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發微之二——《鼏宅禹跡》及其他：從政治經濟學視角看中國上古史學_風聞

微信公眾號“慵讀筆記”

《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孫慶偉教授綜論夏代史學和考古證據的力作。由於沒有確切的出土文字，考古學和史學界對夏代有無得爭論甚大。孫慶偉老師是支持夏代為信史，並且力求以考古發現論證之的代表學者。大禹建夏，對這種似乎人人有所耳聞但其實十分模糊的歷史敍事泛泛而談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如果真的想讓自己的知識增加一點應該深入研究者的邏輯中去。孫慶偉老師在著作中全面介紹了自己的陶器類型學方法。陶器類型學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內容是依靠出土陶器的型制特點判斷考古文化的範圍、傳承和發展水平。孫慶偉老師認為這種方法應該更加嚴格化，根據比例找到出土陶器中的高頻器物，確定核心器物組，陶器類型比較要關注各個遺址核心器物組之間的區別變化，而不是憑感覺簡單地説有什麼沒器物有什麼器物，器物相似不相似。這種類型學方法也可以擴展到青銅器。最著名的疑似夏代遺址就是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覆蓋了很廣闊的區域，是中國上古第一次具有王朝氣象的考古學遺存。二里頭的陶器出土很豐富，青銅工業也已經發展，但還不想後來商周時期那麼發達。二里頭遺址在年代上與文獻記載的夏代紀年有相當出入，及時二里頭確認為夏代都邑，夏代的建立和滅亡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孫慶偉老師綜合了近幾十年龍山文化（王朝時代之前最後、最重要、分佈最廣的考古學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現，結合上古文獻記載的有關夏代的傳説，認為夏代信史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得到證實。

孫慶偉老師的觀點自然免不了接受考古學界各位專家的評論和挑戰，很多內容可以北大文研院公號發佈的關於《鼏宅禹跡》與談會的討論紀要。本文是筆者作為一個愛好者，從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發對上古史學研究的一點思考。筆者有一點羨慕中國考古學，因為和政治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主流領域相比，中國考古學已經有了自己明確的問題，形成了自主的討論方式。當然，很多學者也在對我們自己的考古學研究進行有意識地反思，希望能夠與國際主流考古學形成更多對話。一個重要的思考就是中國考古流行的陶器類型學沒有理論基礎。作為生活用品，陶器相似不相似到底能説明什麼問題，為什麼二者陶器相似就可以説文化相通或者政治上有緊密關聯。大多數人都認為夏代已經不是純粹的血緣氏族社會了，都邑大型聚落一定容納了來自不同文化的人羣，不能把一些考古遺存和古文獻記載的上古氏族等同起來。因此，反對者認為不能用陶器類型學來判斷早期國家的政治變遷，最多提供一些線索。孫慶偉老師的方法實際是對陶器類型學的嚴格化和系統化，其核心器物視角也可能提供更加豐富的信息，但是好像沒有直接回應反對者的質疑。

筆者覺得，考古學者如果能夠深入實際生產過程中去，對類型學的理解和對上古史學的研究應該會更有幫助。陶器類型學反映的是文化上的聯繫，但是它的根源應該從生產能力和生產過程中尋找。在各行各業有成長經歷的人應該能理解，生產能力比較低的時候，不變是容易的，變是不容易的。學生寫論文，一開始完全模仿高手、前輩、大家的套路，不敢隨便改變流行的結構，數據、代碼都不敢自己寫；只有經過長時間鍛鍊，熟練以後才能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自由發揮。認為類型學不足取的人會想象，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根據興趣愛好自由發揮創造，這種想象可能脱離上古社會的實際。陶器雖然在王朝時代初期已經比較普及，但是其製造還是比較複雜技術活，工匠是世代相承的專業羣體，“聚族而居，聚族而葬”。上古社會生產能力差，人的壽命短，培養熟練工匠不容易，也不會有大量試錯機會允許生產者不斷嘗試。另一方面，陶器作為生活用品需求量太大，對當時生活條件的改善是關鍵性的。在這種條件下，高效可靠的生產方式應該是把工匠集中在一起，按照既定的技術大量生產，不斷傳幫帶。青銅器原料不易獲得，試錯機會更少；生產更復雜，只可能被更加少的羣體掌握，而且需要相互協作，協作的形成也是不容易的，一旦成型不應輕易改變。因此，青銅器的類型也應該是穩定的。總體而言，關於陶器青銅器的知識和技術應該是政治經濟關係比較密切的族羣內部共享的，對產業和技術的深入分析有助於理解上古族羣和聚落內部的組織方式。器物類型的穩定不一定來自於文化感召和政治強制這些主觀因素。類型學可以作為古代政治經濟內在變遷的重要研究途徑。

