壇的演講整理)

當你讀完有倆個選擇：

1、把他傳播出去****2、就當沒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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