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虹市首富》反觀國產喜劇電影失“笑”的困境_風聞

儘管對於《西虹市首富》是否是“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根正苗紅”的第四部影片，目前尚有不同聲音；但若將其定性為一部具有典型“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特徵的商業類型片，恐怕並無太多爭議。的確，“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自2015年9月的《夏洛特煩惱》登上銀幕以來，既獲得了票房上的商業成功，也出現了《驢得水》這樣贏得高口碑的精品佳作。“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實際也是2010年以來，中國電影票房踏上百億門檻之後，在喜劇電影領域進行商業類型探索的最為典型的代表，在其身上所折射出的種種相關症候，也是我們進入這一問題的有效路徑。

國產喜劇電影對於早在世紀之交就開始的我國電影行業的市場化、產業化改革，也有着特殊的意義。從1988年的“王朔年”開始，國產喜劇電影就開始作為中國式的商業類型探索，在當時只是最初萌芽階段的電影市場中進行不斷的嘗試。由王朔作品改編引發的，有王朔風格的喜劇電影實踐在十年之後的1997年，在最終落地為由《甲方乙方》開啓的“馮氏喜劇”的同時，也開闢出了“春節檔”這一內地第一個真正市場化意義的檔期概念。

不僅如此，那一時期的國產喜劇電影也呈現出了足夠的豐富性特徵。以《臨時爸爸》《爺倆開歌廳》《賺它一千萬》《編外丈夫》《孝子賢孫伺候着》《飛來橫福》等為代表的，同樣具有鮮明北京地域特徵的，陳佩斯系列的喜劇電影也取得了巨大的階段性成功。在實際影響力上其也並不遜色於“馮氏喜劇”，在商業類型意義上，《賺它一千萬》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經具備了今天的《西虹市首富》的很多特徵。

然而，由於新世紀以來，中國電影市場化、產業化改革步伐的不斷加速，院線制隨着我國商業地產在三四線城市和廣大縣級市的一步步落地生根，數以億計的40歲以下的，未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不穩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羣開始走進影院，成為中國電影的新的影院觀眾，僅在2017年當年，這一數字就接近2億。中國電影觀眾數量在短時間內的迅速暴漲，也帶來了極為複雜的行業影響，國產喜劇電影自然也不會例外。

具有超長生命週期的“馮氏喜劇”的失效，就是最為顯著的例證。從《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等一直到《非誠勿擾》系列，“馮氏喜劇”的“笑”的機制逐漸喪失了曾經橫跨大江南北的廣闊的涵蓋能力，海量新的電影觀眾並未在其中獲得喜劇性的觀影認同。“馮氏喜劇”也在中國電影票房站穩百億門檻後，悄無聲息地退出了由其所開創的“春節檔”。

這並不是個案，包括趙本山、小瀋陽師徒也曾在2010年前後試圖在小品和電視劇的巨大成功基礎之上進軍喜劇電影，同樣具有超長生命週期風靡一時的趙本山式喜劇機制，並沒有如想象中被成功地複製到喜劇電影之中。與《西虹市首富》檔期相近的《猛蟲過江》就是最新的例證，在演員結構重合，甚至擁有相同的女主角和男配角的情況下，幾近沒有引起太多關注就悄然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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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屌絲男士》系列、《煎餅俠》、《縫紉機樂隊》等脱胎於網生綜藝的大鵬（董成鵬）系列喜劇電影，和由“開心麻花”IP系列衍生出的《夏洛特煩惱》《驢得水》《羞羞的鐵拳》和將在國慶檔上映的《李茶的姑媽》等，這兩個完全不同脈絡的喜劇電影，新世紀以來卻逐步發展壯大，在當下已經是各具風格的主流類型的代表。

尤其是“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頗具反諷意味的是，和“馮氏喜劇”一樣，其恰恰也以“賀歲舞台劇”也就是“賀歲”概念出發，得益於從2003年至今15年間，20餘部代表作品在橫跨一二三線的40多個城市的，超過2000場的大劇場演出所積澱的寶貴經驗，對於喜劇電影的“笑”的機制，有着更為接地氣兒的直接觸碰，使其得以以目前每年一部的速度推出質量相對穩定的喜劇類型電影，這種儲備和積澱則即便是徐崢、陳思誠等目前已各領風騷的其他風格的喜劇電影脈絡也不可能具備的優勢。