還有對上古史學研究更根本的批評，因為這是一種證經補史的傾向，而這種傾向與國際考古學“前沿”相背離。筆者以淺薄的學力覺得一些學者涉及的國際考古“前沿”就是實證主義人類學的路子，把出土器物當做無關於我的絕對客觀的對象，對它們進行絕對自然和觀察描述，形成所謂對人類發展規律的抽象解釋，儘量不與文獻和史學發生聯繫（“前沿”認為這就主觀了）。大修民族主義國史當然不好，但是筆者認為現在的工作顯然不是簡單地修帝王將相家譜。史學傾向其實比人類學傾向更重要，因為它可以與政治學、經濟學中內生的制度變遷、經濟發展、結構演化等理論聯繫起來，形成對社會歷史貫通的理解。

實證主義人類學堅持不與社會科學宏大理論發生聯繫其實是由於空洞地理解“客觀”。筆者感覺，實證主義在考古學領域能夠氾濫是因為考古材料作為一種經驗材料沒有極其專業的訓練很難利用，阻止了政治學、經濟學各領域學者的參與。當代主流社會科學研究廣泛利用文獻和數據，構建解釋社會發展的理論。實證主義其實已經遭到很深入的批判，機械地看數據是歸納不出理論的；相反，沒有理論視野根本不能有效解釋數據等經驗材料。西方頂尖學界在理論建構方面造詣深厚，實證主義不流行；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因為缺少有影響力的理論，反而流行實證主義。考古學由於材料繁雜難以利用，屏蔽了社會科學理論的介入。

因此，我們的考古研究史學傾向可能是真正有價值的方向，只不過還應該參照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利用考古材料復原上古社會的生活情境，形成對當時政治經濟的整體性理解。夏代的興起和滅亡是極端重要的歷史事件，是中國這片土地上獨立發生的制度變遷。為什麼王朝制度能夠確立，為什麼商代能夠崛起滅亡原來的王朝，為什麼夏代滅亡沒有回到部落聯盟而是使王朝制度得到加強。這些問題都是人們認為自然而然不加註意的，好像大禹想建立王朝王朝就建立了，有了王朝那人們就接着幹唄這麼簡單。嚴肅的説，這些認識不是深刻的社會科學理論。考古學經驗材料應該與理論議題聯繫起來。

關於二里頭文化，筆者還讀過一些研究，比如首都師範大學袁廣闊教授的博士論文《二里頭文化研究》，在此亂言數語自己的感受。“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戰爭能力是一個政權成立的重要條件。下圖取自袁老師的博士論文，顯示二里頭一段和二段比較顯著的覆蓋範圍，半徑260公里左右，是步行五天的距離。根據《國語》《左傳》等文獻，直到春秋時期，軍隊作戰隨身只帶三到五天的糧食，再遠就要專門組織輜重或者因食於敵。二里頭時代沒有軍馬，武器、用具、糧食都要徒步揹負，因此這個直接覆蓋的區域應該是中心聚落作戰最遠可達的範圍，是直接控制區。直接控制區內的反叛可以馬上鎮壓下去，安排同族或最密切的部族居住。在該區域周邊，發動進攻有點遠，只能依靠盟友，形成一些姻親方伯。孫慶偉老師指出古文獻中記載的韋、顧、昆吾等盟邦就在夏代（二里頭文化）中心區周圍。盟邦在生活生產方式上有一定的共通性，為中央提供更遠地方各種勢力的信息，消滅這些族羣就消滅了中央王朝的羽翼，而對手可以增加自己直接控制的地方，使自己勢力強大起來。

