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兩代計生員，不同國家政策下的人生反差_風聞

轉自公眾號 火星實驗室 作者 韓茹雪

見到季方珍，是在一場驟雨過後。

麥田積了水。76歲的老人，正把一棵棵倒伏的麥苗從泥水裏撈出來，認認真真地扶正，順帶一把揪掉雜草。

她穿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常見暗色外套，帶着墊肩，小臂上戴着套袖。雖已頭髮花白，她在麥田裏仍然手腳利落，行動迅捷，好像越做越有力氣。

她被街里街坊稱為“季主任”。從季方珍1964年就任江蘇如東縣岔河鎮土山村婦女主任起，這個稱呼跟了她半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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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東岔河鎮乃至整個如東，季方珍聲名赫赫。火星試驗室尋訪她時，一提“季方珍”，鎮上居民中好多人都立刻説“知道知道”，熱心指路。

季方珍是當地最早一批響應國家生育政策的獨生子女媽媽。

那還是20世紀70年代，國家剛提出“一對夫婦一對孩，三個孩子多一點”的口號，計劃生育政策的雛形初顯。

那之前，國家的號召還是多生孩子。莫言在《蛙》中描述：“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時，家長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領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兩斤豆油……我母親説：國家缺人呢，國家等着用人呢。”

多子多福的生育觀是當時社會的普遍思想。但江蘇如東計劃生育政策一出，初中畢業、只生了一個女兒的土山村婦女主任季方珍，不顧家族的反對，帶頭做了結紮手術。

女兒還沒有斷奶，季方珍就參加了縣市組織的計劃生育宣講團，以切身體會在縣內外宣傳計劃生育的好處，宣講最遠到過離家兩百多公里的南京六合農村。

據《如東日報》記載，季方珍的宣講，“在當時產生了轟動的效應”。1972年，時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的慄秀珍到如東來視察工作，親自接見了季方珍，給了她很大的鼓勵。

以1980年《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為標誌，中國開始實行嚴格一孩生育政策，專門的計生隊伍建立。到了基層，在現成的組織結構內，婦女主任成了村裏的“計生員”，是每個村裏分管計劃生育的實際負責人。

土山村村民劉福林説，那時的季方珍，是土山村“最有權力的女人”，管理着村裏人最看重的傳宗接代大事。

和季方珍同時期的計生工作者，聲譽不能算好。為完成計劃生育指標而出現的執法失範案例，不少見諸媒體報道：把超生家庭的糧食搬空、傢什砸爛；強制墮胎、強制節育引發暴力衝突，跨省抓捕“超生游擊隊”等。

但在季方珍這裏，一件都沒出現過。幾十年之後，村裏人還會説，季主任“心腸好”。

把一般人眼裏“逼人打胎”的角色做到這個份兒上，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年，從土山村到岔北醫院的八里路，留下了她無數道自行車轍痕。幾乎每年，她都騎着自己的自行車，帶着村裏“額外”懷孕的婦女，奔醫院去做引產手術。村民們記得，有一年送了50多個懷孕婦女過去。

今年72歲的土山村村民李德旺有一個獨子，是1977年出生的。他告訴火星試驗室，當時計劃生育抓得緊，懷上二胎會被要求終止妊娠。

李德旺夫婦倆懷上二胎後，最初想着，躲過去，就能生下來。但妻子的肚子越來越大，懷孕4個多月時，村裏的生產隊婦女隊長髮現了情況，報告給了季方珍。

季方珍到了李德旺家裏坐下，和顏悦色地幫他算賬，“生二胎是要罰錢的，按政策規定得交四五千塊錢”。當時的李德旺夫妻都在生產隊，一年家裏總共也就能掙200塊錢，家裏積蓄全部加起來也就四五百塊。

那是一個春天，衣衫輕薄，李德旺卻越聽心裏越沉重。他的妻子在一邊哭，倆人心裏都很清楚，這孩子“留不住了”。

又拖了十來天，季方珍又一次來到李德旺家裏，用自己的自行車，馱上李德旺的妻子，送到了岔北醫院。

季方珍在村民眼裏是個講理的人。乾脆利落，但不硬來，總是嘗試講道理説服人。加上江蘇如東推行計劃生育在全國都是早的，差不多十年時間，當地人的頭腦裏“計劃”“不超生”已經漸漸生根。他們尊重季主任的權力，也適應了只生一胎的政策。

據《南方週末》報道，這裏曾經做到在3年時間裏把全縣人口自然增長率從近20‰降到5‰多一點，也曾經做到全年出生的12000個新生兒中只有1個是多胎。

1986年，國務院授予如東縣“全國計劃生育紅旗單位”稱號。當時，全國只有10地獲此稱號。如東成為了全國有名的計生紅旗縣。

那是計劃生育為國策的時代，也是季方珍的黃金時代。她工作努力，成效顯著。接近季方珍的人對火星試驗室回憶説，“本人趕巧是獨生子女（媽媽），在當時吃香，被地方幹部捧起來了”。

1983年至1988年，季方珍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這也成為她人生中的高光時刻——她是如東縣第一位全國人大代表。

