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許有美元，但是我們有真主和人民”_風聞

【文/ 觀察者網風聞 王晉】

土耳其貨幣里拉近日持續貶值，週五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匯率跌幅擴大至13.5%，最低至6.57，與去年相比，土耳其里拉匯率在一年中已經下跌超過66%，創歷史新低。面對危局，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土耳其當前正在面臨“經濟戰”，並且表示將對美國“實施報復”。

此次土耳其里拉的走低，很大程度上源自於美國與土耳其雙邊關係惡化以及土耳其國內應對措施失當所引發的市場恐慌；而土耳其國內經濟脆弱性，則是此次里拉暴跌的深層次原因。

來勢洶洶的美國製裁

此次土耳其里拉暴跌的直接原因，來自於美國針對土耳其的經濟制裁。美國與土耳其關係不佳已經是人盡皆知的秘密。

首先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在土耳其國內政壇地位日益鞏固，其外交上秉持“新奧斯曼主義”，土耳其更加強調自己的“伊斯蘭”和“中東國家”身份，“政治伊斯蘭化”和“社會伊斯蘭化”導致其土耳其身份的“去西方化”。身份理念的變化，使得土耳其與美國和歐洲的關係出現裂痕。特朗普自己在其社交媒體“推特”賬户發文也承認，美國和土耳其當前關係“並不好”。

其次是2011年以來，土耳其與美國在敍利亞問題上出現分歧。土耳其在敍利亞北部的立場，可以簡單的歸結為，支持敍利亞反對派武裝“自由敍利亞軍”在敍利亞北部，遏制敍利亞庫爾德人政治力量“民主聯盟黨”在當地的擴張。

土耳其認為，“民主聯盟黨”與活躍在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屬於“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因此土耳其希望能夠美國能夠幫助遏制“民主聯盟黨”在敍利亞的擴張；而美國則認為，敍利亞戰場的首要目標是打擊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民主聯盟黨”可以作為打擊極端組織的盟友，因此主張合作與協調。

除此之外，土耳其與美國關係最為敏感的議題，就是引渡“葛蘭運動”領導人、僑居美國的土耳其伊斯蘭學者法士拉·葛蘭。埃爾多安認為，發生在2016年7月的土耳其未遂軍事政變，就是有葛蘭“遙控指揮”的，因此要求美國引渡葛蘭給土耳其受審；而美國則認為，葛蘭的引渡需要土耳其與美國地方檢察和司法機關接洽，美國政府無權干涉司法事件。

此次土耳其安全機構監禁美國在土耳其的傳教士安德魯·布魯森，就成為了土耳其和美國關係的一個“導火索”。在此背景下，美國針對土耳其的經濟制裁也就不可避免。

在美國製裁之後，身為土耳其能源與自然資源部長的貝拉特於8月10日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新聞發佈會，成為壓倒土耳其貨幣的“最後一根稻草”。

由於貝拉特是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女婿，而且埃爾多安也將出席此次會議並發表講話，因此外界普遍將此次會議視為土耳其政府宣佈應對美國製裁措施的重要時機。

但是人們當即發現，埃爾多安的講話並沒有過多的涉及“反制制裁”，而貝拉特本人更是就如何發展土耳其經濟和實現金融獨立而發表自己的“藍圖”，提出的“新經濟路徑”並沒有涉及當前土耳其所面臨的貨幣危機。當貝拉特召開的會議結束之後，里拉再次暴跌，與美元的匯率進一步跌至6.57：1。

脆弱的土耳其經濟

應當指出的是，土耳其里拉的大跌並不是近期才出現的現象，持續的貿易赤字、高通脹和貨幣貶值相互影響，市場信心已經受到嚴重打擊。美國的制裁僅僅是新一輪土耳其里拉暴跌的外部誘發因素，深層次原因還在於土耳其脆弱的經濟增長基礎，從根本上反映的是土耳其經濟增長模式的危機。

