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以保護青少年為由抵制漫畫，其實在日本也發生過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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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把動漫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的日本，也曾出現過“動漫有害論”的風潮，並且不斷變換着新的形式持續到今天。

文/palomar

編輯/居北

就在《風語咒》口碑票房走勢良好的當下，昨天有網友發現，在B站、愛奇藝、優酷等多個視頻網站上，《畫江湖》系列多部動畫被下架，據ACGx報道，“若森數字相關人員表示，將會對下架的系列動畫進行內容方面的整改。”

縱觀近期的各種整治下架事件，我們不難發現有關部門對“二次元”的監管正在收緊。

上週，相關部門對包括動漫之家、騰訊動漫、網易漫畫、有妖氣、嗶哩嗶哩等27家網站進行了集中執法檢查；而早在7月27日，在各大視頻網站上，就有包括《十萬個冷笑話》、《中國驚奇先生》等多部作品疑似下架整改；嗶哩嗶哩更是在7月20日被央視點名批評，隨後B站App也從各個應用商城下架。

面對二次元文化與“健康網絡環境”的衝撞，不少網友一邊戲謔“重回網盤時代”，一邊憤懣不平：“你看看人家日本的動漫市場”。

作為動畫大國的日本，在動漫產業上一直都給我們留下一種“開放”的印象，好像除了嚴格把控不同類型動漫的放送時間之外，在動漫的題材上總是放任自由。比如在國內被視為違禁的“裏番”，在日本已有86年的歷史。

實際上，即便是在把動漫產業作為支柱產業的日本，也曾出現過“動漫有害論”的風潮，並且不斷變換着新的形式持續到今天，其中爭議最為激烈的，當屬50年代末的“驅逐壞書運動”（悪書追放運動）。

“驅逐壞書運動”並非是一個針對漫畫新名詞，早在戰前的昭和時代，因與日益加強的軍國主義思想格格不入，法學者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説》和馬克思《資本論》就已成為了被日本政府禁止的對象。發展至最嚴重的時候，僅僅持有這些書籍便會被特高警逮捕。

到了戰後，隨着美國對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出於政治立場對書籍的禁令漸漸消除。隨着戰後經濟的恢復，各類品質低劣的文化產品漸漸充斥市場。在當時，最流行的兒童漫畫是在雜誌上連載的「赤本漫畫」，在那個戰後物資貧乏的時代，赤本漫畫以拼湊抄襲節省成本而帶來的低價，和吸引眼球的暴力與色情內容吸引了大量讀者。

但是來自社會各界的抵制也隨之而來，出於對給青少年帶來不良教育的擔憂，和專職漫畫家與大型出版社對盜版的抵制，**日本警視廳成立「防止犯罪協助委員會」。粗製濫造的赤本漫畫自此得到整頓。**1948年至1950年，赤本漫畫的銷量達到巔峯後，緊接着便很快銷聲匿跡了。

赤本漫畫

隨着之後日本經濟的逐漸好轉，漫畫市場也逐漸趨於正規，職業漫畫家和大型出版社成了漫畫市場的中堅力量。但是，色情，暴力，“不勞而獲”思想永遠是吸引讀者的不二法寶，即使是大型出版社，也往往在漫畫內容上大打擦邊球。

漫畫的供不應求使得許多水平不佳的漫畫家進入市場，當時還沒有漫畫家助手製度，趕不上交稿期限請人代筆的事件時有發生。剽竊事件同樣層出不窮，連載在在《週刊少年Magazine》的一部漫畫，被指出大範圍地抄襲手冢治虫的《失去的世界》。

**數量優先，無視質量的狀況使得50年代的漫畫市場開始重複赤本漫畫的老路。**殺人和暴力場面，色情怪誕的刺激描寫與粗俗的語言招來了大量批評。對不良書籍的抵制在民間開展起來，其中尤以家長們對不良漫畫的非議最為激烈。

1955年，日本各地的「父母-教師聯盟」（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日本兒童守護會」和「母親聯合會」等民間組織發起了抵制低俗漫畫的焚書運動，在教室收繳孩子們的漫畫，並集中在操場焚燒殆盡。緊接着，隨着大眾傳媒的介入，驅逐壞書運動成為了全國矚目的重大事件。

《日本讀書報》發表了名為“兒童雜誌的真實情況”的四次特輯，第一輯發表了戰爭漫畫的殘酷描寫，第二輯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少女漫畫上，第三輯報道了漫畫附錄過多的問題，最後一輯記錄了教師們對兒童的指導。一連串的報道使驅逐壞書成了全國性的話題，《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主流報紙也進行了長篇專題報道。

**事情很快變得難以控制，原本針對低俗漫畫的抵制活動蔓延到熱門的兒童漫畫領域。**除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山川惣治的《少年肯尼亞》以外，手冢治虫的《鐵臂阿童木》，《緞帶騎士》，杉浦茂的《猿飛佐助》和武內綱義《赤胴鈴之助》也都先後成了驅逐壞書運動的對象。當時有報道甚至聲稱，《鐵臂阿童木》導致了兒童跳河自殺事件。