二里頭文化一期的直接輻射範圍

二里頭文化二期

二里頭中心聚落在鼎盛時估計有兩三萬人。今天人們認識的制度和政治觀念是適應大規模社會的，大規模社會單靠個體武力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有平等、公正、普適的解決方案。然而在小規模社會，小部分特別能打的人也許就能控制整個羣體。如果貴族有數百人，比較能打，就能在中心聚落形成比較穩定的政治結構。在穩定的政治結構中，平民也不一定會因為階級差異就與貴族劇烈對抗，而可能以貴族為核心形成一致對外，不斷發展的共同體。畢竟當時還有很多為開發的土地和未開化的族羣。其中貴族營養好、生活條件好，身體素質也就好，是戰鬥的主力；平民擔負輔助作戰和後勤等工作。如果只有丁男作戰，總共兵力可能三五千，中心聚落和直接控制區內各種兵力加起來也許接近萬人。上古時代這些兵力足以壓服附近聚落，形成比較穩定的王朝政治結構。王朝有統治族羣和一般族羣，不是今天人們眼中的行政區劃的關係，應該是領袖和僕從，根據需要出人出物的關係。

為什麼二里頭有了王朝氣象？比二里頭時代更早的、最知名的考古文化是陶寺文化。陶寺遺址位於晉南，興盛於龍山時代末期，被一些學者認為唐堯之都。但是陶寺文化只覆蓋晉南有限區域，比二里頭的氣象侷促得多。這可能與陶寺還是石器經濟，而二里頭已經進入青銅時代有關。陶寺最先進的兵器是利用當地特殊石材生產的箭簇，而二里頭有青銅兵器。二里頭文化一般分為四個階段，在第三段向外輻射更加明顯，而大量青銅冶煉遺蹟也在第二三期發現，可能有時間上的契合。一種複雜的技術，被一個羣體在一定時間內熟練掌握，就會形成短期的巨大優勢。類似的例子還可以看看芯片。當然不同的技術造成的優勢幅度也不同。社科院研究員翟少東的《陶寺遺址石器生產的產能分析》一文（《南方文物》2016年第二期），她的實驗考古研究顯示，陶寺遺址石器工業分為不同的生產環節，有的耗時短工藝複雜，有的工藝簡單耗時長，總體來説是當時條件下比較高級的產品，其產能超過本聚落的需要，供應了周圍一片地區。陶寺可能就是依靠這種生產能力維持一個分佈於晉南的政治經濟共同體，但是由於石器工業本身的生產力水平，陶寺也就只能覆蓋晉南有限的區域。

雖然在先的文化有技術優勢，但是隨着技術的擴散（diffusion，這也是產業和創新經濟學中的專業詞彙了），其他的部族也能形成比較強大的實力，反過來征服早期的文化。但是這種文化的先進經濟水平仍是征服者在一段時間裏加以限制地利用的。社科院何駑研究員《陶寺遺址的石器工業性質分析》（《三代考古》2017年）一文指出陶寺政權對先進石制兵器和工具進行官方控制和壟斷經營，陶寺後來被北面來的力量（石峁）打倒，但之後原地仍然有很多人口，石器工業也持續了相當長時間。這一點似乎與商湯滅夏未遷夏社，武王滅商而沒有立即遷徙殷商遺民類似。

