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彷徨與堅守_風聞

執筆：刀賤笑  

1948年8月12日，作家朱自清在北大附屬醫院去世。

再過仨月，他就50歲了。北平文藝界年初就開始籌備茶話會，想在11月22日那天給他祝壽，順便紀念他30年來的創作成就。不想6月起他就胃病復發卧牀不起，8月初手術後又併發尿毒症，沒能再多熬些時日。

在他身後，悼念如潮。教育界、文藝界很多人寫文章，誇他是好教授、好作家、好的青年導師。但也有餘冠英、葉聖陶等少數摯友，在回憶他憔悴清瘦的“背影”之餘，提起他去世前幾年精神上沉重憂鬱，“常想到死”。

攪動晚年朱自清心境的，不是對死的恐懼。

錢理羣在《1948：天地尋黃》中描述朱自清去世前的心境，説他對死亡很認真：想在死神降臨前，思考他和同類知識分子，還能為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做點什麼。

在變動的大時代裏，知識分子有何責任、作何選擇，這是朱自清一生都在思索的問題。

糾結

1948年7月23日，在吳晗邀請下，朱自清出席在清華大學工字廳舉行的“知識分子今天的任務”座談會，那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參加政治活動。

在從北院家裏去會場時，他走一會停一會，斷斷續續對吳晗説：“你們是對的，道路走對了。不過，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大習慣，要教育我們，得慢慢來。這樣就跟上你們了。”

這樣的表態與反思，對朱自清來説實在不易。

1940年代開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方向變得清晰。聞一多、吳晗等大批人文知識分子“左”轉，但朱自清被認為轉得不夠純粹。

吳晗談朱自清，説他是舊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曾是自由主義者。這道出了朱自清一生的思想糾結。

1898年，朱自清出生在清末江浙一個地方小官家庭，從小讀私塾；20歲時進北大讀哲學，一度很喜歡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唯心主義思想。羅素來中國講學，大談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鼓吹調和，朱自清據説是擁躉之一。

這樣的階層出身和文化教養，變成朱自清沉重的負擔。

他不是不愛國。北大期間，朱自清讀書用功，3年就學完哲學四年課程，提前畢業。但在五四期間，他卻頻繁請假甚至曠課。

他參與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工作，活躍在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向社會宣講新思想。更重要的，他一個學哲學的，竟也拿起文學的筆，化身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旗手。

北大期間，朱自清結識了共產黨人鄧中夏。但較之鄧中夏等人的激進，朱自清性格上温和，立場上軟弱，沒能走上革命道路。

朱自清後來自我剖析，他説自己在情調、嗜好、思想倫理和行為方式上，“都是小資產階級的”，説自己是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 大半由於我的素養。”

1920年北大畢業後，朱自清回江浙老家教書，他想繼續寫自己的詩文，繼續五四的啓蒙。

但五四運動退潮後，社會思潮迅速分野，一部分知識分子傾向於俄國式的共產主義革命，另部分人則偏向自由，投向國民黨和西方懷抱。

這時候，朱自清變成了一個夾在中間的人。

1925年，經好友俞平伯推薦，朱自清回到北平，進入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那時候，清華、北大、燕京等學府，已經變成自由主義大本營，大批教授都是留洋歸來，很容易形成自由主義的思想氛圍。

這種氛圍，是朱自清本來就倍感親切的。他雖是“土教授”，也還是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

但同時，前幾年在江浙教書時，他又結識了葉聖陶、鄭振鐸等一些進步作家，他們的思想和價值傾向，與徐志摩、陳西瀅等那些喝“洋墨水”的教授們截然不同。

正當朱自清在“中間狀態”猶疑時，1925年—1927年大革命血的現實，第一次震撼了他。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時，他還在浙江宜人的白馬湖畔教書。聽説上海南京路上血流成河，朱自清一反温和之態，奮筆寫下著名的《血歌》，控訴帝國主義英國的巡捕射殺中國工人。

回北京沒多久，就發生了“三一八”慘案。那天朱自清跟着清華學生隊伍去執政府情願，萬沒想到，等着他們的是冷颼颼的子彈。

那是朱自清第一次聽到槍聲。事後他回憶説，自己被濺了一身血，馬褂上手背上都是，屠殺已在進行，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在陳西瀅、徐志摩等一些人為段祺瑞執政府開罪，不贊成激怒帝國主義，甚至污衊羣眾是受人利用時，朱自清截然相反，清楚表達了他的態度。