2002年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開始執政以來，儘管土耳其經濟保持了告訴增長，但是在2012年以來開始出現了增長率滑落的趨勢。2002年以來，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成為其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通過加快國有企業私有化來激發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引入外國投資來激活市場活力，鼓勵私人投資和對外出口，使得土耳其市場與國際市場接軌。

2002年以來，土耳其經濟快速發展，人均收入達到了一萬美元左右，城鄉差距顯著縮小。但是土耳其經濟發展也藴藏危機。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土耳其並未能夠改變高度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內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儲蓄率偏低導致投資能力有限，因此過度依賴外部資本購入。

經濟發展前景也在2008年之後受到挑戰，尤其是在2012年之後，由於中東地區動盪和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土耳其的年經濟增長率由2011年之前的6%-10%下跌到2%-4%。與此同時，多年高速經濟增長，帶來了高通脹率和失業率增高（將近10%），外資和私人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也逐漸弱化，最低工資的上漲也使得企業競爭力下降。

土耳其里拉貶值暴露出了土耳其經濟發展的多重危機。

首先是土耳其對外貿易與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十分突出，由於土耳其嚴重依賴外部投資，國內工業基礎相對較弱，貿易赤字長期較大，加之土耳其外匯管控相對較弱，土耳其里拉便成為了最易受到衝擊的貨幣之一。近些年來，土耳其里拉持續貶值，土耳其的主權信用評級與經濟展望也多次遭到國際評機構的下調，市場信心受到嚴重打擊。

其次是土耳其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波及。高度依賴外資的發展模式，使得土耳其容易受到國際資本快速流動的衝擊。經濟穩定需要保證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因此不得不採取相對較高的利率政策，而這與降低企業運營成本和提升出口產品競爭力相互矛盾。有土耳其經濟學家很早就預測了土耳其經濟所面臨的風險，嚴重依賴外資，一旦外部世界發生動盪，外資撤離，那麼土耳其經濟就很可能在短期內發生崩潰。

最後，土耳其在地區局勢中的積極姿態，也使得政府開支迅速增大，無論是在敍利亞戰場上的軍事行動，土耳其國內接收的300萬敍利亞難民，還是在巴以問題和其他地區敏感問題上的高調姿態，都使得土耳其需要耗費大量的資金來彰顯自己的影響力，而這與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所秉持的“新奧斯曼主義”政治哲學密切相關。沉重的政府開支，使得土耳其經濟脆弱性進一步增加。

面對經濟增長乏力的危機，土耳其政府缺少有效手段來應對相互牴牾的政策困境。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可以刺激出口、提振經濟和穩定市場信心，但受到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企、債務比率持續上升以及國內有關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實施效果很不理想，政策手段的不足與失效凸顯了土耳其經濟遭遇的增長瓶頸與動力不足的危機。

當土耳其與美國和西方關係僵冷，轉而“向東看”與俄羅斯關係走近時，創新能力和對外投資能力並不充裕的俄羅斯，難以成為美國和西方資本和金融霸權的替代品。因此當8月10號埃爾多安參與完自己女婿在伊斯坦布爾的會議，急匆匆的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商討對策，而不是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溝通時，土耳其市場信心再次下挫，低至6.57里拉：1美元。

此前，土耳其已表示將在中國市場發行熊貓債券。中國工商銀行也宣佈，將為埃爾多安在伊斯坦布爾的一些關鍵基礎設施項目再融資27億美元。如果土耳其能夠真心實意地融入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中，中方肯定歡迎，但土耳其關鍵的問題還是在於自身經濟結構和各方面政策的調整。中國歡迎合作，但以土耳其的體量，要靠我們紓困顯然是不可能的。

如何破解僵局，土耳其領導人似乎仍然沒有好的辦法。在面對公眾的演講中，埃爾多安並沒有表示如何應對當前困局，儘管“喊口號”式的表示自己的信心：“他們曾經試圖用坦克、飛機和軍事政變打倒我們，現在則試圖用金融和匯率打倒我們。但是我們會越挫越勇。”但是埃爾多安自己都顯得無計可施：“這一切都將過去……他們也許有美元，但是我們有真主和人民。”

（觀察者網版權所有，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