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聯作家應修人“墜樓”之謎_風聞

【周亞夫 作者為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1933年的5月15日，上海《申報》等幾家報紙不約而同地刊發了一條《無名男人，墜樓殞命》的消息：“昨天下午四時許，在崑山路崑山花園後面通到海寧路的一條小弄內，有無名男由四層高樓跌下身亡。身穿灰色嗶嘰紗長衫，內衣上有懷錶同一枚小指南針……那人高高瘦瘦，右額破碎，腸子流出，當場死亡。”

 這位墜樓身亡者，就是左聯作家、詩人應修人。

陸定一題詞和應修人肖像

緣    由

應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原名應麟德，字修士，筆名丁九、丁休人。14歲時從寧波老家來滬謀生，工作之餘，自學不輟，學養漸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他從1920年起開始發表新詩，並與馮雪峯、汪靜之、潘漠華、魏金枝等人成立了“湖畔詩社”。 1922年同潘漠華等合出詩集《湖畔》。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廣州黃埔軍校和武漢國民政府勞工部工作。1927年赴蘇聯留學，1930年回國後不久參加“左聯”。曾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央軍委秘書處油印科工作，刻得一手好字，後任中共江蘇省委秘書、宣傳部部長，主編中共江蘇省委的報紙《大中報》。著有童話《旗子的故事》和《金寶塔銀寶塔》等。

現在我們還原應修人墜樓的時代背景：1933年5月12日，英美煙草公司事先沒有通知工人，突然關閉坐落於楊樹浦的英美煙草一廠，於是引爆了轟轟烈烈的英美煙廠罷工運動。時為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應修人翌日親赴英美煙草一廠，瞭解罷工實情，指導罷工鬥爭，回家後，連夜起草了傳單《援助英美煙廠罷工工友》。傳單中説：“英美煙廠和一切煙廠工友們，英美煙廠工友已經實行罷工了，這是紅五月工人階級的先鋒。

中外資本家趁着帝國主義加緊瓜分中國和國民黨繼續出賣中國的時候，拼命剝削和壓迫工人，英美煙廠資本家為開快車，生產合理化，改為五日班不夠，還要改四日班、三日班來減少我們工友的工錢。四日班工錢已經不夠吃飯，三日班真是要餓死了!只有向資本家鬥爭!”等等，這張應修人手刻的《援助英美煙廠罷工工友》傳單，作為應修人的所謂“罪證”，當年曾被國民黨存檔。解放後，這張傳單成了上海工運史料的珍貴的革命文物，曾多次展出。這是後話。當時，應修人準備第二天與左聯黨團書記丁玲商議後，廣為散發。

丁玲當時居住在崑山花園路7號四樓2室，崑山花園路僅一百多米長。5月14日，由於叛徒周光亞出賣，丁玲與前來商談工作的“文委”負責人潘梓年當場被捕。

為了“釣魚”，幾名特務蹲守在丁玲房中。當時居於崑山花園路不遠處四川北路公益坊的左聯作家樓適夷1941年就此事曾寫過一篇文章《記湖畔詩人應修人》，1978年，他又對此文作了修改，文章是這樣記述當時的情景：“這時候，英文的《大美晚報》突然發表一封署名蔡飛的來信，詳細敍述了國民黨在公共租界秘密綁架丁（玲）、潘（梓年），和丁九因拒捕在屋頂失足墜樓而死的經過。

這名蔡飛的人，自稱也是一個被捕的共產黨員，他偽作自首，當特務們逮捕丁玲的時候，也把他帶去了。……（丁、潘被綁架後），以後又留幾個特務在丁玲寓所，丁九推門進來，一發現形勢不對，立刻退出門外，丁玲的屋子在二樓，他發見梯口有特務把守，便向三樓屋頂退去，幾個特務追上去，在屋頂陽台上展開了徒手的搏鬥，丁九向後退卻，便從陽台邊緣失足跌樓在馬路上。”

崑山花園公寓前門

樓適夷與丁玲同為左聯作家，彼此很熟悉，又與丁玲居住不遠，其所記是大體可信的。但其不是現場目擊者，其所記事實大多是根據一位死裏逃生的名叫蔡飛的共產黨員的記述。還好，這位其實姓李的共產黨員致英文《大美晚報》的原信，在1933年6月19日的《大公報》上有披露，原文如下：“又李某致‘大美晚報’函關於目擊丁某被捕經過之記述如次：餘等在室內等候少許，至四時餘聞有扣門聲。有身高大，身着灰色長衫目戴眼鏡之男子一人，自外步入，其人即尹樹人，彼睹房中情形後，顏色陡變，尹立被扭，鍾某即搜索其身畔，尹即與鍾交手，其他偵探上前幫助鍾某。

時周廣亞在餘身旁，餘亦立時與彼動手，尹背窗與三人相鬥，勢甚猛烈，餘則與周鬥甚忙，未幾耳際忽聞呼聲，時窗門洞開，該窗臨海寧路一弄堂中，鍾某等衝下樓，餘亦趁機（從前門）脱逃……”這是原文，與英文《大美晚報》上名字有所差別，有英文音譯的緣故，也有記憶偏差的因素。

