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暴力政治和毒品經濟的根源到底是什麼？_風聞

最近一段時間，關於如何看待養老、醫療保健、教育與拉動內需之間關係的話題引起了國內諸多討論。“凡事都交給市場化”，已經成為不少人的思維方式，其中有一種聲音認為，可以把養老、醫療保健和教育視為拉動內需的“三駕馬車”。

　　但筆者認為，對於關乎絕大多數人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穩定、公平與效率，對於一個國家來説更應該優先考慮前兩者，在政策引導上應該慎之又慎。如果在養老、醫療保健、教育上過度強調經濟效率優先，其結果將和過度市場化的房地產一樣，最後可能成為“新三座大山”。

穩定更重要

　　這讓我們想起40年前亨廷頓的洞見：在發展中國家，農村是國家穩定的磐石，農村的不穩定會根本性地動搖國家的政治穩定。沒有穩定就沒有發展，這已經是常識。但是，承平日久，很多人就認為政治穩定是理所當然的事，是不變的自變量，忘記了歷史，專注於經濟效率。土地私有化似乎能夠提升效率，但有效率的土地制度必然帶來穩定嗎？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教訓，墨西哥更是一個最新的案例。在能保障穩定的前提下，效率是值得追求的;但是如果效率威脅到農民的生計進而招致不穩定和墨西哥式的暴力政治，效率就變成一副國家失敗的催化劑。

就在8月7日，墨西哥當選總統洛佩斯開啓了全國和平與和解對話，與地方政府、暴力犯罪受害者及其家人、學者、宗教團體等討論如何解決國家暴力犯罪問題，促進社會和平。這次發起對話的目的是為未來六年聯邦政府的社會和平戰略聽取民意，是洛佩斯計劃調整社會結構、保障社會安全的第一步。　　洛佩斯很清楚自己面臨的挑戰是，墨西哥犯罪率居高不下，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影響經濟發展和就業。墨西哥平均每天發生80起謀殺案，遇害者大部分是年輕人，監獄裏關押着無數年輕人，還有很多年輕人無故失蹤。國家生產停滯、就業困難、年輕人自暴自棄，才造成今天墨西哥極高的犯罪率。

　　剛剛結束的墨西哥2018年大選更是以其血腥而聞名世界。墨西哥全國共有32個州，其中23個州在選舉過程中發生了謀殺案，共有130多名參與到選舉活動的人士被暗殺，凡是有禁毒主張的候選人都是暗殺對象。眾所周知，墨西哥的暴力政治源於毒品貿易的泛濫，而“毒品經濟”的直接原因又是什麼？可以説是錯誤經濟觀念導致的顛覆性錯誤政策的惡果。

暴力政治的源頭

　　在墨西哥，有上百座城市都參與到毒品走私貿易中，直接從事毒品交易的人員超過45萬，還有300多萬人的職業與毒品貿易間接相關。毒品交易必然導致暴力政治。2016年，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發佈的本年度武裝衝突調查報告顯示，墨西哥因毒品戰爭在2016年共導致23000人死亡。這個數字令墨西哥超越處於內戰狀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排名中，僅次於因內戰導致50000人死亡的敍利亞。

　　為什麼墨西哥毒品交易氾濫？一般的答案都是“腐敗”，其中公務員的低工資所導致的腐敗是最直接的原因。墨西哥警察的平均月薪只有375美元，很容易被收買。但腐敗只是發生在毒品的交易環節，並不能回答那麼多的毒品的源頭在哪裏的問題。在墨西哥，很多農民靠種植大麻為生，這才是問題的根源。農民為什麼這樣幹？1990年之前並非如此，墨西哥農民經濟行為方式的轉變就發生在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土地私有化運動之後。

　　20年前美國學者伯納德·羅森的題為《一次未完成的革命》的文章，依然有助於我們認識墨西哥的農民問題。1982至1992年，受新自由主義觀念的驅動，墨西哥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運動,國有企業的數目由1555家減少到217家,其中許多實行私有的公司被外國投資者買走了。私有化運動也同樣擴展到了農業領域，1992年的憲法修正案允許傳統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私有化，因此美國大型的穀物公司如拉爾斯頓-普利納公司就買下了墨西哥大量的土地所有權。

墨西哥毒品戰

墨西哥的社會結構被根本性改變了，後果是大量農民被從土地上驅趕出去。墨西哥人民中失業和半失業的佔50%;佔60%以上的人口所得收入不過是國民收入的15%;農村家庭中沒有自己土地的有200萬人;75%的墨西哥農民一年工作不到一百天;40%的居民是文盲;鄉村和城市地區都缺少下水道;羣眾所需的衞生、教育和住房等社會服務極為匱乏。

戰略顛覆性錯誤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 標誌着新自由主義最高成果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於1992年簽訂了，並於1994年1月1日生效。協定簽訂時，自由市場的支持者歡呼墨西哥即將成為第二個美國，墨西哥的現代化指日可待。結果那不過是一場黃粱夢。在協定生效的當天，墨西哥發生了兩個大事件，一個是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數千農民發動起義，一個是學生人數高達30萬之眾的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長達9個月的學生罷課，抗議教育市場化帶來的學費上漲，算是給《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當頭棒喝。教育市場化的問題不在於讓國民共同分擔成本，問題的本質是讓一大部分人、尤其是社會弱勢羣體失去受教育的機會。

　　為什麼發生了恰帕斯地區農民起義？在協定簽訂之前的5年裏，以種植咖啡為生的恰帕斯地區農民的生活狀況出現了惡化，咖啡價格下降了65%，牧場面臨生存危機，而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聯邦政府又大大削減政府補助金，並且1992年開始生效的土地私有化方案根本性地動搖了“土地屬於開墾者”的傳統制度和生活理念。失地和生活狀況的惡化，使絕望中的部分農民只能武裝鬥爭而向外界傳遞自己的聲音。失地的農民武裝起義，只是土地私有化運動的極端表現，而更多無助、無望的農民則開始以種植大麻為生，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毒品生意之中。

（原載8月9日《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