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古希臘地中海貿易戰爭的傳説_風聞

道可道非：古希臘地中海貿易戰爭的傳説

這個地球村的人類社會歷史，究竟是一部週期循環史，還是一部發展進步史？應該説，這本身就是人性演變的歷史命題。人的個體自我認知，具有動物原始本能的自私自利意識。人的集體自我認知，則具有主觀意識能動性的社會公利精神。這種自私自利與社會公利的矛盾衝突，就演繹着人性道德進化與墮落的循環發展悲喜劇。個人主義的發展，就始終追逐着實用主義的物慾享樂。集體主義的發展，則激盪着理想主義的浪漫情懷。公與私，物質與精神，理想與現實，個人與社會，原本就是以人為中心的有無相生矛盾運動多元化統一體。

事實上，自原始共產主義大同社會到原始奴隸制小康社會“公私之變”以來，人類世界個體與集體的利益衝突，就引發了無休止的戰爭。因此，這一部人類社會戰爭史，也就是一部戰爭循環發展史。有文字記載的戰爭史，都是勝利者書寫的“正史”。沒有文字記載的戰爭史，便是民間傳説的“野史”。今天要講的戰場古希臘地中海貿易戰爭，就屬於民間傳説的“野史”。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水泊梁山”故事，是草莽英雄“佔山為王”的江湖傳説。而在亞歐大陸西邊的地中海之濱，曾經有各路海盜“佔山為王”，卻發展形成了一大片繁榮興旺的“山寨城堡”和“商業城邦”。這些商業化公司化運營的“獨立王國”，就創造了“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文明。

當時，在地中海南岸的尼羅河流域，曾經有過一個農耕文明高度發達的古埃及王國。在地中海西岸，則先後興起過農耕文明高度發達的古巴比倫王國和古波斯帝國。這兩個陸地文明中心的農業和手工業產品商貿交流，就給扼守貿易要道的海盜們帶來了“靠海吃海”的生存發展商機。經過“偷經學藝”，這些海盜們就變成了“持劍行商”的“盜亦有道”市場商戰江湖高手。以此為基礎，每個“商業城邦”的形成，最初都是由幾個土豪家族建立起“股份制民主”的公司化治理架構。然後，再經過戰爭搶奪“勞動力商品”和開拓海外殖民地，就逐步發展起了比較強大的奴隸制商業城邦和城邦聯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雅典城邦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達城邦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

在與東方陸地文明的“希波戰爭”中，雅典城邦和斯巴達城邦曾經組成“希臘聯軍”，最終打敗了波斯帝國。而在“雅典優先”和“斯巴達優先”的貿易戰爭中，“提洛同盟”與“伯羅奔尼撒同盟”卻爆發了曠日持久的“核心利益之爭”。因為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各自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就必然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雅典城邦認為的“自由貿易公平競爭”，在斯巴達城邦看來就是“貿易霸凌主義”的“不公平”。這場爭奪“人口紅利”和海外殖民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就稱為古希臘式大國崛起的貿易戰爭“修昔底德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的“民主法治”，不僅難以消除國內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的貧富分化矛盾鬥爭，也消除不了各個城邦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的戰爭危機，更使得弱小城邦在“大國爭霸”的夾縫中惶惶不可終日。

據説，當時地處海路交通要道的科林斯城邦，過境貿易非常興旺。這裏不僅有發達的農業，陶器製造業、造船業和航海業也都很發達。科林斯先後建立了許多殖民地，如敍拉古、科爾居拉、波提狄亞、安布拉基亞等。從公元前8世紀至前7世紀中期，巴希阿德斯家族把持城邦政權，實行“貴族寡頭統治”。後來，希普塞盧斯推翻巴希阿德斯家族，建立了“僭主統治”。大約在公元前581年，“僭主政體”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少數富人掌權的“貴族政體”。

到了公元前6世紀後期，科林斯被迫加入了斯巴達城邦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在“希波戰爭”的早期階段，科林斯積極參加了温泉關、普拉蒂亞、薩拉米斯和米卡列戰役。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和戰爭中，科林斯和雅典的矛盾曾經達到了很尖鋭的程度。然而，在公元前395至前387年，科林斯卻又與雅典、阿爾戈斯和忒拜等城邦結盟，在波斯支持下進行了反對斯巴達的“科林斯戰爭”。到了公元前338年以後，則基本上臣服於馬其頓王國。公元前196年羅馬帝國打敗了馬其頓王國，宣佈科林斯“獨立”。到了公元前146年，科林斯城邦終於被羅馬帝國所滅，其居民大批淪為奴隸，城市也被徹底摧毀。

據説，這個科林斯城邦先後在斯巴達城邦、雅典城邦、波斯帝國、馬其頓王國和羅馬帝國之間投機搖擺，是由於科林斯少數奴隸主貴族與外敵達成了“秘密交易”。因此，這些“內奸”就操縱科林斯城邦主動“開關通商引狼入室”，讓外國資本在跑馬圈地控股壟斷國內戰略產業，從而使科林斯城邦不知不覺間就喪失了經濟主權。雖然科林斯城邦也一直進行着捍衞國家“核心利益”的貿易戰爭，實際上卻是在一步步淪為被列強肆意蹂躪“薅羊毛”的經濟殖民地。更不幸的，還是被矇在鼓裏的廣大奴隸。在科林斯城邦先後抗擊斯巴達城邦、雅典城邦、波斯帝國、馬其頓王國和羅馬帝國的戰爭中，廣大奴隸被綁上戰車充當“人肉盾牌”。到了最後，他們卻成了更加低人一等的“亡國奴”。當然，比起後來“新大陸”的瑪雅人和印第安人亡國滅種悲劇，這些科林斯城邦的“亡國奴”還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回頭來看，從“民主法治”的古希臘奴隸制商業城邦和斯巴達商業軍國主義文明，經過“貴族寡頭統治”和“僭主統治”的嬗變，直到羅馬帝國“君權專制”和“日不落帝國”的“君主立憲”民主法治“普世價值”，始終就伴隨着私有化商業化拜金主義“紙牌屋遊戲”的貨幣貿易戰爭。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種“民主與專制”的變臉戲，也只是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弱肉強食“獸之道”的“法術萬變而道不變”。特別是當年這場奴隸主集團追逐資本利益最大化的古希臘貿易戰爭，對於今天地球村的錢奴們來講依然是有些似曾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