但正如前文所述，《西虹市首富》的最大爭議，就在於其不同於之前的《夏洛特煩惱》《驢得水》《羞羞的鐵拳》和即將上映的《李茶的姑媽》，並不是來自於“開心麻花”的既有舞台劇IP，而是直接購買環球影業1985年電影《釀酒師的百萬橫財》的版權進行本土化改編。當然，購買在其他電影市場上得到驗證的成熟IP本身並沒有原罪，在《我不是藥神》中也同樣可以能找到2013年《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的影子。如能經過充分調試，完成有效的本土化改編，未嘗不是成功的商業類型翻新。《西虹市首富》在這個意義上，還是達到了一部合格的商業喜劇類型電影的各項基本要求，特別是有可能創造“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票房紀錄的亮眼表現，也充分説明其對近年來數以億計的40歲以下的，未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不穩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中國電影的新的影院觀眾的適應性。

儘管票房並不能説明一部影片的所有價值，但能否通過喜怒哀樂、家長裏短的商業類型的定製生產，來收割觀影羣體的最大文化公約數，而不是動輒訴諸高概念、高卡斯、大投入、大IP的視覺特效大片，則充分説明一國影視領域的文化工業的平均水平。

對於新世紀以來在市場化、產業化改革過程中，繳納了昂貴歷史學費的中國電影來説，這何嘗不是一個頗具意味的節點。當然這一節點並不是只有《西虹市首富》一個標識，同在暑期檔的《動物世界》《我不是藥神》《狄仁傑之四大天王》等不同類型的影片，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展示着這個行業正在一點點獲得的進步和成熟。

誠然，在中國電影史上，早在1930年代，就有“王先生”系列等犀利展現小市民階層日常遭遇的現實題材的經典喜劇電影。就我國而言，現實題材的喜劇電影，是現實題材影片的一大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嬉笑怒罵進入現實亦是喜劇電影的獨特優勢。同樣，也正是由於喜劇電影需要進入現實，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直接觸碰相關的價值觀問題。喜劇電影的“笑”的機制，除了通過誇張、反諷的表演之外，劇情上也需要儘可能使電影觀眾獲得智力上的相對優越感、和道德上的相對制高點，而穩定、清晰的價值觀內核則是喜劇電影的“笑”的機制的宣泄、釋放效果得以完全展開的基礎。

“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其對當代喜劇電影的“笑”的機制背後的複雜社會心理的持續性深度挖掘，這是其近年來持續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但《西虹市首富》的最大症結，也正在於其在價值觀上的滯後。《西虹市首富》最終要表達的愛情高於金錢的核心價值固然無可非議，但是在關於愛情的兩性關係的情節搭建過程中，卻依然停留在上世紀80、90年代好萊塢電影、香港電影的老套類型、模式。而由於各自社會觀念的進步，今天的好萊塢電影、香港電影早已不敢再對兩性關係中的女性角色，進行類似的物化表達和呈現，都已經明確摒棄了這一類價值觀。

不可否認，對於近年來數以億計的40歲以下的，未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不穩定，且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中國電影的新的影院觀眾來説，上世紀80、90年代好萊塢電影、香港電影的某些老套類型、模式，確實依然奏效，在三四線城市和廣大縣級市依然可以起到不錯的市場效果；但顯然，對於國產喜劇電影乃至中國電影的類型創新而言，不能僅僅停留在滿足於票房成功這一階段和層次。

近年來，以“開心麻花”系列喜劇電影為代表的，既包括暑期檔的《動物世界》《我不是藥神》《狄仁傑之四大天王》等，也包括《戰狼2》《紅海行動》等一批不同商業類型的較高水準的影片的不斷湧現，在説明我國影視領域的文化工業加工能力已經初具規模的同時，《西虹市首富》的出現也無不在昭示着國產喜劇電影乃至中國電影的類型創新仍然面臨着結構性的行業困境。下一步，國產商業類型電影能否在價值觀上有所突破、升級，無疑就是國產喜劇電影乃至中國電影在類型創新上能否再上新台階的關鍵一環。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媒介之變”，ID：mediachanged）