直到2005年，季方珍退休，光環仍在。《如東日報》2010年3月4日刊載的《六十年見證人口變遷》中，她總結自己的職業：“我把一生交給了計生這一光榮而艱苦的事業，我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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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在，季方珍拒絕談及“這一光榮而艱苦的事業”。面對火星試驗室的採訪，她親自下廚做飯菜招待，熱情閒聊，但一提計生，就立刻翻臉。

她如今的日子，在和街坊打牌、侍弄麥田中消磨。她的生活，曾經和外面宏大的世界息息相關，現在好像毫無關聯。和普通農婦唯一的不同，是她自費訂閲了一份《工人日報》，每天仔仔細細從頭讀到尾。

看似平順的生活裏，有隱秘而持久的挫敗感。

“反正就是想把我寫壞。”季方珍這樣判斷媒體對她的關注。

**國家生育政策調整，全面二孩時代來臨，季方珍生命裏，最有意義也給她帶來最多尊敬最大榮耀的事情，好像突然變成了徒勞無功。**對於國家，這是歷史的轉折和選擇；對於個人，那個世界倒塌了。沒有轟然作響，只是唏噓一聲。

由於她計生明星的身份，四世同堂三代單傳的家庭結構，和如東“國家計生紅旗縣”老齡化嚴重的背景，季方珍成為躲都躲不過去的報道對象。

她提到，此前有媒體寫自己“一家六口，至今擠在兩間平房裏”，特別憤怒。她家明明是一幢二層小樓，有七八個房間可以住人，季方珍説“這是抹黑我們如東”。

季家的客廳有個一人多高的白色玻璃櫃，正對門口，裏面擺放着綠植、紅酒、飛機模型。季方珍職業生涯中“數不過來”的榮譽證書、獎狀，沒有一樣在這裏示人。

曾經奮力書寫的輝煌被時代揉皺，消耗，甚至黴變了。季方珍不想再提往事，“那些和我都沒關係了。”

但當記者提出，如東檔案局有一份對她的個人介紹，季方珍表示想看看。她兩隻手託着手機，遇到看不清或需要滑動頁面時，她會微微示意請求幫忙。她把這份對自己的介紹，從頭到尾、原原本本看完。

季方珍告訴火星試驗室，她並不是專門的計生幹部。她的工作單位是婦聯，後來到了人事部分，最後是從紀檢部門退休的。退休工資每個月5000多元，足夠安度晚年。

她介紹説，基層計生隊伍多的是像她一樣的“計生員”——事實上，她們並不計生系統的編制裏，卻分管計生工作。

火星試驗室問她：“當年受表彰帶大紅花嗎？”季方珍眼睛裏有微微的笑意散開，卻沒有答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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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方珍家的獨特意義在於，這個當年的計生標兵，她的獨生女張季紅，如今也負責計生工作，但工作內容已截然不同。

張季紅現在是如東縣岔河鎮人口與計劃生育中心服務站站長。相較於季方珍那一代以“不讓生”為主要工作內容，計生工作到了張季紅這一代，變成了“勸生”：向育齡婦女普及現行的生育政策和各種優惠，勸大家生二胎。

“但你讓人家生，人家也不一定生，我們都是以宣傳服務為主，生孩子自主性強，跟以前計劃生育指標不一樣了。”如東縣計生委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火星試驗室。

岔河鎮計生站的工作人員配置是3人。一連三天，站長張季紅都去執行治理污染任務，她的辦公室大門緊閉。

相比過去的“不讓生”，如今“勸人生”難度更大，懷孕、生產、生下來得照看，還要考慮上學等一系列事情，而且無法像禁止多生一樣去“監督”。所以，這一代計生員多隻能張貼宣傳海報，利用廣播、電視、網絡、微信等媒體，進行普遍式的宣傳。

“計生紅旗縣”在這方面也走在前列。2014年3月28日，江蘇正式實行“單獨二孩”政策。但如東在此前一個月就開始準備“單獨二孩”的審批工作，計劃將再生育一孩的審批時限由45天壓縮至20天。

56歲的李桂蘭和季方珍住在一條街上。1990年李桂蘭懷上了第二個孩子，來得早了4個月。按照當時的政策規定，生育二胎至少間隔5年，在電子器材工廠上班的她去做了引產，因為“不打胎會被開除”。

她1992年才又生了第二個孩子。兒子還沒結婚，女兒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也不打算再要二胎了，“讓生也不生了，多養個孩子壓力太大。”李桂蘭説。

年輕一代中，少子化的生育文化已經形成。放開“單獨二孩”的2014年，如東縣衞計委對全縣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逾2.8萬對夫妻進行統計，有生育意願的僅有11.6%。