崑山花園公寓三樓應修人跳樓處遠近景

解放後的1958年，應修人的夫人曾嵐曾寫過一本回憶應修人生平的書《戰鬥的一生》，講到應修人之死，她採信的也是李某的記述。可惜的是這位李某解放後一直沒有露面。

​謎    團

不過我們細細閲讀樓適夷、李某和當時《申報》等報紙報道，有幾個謎團浮上心頭：

一是應修人墜樓處是四樓，還是三樓？《申報》等報報道“在崑山路崑山花園後面通到海寧路的一條小弄內，有無名男由四層高樓跌下身亡”，明確説是在四樓墜下；樓適夷稱“丁玲的屋子在二樓，他發見梯口有特務把守，便向三樓屋頂退去，幾個特務追上去，在屋頂陽台上展開了徒手的搏鬥，丁九向後退卻，便從陽台邊緣失足跌樓在馬路上”。説是三樓。其實崑山花園路7號，其後門可通崑山路227號，這裏上世紀60年代曾是上海浦江電錶廠女職工宿舍，當年筆者的女朋友就住在這裏，因此筆者對這裏相當熟悉。為撰寫此文，筆者又兩度踏訪此地。

這是一幢日本式公寓，前後門都有樓梯，前門樓梯寬達兩米，可通四樓，三樓並無“屋頂陽台”；後門樓梯寬一米不到，只通到三樓；二、三樓經公共通道可達後門樓梯，二、三樓在離地面不足10釐米的樓梯處都有雙扇玻璃窗。其三面臨街，即前門為崑山花園路；後門經小巷可達崑山路、百官街，再通海寧路，此小巷現在已在通崑山路的門口處安裝鐵門；一面緊挨百官街。丁玲寓所約20平方，其臨窗一面正對崑山花園路，因此應修人若真從這窗口跌下，不可能落到後門“崑山路崑山花園後面通到海寧路的一條小弄內”；而如果應修人墜樓在前門“崑山花園路”上，李某也不可能從“前門”逃出去。而要墜落在“通到海寧路的一條小弄內”，只有二、三樓後門樓梯口處的窗户。

二樓墜落，因高度有限，不太可能當場“殞命”，尤其對一位會武功的人而言。因此最大可能是應修人從三樓墜下，三樓樓梯窗口應為詩人殉難之處。由於這幢日本式公寓特殊結構，在患難中的李某搞不清楚方位是很正常的。筆者對這公寓並不陌生，可真正搞清它的結構朝向，還得先後兩次實地踏訪。

二是失足墜樓，還是拒捕跳樓？《申報》等報報道應修人是“跌下身亡”； 樓適夷稱應修人是“失足跌樓”；而李某説應修人“背窗與三人相鬥，勢甚猛烈”，拒捕，以死相拼。墜樓是中性詞，從高樓跌落、摔下、失足等，都可稱墜樓。但根據應修人的為人性格，以及現場考證，我更相信是拒捕跳樓。應修人於1914年，即年僅14歲時就來滬學生意，以其名字看，他似文弱書生，其實是文武兼修，崇尚“一手放不下筆，一手要去捏把雪亮的刀”。

早在1923年9月，應修人就到上海虹口橫浜橋附近的精武會學武，到年底他已學會了潭腿、工力拳、大戰拳等拳術大路，有着濃厚的武術功底。為此，面對強敵，他當然出手應戰。李某説應修人“背窗與三人相鬥，勢甚猛烈”，是可信的。根據《申報》等幾家報紙報道“右額破碎，腸子流出，當場死亡”，可見應修人是頭朝下着地的，這是一個有意為之的自殺行為，而不是失足墜落。

因為從當時的情況看，應修人從四樓丁玲寓所，拼死搏鬥，將蹲守丁玲寓所的特務打倒後，曾奪門而出，逃到三樓，此時，原先守在樓下的特務也衝了上來，應修人便向後門的樓梯跑去，他自知身攜革命傳單《援助英美煙廠罷工工友》，今日難逃魔手，便從三樓樓梯口處的一個窗口縱身跳下，壯烈犧牲。這一跳，彰顯了共產黨人為革命事業慷慨赴死的高尚襟懷；這一跳，反映了應修人為人民利益不惜以身相許的無私精神；這一跳，也印證了革命詩人視死如歸的英雄品格，因為詩人曾寫過這樣擲地有聲的詩句：“縱然天地一齊坍碎/可是從這敗墟之內/依然有我的愛火飄飛！”

三是丁玲的居所到底是四樓，還是二樓？樓適夷的文章説：“丁玲的屋子在二樓”，而《申報》等報報道説“有無名男由四層高樓跌下身亡”，與李某的説法相似。我們經過實地察訪，詢問了現在居住在崑山花園路7號的居民，有位上了年紀的大媽，告訴我們她從小長在這裏，曾聽爺爺説過，四樓2室解放前曾住過一位有名的女作家。前幾年，有好幾撥人曾經來四樓探問過這位女作家的事情。

她還説，現在住在這裏是位房管所的職工，他嫌煩，不太搭理人。我們見2室門口有旅遊鞋放着，就輕輕敲門，但無迴音，不知是室內無人，還是“嫌煩”，不願搭理，只得作罷。《丁玲傳》的作者李向東夫婦也認為丁玲家居四樓。因此綜合當時的情況和實地察訪結果來看，丁玲的居所在四樓更為可信。

尾   聲

 應修人犧牲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表了《對青年作家應修人被害宣言》，我地下黨組織和“左聯”為營救丁玲、潘梓年的宣言中，也均提到了應修人之死，同聲譴責罪惡製造者的野蠻行徑。

應修人主編的《大中報》

説來也巧，由於應修人英勇拒捕，除感召、解救了李某之外，還挽救了另一位左聯領導。當時左聯領導人周揚也去了丁玲家。據他事後回憶，那天他因事去遲了一步，當他走到崑山花園附近時，抬眼向那座樓房望去，只見丁玲寓所附近，噪聲陣陣，人影晃亂，顯得慌忙緊張，頓時他警惕起來，趕緊閃進鄰近的一條弄巷，這才避免了一場災難。後周揚接替丁玲出任左聯黨團書記。

（文章原載《世紀》雜誌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