簡單地看，這好像是技術決定論。但是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生產發展的過程，它和社會變遷各方面之間是怎麼聯繫起來的。何駑研究員還提到，斯坦福大學劉莉教授認為製陶和石器在陶寺時代都不是尖端產品，“陶寺作為都城沒有必要直接嚴密控制，完全可以由下屬的手工業專業聚落去製造，都城僅控制產品流通即可”。這也許就是國際“前沿”之一例吧，但是好像沒有對生產過程的複雜性有深入認識。鐵製用具在秦漢以後已經非常普及，但是複雜的鐵工具和兵器需要複雜的模具和反覆鍛造，工藝之高超仍然不是一般作坊可以掌握的。使用普通農具的農民根本不能與裝備精良的正規軍正面對抗。中國今天能生產聯合國目錄中所有門類的工業品，但是仍然被認為“怎麼好意思説基本實現了工業化”。所以説，生產過程和產業組織內涵豐富，與政權建設有密切聯繫。也有學者也重視對上古社會生產生活的復原，但是認為不存在與王朝史學的必然聯繫。其實這些學者可能把自己的研究對象看得太簡單了，他們認為自己的發掘是在復原夏商時代“普通人的日常”。但是三四千年前的社會這樣使用陶器，穿紡織服裝，在建築的房屋裏依靠種植採集的食物過日子的人總共能有多少呢？也許絕大部分人還是在叢林裏摘野果吃生肉。因此考古發掘出來的這些人，雖説和貴族比起來是平民，但是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高於同時代絕大部分人，是一個政權的骨幹力量。考古材料的很多細節有可能王朝鼎革的重大事件聯繫起來。

最後，筆者要説明，雖然支持孫慶偉教授所堅持的史學研究方向，但也不覺得關於夏代的很多重大問題已經有了定論。對一些假説保持開放態度可能使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許宏研究員強烈反對對夏代下定論，但是不反對討論夏的問題，更不是採取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的態度，這樣也就容納了更多解釋方式。例如他引用了河北師範大學沈長雲教授的研究（《歷史研究》2007年第六期《夏族興起於古河濟之間的考古學考察》等），認為夏代興起於以濮陽為中心的古河濟地區。沈長雲教授特別注意大禹治水，認為並不是疏浚大河，當時的生產水平幹不了這個事情，而是在積水的平原開溝渠引流。濮陽周圍的地理與治水傳説契合，考古發現龍山時代末期聚落大幅增長暗示這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上不斷崛起的地區。孫慶偉教授沒有引用沈長雲的研究，但是注意到大禹的成功是政治組織上的成功，並且由此建立自己的氏族。也許正是因為大禹通過巨大功業建立了自己的氏族，所以並不需要特別依賴原來部落聯盟的力量。傳統上認為晉南豫西的龍山文化與夏代聯繫更密切，但是二里頭之前，疑似的夏代早期在此沒有重要局勢變化，治水可能導致地緣政治在一段時間內的變化。

筆者關注沈長雲教授對大禹治水的解釋是因為在內生制度變遷理論中，偶發事件（contingency）是重要的誘發機制。偶發事件作為外來的力量不是決定了政治體的發展，而是誘發政治體在集體行動過程中進行內在組織上的改造。有很多史學理論認為國家的起源和加強由於治水和戰爭。其實這些外部因素只是契機，制度變遷的本質還是政治體內生遞增的變化。大禹治水往往被當做一個歷史背景，它在王朝建立這個古代中國最重要的制度變遷中的意義被低估了。所以，如果把關於治水的地理和技術的研究，同社會結構變遷的研究結合起來，也許會有一些有意思的成果。

總的來説，筆者很欽佩孫慶偉教授等我國考古學者為還原中國上古史實進行的艱苦努力和取得的豐碩成果。筆者覺得，可以利用生產過程、生活情境和社會結構等方面的考古學知識，結合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有可能説明王朝鼎革重大事件的成因。這是對證經補史的超越，也是對當前社會科學理論建構呼籲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