而從2014年3月單獨二孩實施到2015年10月，一年半的時間裏，如東全縣共審批單獨二孩申請193件，選擇生二孩的夫婦不到0.69%。

2017年末，如東縣常住人口出生率6.83‰，人口死亡率8.72‰，人口自然增長率－1.89‰。

與岔河鎮相鄰的掘港鎮計生站，大門緊閉，玻璃門上貼了告知“計生站已撤銷”，落款日期是2017年7月1日。

門口兩側分別掛着醒目的黑字長牌，一側是“如東縣掘港鎮計劃生育中心服務站”，另一側是“如東縣掘港鎮世代服務中心”，一把鎖，鎖在中間。

這裏原本有10多名工作人員，主要負責為計劃外懷孕的孕婦做B超和引產手術，同時負責獨生子女補貼落實、生育宣傳登記等。在倡導獨生子女時期，這裏人流如梭。

如今，掘港鎮的計生工作已轉交給鎮衞計辦的4名工作人員，主要工作內容是生育登記、惠民政策（如獨生子女補貼）辦理以及宣傳。在這裏工作了20多年的衞計辦顧主任告訴火星試驗室，掘港鎮計生站原來“做b超什麼的，人可多了”，政策變化後，原來的計生人員分散到了鎮一級事業單位的其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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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冷清的，還有如東縣衞計委辦公室。“計生辦（現改名為“衞計辦”）沒人了。”縣衞計委一名工作人員説。目前，縣一級真正做計生工作的只有兩個科室，總共4個人，“事情沒有那麼多了”。

衞計委位於如東行政中心12層，是最高層。往外看去，高樓林立，道路寬敞。行人不多，街上最常見的是三三兩兩的老者。而在季方珍勞作的更廣闊的如東鄉村，田間地頭也多是蹣跚老者。

如東謀求發展。“掘港新城 活力高新 創業福地”的宣傳條幅遍佈縣城環道。而在計劃生育年代，公路邊上高高矗立的是“全國計生紅旗單位”宣傳牌。

對如東來説，過往的輝煌，是不願提及卻無法逾越的心理障礙**。2014年，國家生育政策調整，在“計生紅旗縣”的殊榮之後，再次高頻走進大眾視野的如東，成為一個過去時代的標本，並在之後的幾年間，被一次次地解剖和分析，成為對計生政策反思的典型。**

“我的內心是抗拒的，（如東）不需要再有這方面的宣傳了。”如東縣計生委的工作人員不希望採訪計生話題。

他告訴火星試驗室，打開網絡搜索“如東”，排在前列的都是“計劃生育”、“老齡化”等標籤，他認為，如東有更多值得報道的內容，“別抹黑如東”。

但現實又無法辨白。如東所在的江蘇省南通市，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地級市，早在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比全國早17年。如東，則是南通地區老齡化程度最高的縣。

據如東統計年鑑，2017年末，如東60歲以上人口有32.93萬人，佔户籍人口的33%。國際通例，一個國家或地區，當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7%時，就意味着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如東的村落靜悄悄，道路上鮮少見到行人，田間多是沉默的老人在勞作。紡織、健身器械製造、成衣加工等工廠散落在如東，工人們大多在40歲以上。

計劃生育30多年來，據當地官方保守統計，全縣少生近50萬人。

**“來一個政策我執行，執行得好我有錯嗎？”**如東縣計生委的一位工作人員表達了他的困惑。

不過，南京郵電大學教授、知名人口學家周長洪告訴火星試驗室，老齡化的第一個原因，不是計劃生育，而是壽命延長。

聯合國人口司曾在《年度人口發展報告》中提出，老齡化是值得擁抱和歡呼的。長命百歲本就是人類的普遍追求。但隨之而來的巨大社會挑戰不容輕忽。

同時，生育率降低，使老年人比例相對上升，間接推動、加速了老齡化。中國的老齡化社會是兩者並存的作用結果，所以壓力尤其大。

季方珍一家六口，上有90多歲的老母親，季方珍和丈夫都已年過70，和獨生女兒、上門女婿以及獨生外孫一起生活。

家裏唯一的年輕人是大學畢業兩年的外孫。他在南通唸完大學後留在那裏工作，但不久後就回到了老家土山村，在離家一里地左右的工廠做財務工作。

他提到，本科畢業前曾想過去國外唸書，但最終作罷。講這話時，他正站在家門口，院子裏三位老人在忙碌，他們的年紀加起來有250歲了。

這個男孩並不畏懼自己面臨的養老壓力，他説，“身邊大家都這樣，沒什麼特別的壓力”。

**2018年3月27日，新組建的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掛牌，正式取代了衞計委，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自此退出歷史舞台。**從計生委到衞計委再到衞健部，全國的計生系統自上而下調整適應着社會發展。

**如東縣這次沒能緊跟時代步伐。**岔河鎮計生機構門外掛的仍然是“人口與計劃生育中心服務站（計生站）”的牌子，掘港鎮計生辦事處的門口掛着“計生辦”的標識。“聽説上面已經改名叫衞健部了，我們還沒來得及（換牌子）。”工作人員表示。

2018年7月中旬，遼寧傳來生育政策新的探索：生育二孩由家庭自主安排，將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對生育二孩的家庭給予更多獎勵政策，減輕生養子女負擔。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劉福林、李德旺、李桂蘭為化名）

你是出生在計劃生育政策的那一代人嗎，你會考慮生二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