**以手冢治虫的作品為代表，這些後世看來無疑質量上乘的作品成為批判對象，可以看出驅逐漫畫運動已經逐漸脱離了單純的“低俗漫畫抵制活動”。**戰後經濟的迅速增長所帶來的混亂狀況，政治體制與法制化的不完善，青少年犯罪現象的日益嚴重，使得漫畫成了保守父母們的發泄目標。青少年們喜愛的漫畫，無疑成為了種種社會現象的替罪羊。

面對這種狀況，漫畫編輯們開始積極地商討對策。同年，“日本兒童雜誌編輯會”成立，編輯們積極發行報刊，表達漫畫家和編劇們自己的立場，山川惣治和手冢治虫等人也組織起“東京兒童漫畫會”，對社會上的批判進行反駁。

手冢治虫在自傳《我是漫畫家》（ぼくはマンガ家）中回憶自己與“驅逐壞書運動”做鬥爭的經歷時回憶道：

“**驅逐壞書”本來是針對青年向的三流雜誌的，但漸漸地，矛頭對準了兒童向漫畫。**當時PTA檢查一部漫畫的方法，簡直是雞蛋裏挑骨頭，甚至會一頁一頁地統計漫畫中出現幾次手槍。

“文字幾乎沒有，全是咚咚的擬聲詞和悲慘的喊聲，這對讀書教育是完全有害無益的。”

“繪畫低俗，顏色全是紅色，把這些東西給孩子們看，無疑會使他們藝術感覺麻痹，荒廢情操。”

這就是他們認定一部漫畫是不良漫畫的理由。岡山的PTA將漫畫書籍和色情雜誌一起燒掉，就像“巫女審判”那樣，全國對於兒童漫畫的批判也越演愈烈。後來，兒漫長屋（手冢治虫所屬的漫畫創作團體）召開集會商討對策，但是即使決定説“以後只能畫好的漫畫了”，也拿不出具體的方法。

説到最後，好的漫畫就是什麼呢？是對父親和兄長們來説是好漫畫的漫畫嗎？那它們對孩子來説是好的漫畫嗎？換句話説，長輩和教育者們真的有決定一部漫畫好壞的權力嗎？

 很多主婦認定《赤胴鈴之助》是好的漫畫，僅僅因為她們認為其中宣揚了對長輩的孝行。漫畫可完全不能這樣簡單地分類啊，再仔細詢問這些主婦們，她們對《赤胴鈴之助》以外的漫畫基本一無所知，甚至《赤胴鈴之助》都並非是通過漫畫，而是通過廣播才瞭解的。

有時，長輩，教育者或者評論家們將他們認為好的漫畫向孩子們推薦，結果根本沒有人願意去讀，退回的漫畫堆積成山，出版社也不會再版了。

回頭看來，**50年代末期的“驅逐壞書運動”，與其説是對危害兒童身心的低俗漫畫的一次淨化運動，不如説最後已經發展成了對兒童漫畫這一事務本身的抵制。**無論漫畫自身的質量如何，價值觀是好是壞，只要被打上使兒童“玩物喪志”的標籤，就會被一棒子打死，成為和色情漫畫一視同仁的“壞書”。

最終，這次的“驅逐壞書運動”，在手冢治虫等人的抗議中逐漸偃旗息鼓，隨着日本經濟矛盾的逐漸緩解，和漫畫分級制度的確立，對於漫畫是否會對兒童造成不良影響的問題也逐漸少有人關注了。直到1989年的“宮崎勤事件”，色情漫畫才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最近，動漫作品需不需要“三觀正”，成為網絡上的熱門話題。文藝作品需不需要承擔讀者和觀眾們的道德教養責任，是一個長年累月被爭論的問題。在現代文學理論中，文藝作品自成一體，三觀和道德上的評價僅僅是讀者解讀的一種可能性，並不能作為批判作品的理由。

然而與嚴肅文學不同，**動畫與漫畫作品是直接以觀眾和讀者為導向的商業作品，在畫家創作漫畫的時候，讀者的接受問題是不得不考慮的。**於是，在打色情暴力擦邊球，以吸引讀者促進銷量的同時，道德上的剋制也必然是作者不可推卸的責任。

同時，管理者與兒童監護者們對漫畫和動畫的評價，也應該擺脱單純的“數手槍出現次數”的粗暴評定方式，以更加清晰有説服力的標準來實施。“一刀切”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

在利益與責任，監管和濫用權力的對立之中，動畫漫畫創作者與家長和監管者之間的博弈從未停止過。不過，如何在不斷的爭吵中確立動畫漫畫作品應有的底線，如何使得整個行業朝着更加規範的方向發展，是遠比展開罵戰更有價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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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竹內オサム：『戦後マンガ50年史』　築摩書房　1995

手塚治蟲：『ぼくはマンガ家』　毎日新聞社　1969

NHKスペシャル　ラストメッセージ第１集　「こどもたちへ　漫畫家・手塚治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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