只可惜，悲憤沒能讓朱自清再往前走一步，卻讓他感到虛無：文化啓蒙和教育救國，在血的事實面前幻滅了。他的價值立場，也沒能在政治形勢劇變下發生轉變。

1927年 “四一二”，蔣介石背叛大革命後，強烈的挫敗感讓朱自清陷入了痛苦的泥潭。

1928年，他寫下《那裏走》一文，傾訴內心彷徨。“那裏走”實為“哪裏走”，他舍不下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不想革本階級的命，但同時又不願迎合反動勢力，“挺身與無產階級鬥爭。”

不能革命, 也不妥協, 最後他選擇躲入書齋，“消磨一生”。

“左”轉

1928年經歷了“哪裏走”的思考後，朱自清細心地與現實政治保持距離，他拒絕加入任何黨派，也不再參與任何帶有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團體。

只是這動盪的時代和腳下災難深重的土地，依然不停叩擊他的內心，讓他無處遁世。

到了抗戰時期，無論在心理上還是現實中，他的“逃避所”都被打碎了。

1935年12月，北平學生遊行，反對晉察政務委員成立，結果與國民政府軍警衝突，朱自清當時就跟在隊伍後面。

1936年3月，警察搜查清華宿舍，逮捕愛國進步學生，當時有6名學生躲在他家。

這時的朱自清，已無法忽視全民抗戰的熱情，他的愛國情感衝破了自設的逃避所，逐漸顯示出了政治態度。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他在現實中的逃避所也沒了，清華大學被日軍佔領，他和其他一種教授學生西遷昆明，1946年才回北平。

1940年代後期的動盪，讓朱自清不得不再次直面現實。20年前“哪裏去”的問題，也再次被提出來。

抗戰剛一勝利，國民黨在國統區的威望達到頂點，但隨後的內戰、獨裁和腐敗、無能，很快讓它積累起來的政治信用消蝕散盡。這個民族，包括大量知識分子，開始向“左”傾斜。

清華大學雖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但它的教授們也開始分化，出現了聞一多等左翼。聞一多是愛國的，一直是朱自清政治態度的重要參照。

正因如此，當1946年聞一多遭暗殺時，他表現出極大的憤怒，不顧國民黨特務的迫害，三次出席追悼老友的集會。他還寫了《挽一多先生》的詩，把聞一多喻為“照澈了深淵、照見了魔鬼”的一團火。

這時的朱自清，已經丟掉過去的猶疑和幻想，也不再保守自己“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他開始寫《論氣節》這樣的文章，給出“哪裏去”問題的答案。

1948年5月，美國政府公佈“特賴伯計劃”，實質是要減少日本的戰爭賠償，扶持日本財閥。面對中國學生的“反美扶日”抗議，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竟威脅説，這會“對中美間傳統睦誼有嚴重損害。”

在北平百餘名大學教授聯署的拒領美國麪粉的聲明上，已經病重的朱自清一絲不苟地簽上了名字。

吳晗説，這時的朱自清態度已經改變，他反對內戰、討厭國民黨，對共產黨態度也改變了。

一個自由知識分子，在衰病的晚年，“終於有了明確的立場。”

答案

客觀説，朱自清最終向“左”轉，不是共產黨對他進行了什麼思想改造，不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有了多麼深刻的認識。

聞一多、吳晗、朱自清等五四運動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見慣甚至兼收了各種主義，但主義從來不是目的，救國才是目的。

朱自清曾是自由主義者，後來變成了左翼，在這種轉變過程中，他孜孜探求和思索的，始終還是民族和國家如何能好起來。

早在1925年，他就以反諷的筆調寫下《白種人，上帝的嬌子》一文，痛陳國人地位低下，在自己國家都會遭到外國人的蔑視和侮辱。

在朱自清身上，浸透着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家國憂慮，是對他人民的關懷。

誰又能讓中國好起來？到了1940年代，答案不言自明。

1949年8月，毛主席發表《別了，司徒雷登》，9月又在全國政協會上發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講話，兩篇文字都是對朱自清們的求索做出肯定回答：是共產黨。

雖然沒能看到解放，但在病重和彌留的那幾年，朱自清已經找到了答案。

70年後，我們再來紀念朱自清，也更明白了一個知識分子，哪怕是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究竟該如何對待他自己的內心，如何對待他的國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